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4]
卡彭铁尔拥有法俄血统，出生于瑞士洛桑，但他一生都坚称自己出生于古巴哈瓦那——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定居哈瓦那，那里是他成长的地方。他是“非洲—古巴”运动的创立者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古巴文化中的非洲元素得以在艺术中呈现，尤其是诗歌和音乐。卡彭铁尔本身受过音乐教育，同时对帕尔纳斯派先锋主义了然于心，撰写过音乐、绘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同时为“非洲—古巴”芭蕾和音乐剧创作剧本。他积极投身反对总统格拉多·马查多的政治运动：这位总统擅自修改宪法以延长任期，迫害异己，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卡彭铁尔于1928年转战巴黎，在那里加入了安德烈·布勒东领导的超现实主义阵营，涉入了其中的一些争论。他仍不忘创作音乐剧，甚至写了一些糅入“非洲—古巴”元素的诗歌及一篇短篇小说（以法语创作和出版）。
在一部“非洲—古巴”风格的小说中，卡彭铁尔试图融入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新元素。故事发生在哈瓦那城郊的一处黑人聚居区，人们以生产蔗糖为生。这是一部地域主义小说（大地小说），聚焦古巴的主要工业生产和乡村风貌。主人公梅内希尔多·古埃是个年轻的黑人，为争夺心上人杀死了另一个黑人，被判在哈瓦那入狱，随后在监狱里的一次非裔古巴帮派斗殴中丧命。情节的推进夹杂着时断时续的场景描摹，中间不加介词或任何过渡性连接，模仿了蔗糖工厂机器的沉沉轰鸣或仪式音乐的节奏。书中的黑人用自己特有的方言对话，作者选择用拟声词加以模拟。小说有一段极为详细的某一帮派入伙仪式的描写，甚至再现了仪式上所使用的物件和祭品。这部作品名为《埃古—扬巴—奥》（源自非洲的某种语言，意为赞美基督耶稣），有人种学论著的味道。小说最先在马德里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反响平平；成名后卡彭铁尔视其为一次失败的尝试。或许《埃古—扬巴—奥》的确不算成功，但它使拉丁美洲小说家的创作脱离了现实主义小说美学传统的桎梏。
相较之下，阿斯图里亚斯的运气则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沉淀了近二十年，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总统先生》（1946）。阿斯图里亚斯拥有玛雅和西班牙血统，童年经历了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暴戾的独裁统治，全家被迫从危地马拉城搬往乡下。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印第安文化；后来，阿斯图里亚斯在索邦大学系统学习了玛雅文化，真正了解了它。他从法语翻译了玛雅圣书《波波尔·乌》，并于1930年出版了短篇神话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后者大获成功，甚至请到保尔·瓦雷里作序。这部作品使阿斯图里亚斯蜚声世界，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拉丁美洲文学需要从自己的文化里吸收养分，发出有别于欧洲文学的声音。与基罗加的作品类似，这部杰作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短篇小说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与卡彭铁尔一样，阿斯图里亚斯也创作小说，故事基于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的独裁统治，融入了先锋派诗歌和艺术的创作手法（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总统先生》问世后，几乎立即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成为另一种文学子门类“独裁小说”的开山之作（当然，也有人将《法昆多》视为独裁小说的源头）。
《总统先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国度。尽管小说基于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及其党羽的独裁统治写就，整本书却并未出现任何真实人物的姓名。这是一篇亦假亦真的作品，人物的性格被艺术放大，显得怪诞不经，但全书又有种假面舞会的氛围，一些场景看上去就像是一场噩梦。这一切都得益于作者精湛的语言功力：用词的刻意重复、同义反复，以及大量拟声词的运用。小说开篇写道：“……发光吧，发出明矾之光，撒旦，发出你腐朽之光！”这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让人联想到无意识的自动书写，或潜意识下的随意写作。书中的暴君十分残暴，像从巴洛克式“圣礼剧”中走出来的人物，各种罪行在这场寓言式的独幕剧中上演。书中有不少罗马天主教隐喻，大都以戏仿的方式处理。卡拉·德·安赫尔（意为“天使之脸”）为人狡猾卑劣，他身上兼有美貌与毒辣，惯于利用他人的性欲望为自己牟利。《总统先生》是一部根植于现实的作品，书中描绘的暴行没有明确的源头，暴行经常是无理由的、地方性的。暴虐在小说中似乎获得了某种美学张力，成为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嗜好暴虐，并在此过程中消耗了自己）。神话元素在阿斯图里亚斯的下一部小说，或许是他的代表作《玉米人》中更为突显，故事取材于玛雅文化，人物描写摒弃了现实主义的惯常写法。在这一点上，《玉米人》甚至赶超了《总统先生》。
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五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根廷，1899—1986）、卡彭铁尔、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1909—1994）、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巴拉圭，1917—2005）和胡安·鲁尔福（墨西哥，1918—1986）——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写作手法一脉相承。必须说明的是，这群作家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卓越。这尤其体现在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和鲁尔福三人身上。奥内蒂和罗亚·巴斯托斯发现了现代主义写作，从中吸收了一些技巧。奥内蒂于1980年在西班牙荣获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也是西班牙语世界的最高文学荣誉。他是拉丁美洲作家中最早视威廉·福克纳为自己的创作导师的。他最著名的小说是《造船厂》（1961），但《短暂的生命》（1959）同样为世人熟知，收获了广泛认可与好评。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多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个故事。他还虚构了一座自给自足的圣玛丽亚小城。奥内蒂的作品有一种宿命感和毁灭感，令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路易·费迪南·塞利纳[35]。
相较之下，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更具实验性，这尤其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我，至高无上者》（1974）中。他于1990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在暴君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迫害下，罗亚·巴斯托斯多年在外流亡，起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是巴黎。他心系巴拉圭瓜拉尼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其中很多印第安人不懂西班牙语），因此很多作品以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征服为主题。在《我，至高无上者》中，罗亚·巴斯托斯遵循阿斯图里亚斯的独裁小说和萨米恩托《法昆多》的写作范式，聚焦于巴拉圭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1814—1840年在任）。小说也是对巴拉圭本国总统斯特罗斯纳的有力影射。同时，这部作品也细致探索了写作与权力的关系，遵循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奥内蒂与罗亚·巴斯托斯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输后来的“文学爆炸”作家。
鲁尔福是一个乐于隐居、不求闻达的作家，有一定的自我毁灭倾向，狂热追求艺术的完美和表里如一。他一生只出版了两本很薄的书，均大获成功。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1953）是拉丁美洲短篇小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足以与基罗加、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和卡彭铁尔的作品比肩。另一部小说《佩德罗·巴拉莫》（1955）则被很多人视作拉丁美洲最好的小说。故事背景是墨西哥革命（1910—1917）后的乡间。虚构小城科马拉（Comala，“comal”是墨西哥当地一种煎玉米饼的饼铛）被庄园主佩德罗·巴拉莫统治，他掌控着所有人的命运，唯有一件事情始终折磨着他，那就是他对苏珊娜·圣胡安的爱。他的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回来寻父，在发现的一座乡村里，他听到了断断续续的讲述（有些是已经死去的人的独白），了解了祖先和这片土地的不幸。《佩德罗·巴拉莫》复杂、深刻且凝练，有着福克纳的影子，也有人读出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味道。和福克纳笔下战后的美国南部一样，科马拉是经历了剧烈动荡后的墨西哥农村，这种动荡激发出了人性中的暴力。鲁尔福用文字无奈地勾勒出了这座死寂之城。
鲁尔福的叙事风格严酷刻板，与这座虚构小城的幽闭氛围及主人公们的态度相得益彰。科马拉是一块多石的区域。故事的最后，巴拉莫临死时，他的身躯像一堆石块轰然倒塌。在胡安·普雷西亚多寻父的过程中、在佩德罗·巴拉莫的父权式统治中、在土地与人的关系中，均暗藏着神话的隐喻。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完美传递鲁尔福的语言，因为书中嵌入了太多墨西哥当地的、根植于古西班牙语的话语模式。恐怕只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福克纳能够与鲁尔福一样，成功钻入自己语言的深处，创造出独特的文字和虚构的世界。
《埃古—扬巴—奥》出版后，卡彭铁尔直到16年后的1949年，才出版了另一部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在那段时间，卡彭铁尔重塑了自己的创作理念，采用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不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更对后世拉丁美洲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长远影响。他发现，拉丁美洲的历史非常适于融入本土文学创作，从大发现和西班牙征服时的文献，到藏有庞大历史文献的图书馆和资料库。在历史长河里，不乏各色人物（其中许多是小人物），小说家对他们的行为怀有最大的兴趣。卡彭铁尔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讲述了古巴音乐史，在为此书撰写所做的研究中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他同时发现，这些文献资料虽以古西班牙语写就，至今读来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适宜糅入到当代行文之中。
《这个世界的王国》以海地革命为叙述背景。在海地，非洲与欧洲文化剧烈碰撞，卡彭铁尔“神奇的美洲现实”理论得以充分施展，随后发展为“神奇的现实”这一创作理念。在一幕冲突中，造反的黑人奴隶马康达尔被法国殖民军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黑人相信，通过某种神奇的魔法，马康达尔会变成一只大鸟，毫发无损地从火中飞走。不过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全书基于复杂的数字结构，事件发生的日期，甚至章节数都蕴含深意。在自序中，作者表示，这种数字结构在写作中完全是无意识的，是神奇的美洲现实自发阐释的结果。尽管他在自序中对超现实主义大加批判，这种声明本身却是超现实主义的某种表现。20世纪40年代，卡彭铁尔还创作了一系列类似的短篇小说，随后于1958年结集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