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3]
基罗加的一生充满坎坷：父亲死于狩猎事故，继父和妻子都选择了自杀；他本人也在罹癌多年后，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基罗加曾在巴黎度过了一段重要时光，后来选择回到阿根廷北部米西奥斯内斯省的热带丛林度过余生。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煽情的语句和本土化的描写，多的是严酷、悲观、惊悚的主题和病态的死亡。《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于1917年问世，《大森林的故事》于次年问世。基罗加的小说直面拉丁美洲暴力、混乱的自然和人文图景，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精致美学被搁置在一边。基罗加被认为是大师级的小说家，为后世作家所敬仰和模仿。
拉丁美洲的自然和人文图景是20世纪上半叶小说创作的背景，此时的小说视角广阔，以冒险题材为主。基罗加或许影响了其中一些小说家，但这些作品的美学宗旨与基罗加所秉持的颇为不同。它们普遍遵循19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准则，对小说界现代主义的转向视而不见；多着眼于本国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尤其是地理上的特征，主张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创作。这些作家认为，土地（即自然）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属性，是各国社会和政治命运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创作的小说被形象地称为“大地小说”。这些作家心中怀有一项人类学使命：通过研究民俗、方言、信仰、神话，甚至民间诗歌，探寻各自国家的文化，并对其做出全面的文化阐释。这些作家（多来自首都城市）还会主动去往乡间体察民俗（正如他们的前辈——风俗主义作家在19世纪所做的一样），但这一次，得益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他们采用了更为精巧的创作手法。
在现代拉丁美洲文学中，小说是各国，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找寻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学载体。这一趋势随着萨米恩托和罗多（及其《爱丽儿》的大获成功）而兴起。不久后，著名学者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代表人物有多米尼加散文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墨西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萨穆埃尔·拉莫斯等。这一趋势随着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孤独的迷宫》（1950）及古巴诗人何塞·莱萨马·利马的《美洲表达》（1957）达到高峰。帕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将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视作野蛮的墨西哥之父，将其印第安情妇、翻译马琳切视作被蹂躏的墨西哥之母。这一分析被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论文及其他体裁中关于探寻国家身份的主题虽略有降温，但在20世纪上半叶，依然是拉丁美洲文学主要的创作方向，尤其体现在小说中。这些作品包含很长的分析，貌似基于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如民族志那般（实际上，这些作家很少远离他们的故乡）。
对乡村的研究可能让人意识到，堕落城市的积弊需要清除，田园诗般的场景也不禁让人追忆起古典的旧时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地小说”在拉丁美洲大为盛行，此类小说在各国层出不穷。这一流派主要由三位作家引领，他们分别是里卡多·吉拉尔德斯（阿根廷，1886—1927）、何塞·欧斯达西奥·里维拉（哥伦比亚，1888—1928）和罗慕洛·加列戈斯（委内瑞拉，1884—1969）。
吉拉尔德斯早年居于巴黎，学习法语早于西班牙语。他是向先锋派过渡的重要人物，曾创办两份刊物《马丁·菲耶罗》和《船头》，为新一轮文学运动提供了主要阵地。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1926），凭借这部小说，他创造了一个阿根廷的文学神话，一个老高乔人的神话。小说可视作对阿根廷蓬勃发展的畜牧业的一曲颂歌（吉拉尔德斯家族就是借由畜牧业起家并富极一时的），主人公老高乔人堂塞贡多是草原上的智者，从常年牛仔般的游牧中习得一身本领，并将一切传授给一位从城市来的年轻人。
《堂塞贡多·松布拉》是一部成长小说、一部教育小说和一曲挽歌。它令人联想起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特意介入了史诗中触及的关于阿根廷人性格的讨论。小说结尾，堂塞贡多骑马翻山离去，而叙事者，那个年轻人（已同他父亲一样，成为庄园主）写道，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自己无限悲伤。堂塞贡多对自己的这位高乔接班人说道：“坚强点，孩子！”潘帕斯草原的生活，强健了阿根廷人的灵魂。但是《堂塞贡多·松布拉》的影响力超越了阿根廷本土，这不仅因为拉丁美洲读者都能够在主人公的民间智慧和坚忍性格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且因为小说有诸多的美学价值，尤其是抒情性。
诗人里维拉一生漂泊，醉心于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中的颓废元素；他生命短暂，常为病痛折磨，创作了一部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小说《旋涡》（1924），他对此耿耿于怀。作为一名律师，他被派遣参与决断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国界线的纠纷，走入原始丛林探察情况。在那里，橡胶工人严酷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环境深深地震撼了他。这段经历，或许还有欧洲探险家的著作（甚至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成为他日后创作《旋涡》的灵感源泉。主人公阿图罗·科瓦与情人逃到了丛林，只找到了野蛮和疾病肆虐的世界。他在幻觉中写下了据称会成为这篇小说的文字。情节使他逐渐进入无法逃脱的热带地狱。最终，正如小说末尾所写的那样：“林莽吞没了他们。”
里维拉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擅于描摹野蛮的大自然，人物间冷酷无情的关系在他的笔下缓缓铺展。其中一位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引诱科瓦的迷人女性，给读者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主人公感觉自己正沿着一条向下的道路一路沦陷，脑海中对事物的判断完全失衡。《旋涡》与《堂塞贡多·松布拉》不同，后者更加理想主义，而前者对人物和自然的刻画更为残酷而现实。这部小说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一次反抗，在“大地小说”这一门类中另辟蹊径，创造出被称为“丛林小说”的子门类。
所有的“大地小说”中，最典型的当属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1929）。《堂娜芭芭拉》是与拉丁美洲文学传统契合度最高、对后世创作影响力最深远的作品之一。加列戈斯通过塑造女主人公堂娜芭芭拉，留下了一个比吉拉尔德斯笔下的堂塞贡多·松布拉更广为人知的文学形象。小说的出版立即为加列戈斯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也是拉丁美洲的小说家第一次被世界文坛认可。加列戈斯曾任教师，他推行普及教育，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反对委内瑞拉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1909—1935年在任），因此被迫流亡美国、墨西哥等国。1948年，在短暂的民主时代，他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年内即被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的军事政变推翻，后者实行铁腕统治直至1958年。加列戈斯曾旅居古巴、美国和墨西哥，备受各国人民爱戴。在墨西哥，《堂娜芭芭拉》被改编成电影，由墨西哥女影星玛利亚·菲利克斯领衔主演。
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展现了拉丁美洲文化中的核心议题——文明与野蛮之争，这一冲突最早出现在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中。作者给女主人公取名“堂娜芭芭拉”，喻义不言而喻[34]；而男主人公名叫桑托斯·卢萨多（Santos Luzardo），“luz”有“光明”之意。堂娜芭芭拉是委内瑞拉大平原上一座牧场的女主人，但这座牧场是她通过巧取豪夺、侵吞他人资产，甚至利用美貌得来的（她因此有“男人杀手”的绰号）。卢萨多是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人，也是一名律师，为夺回土地从加拉加斯远道而来。他与堂娜芭芭拉之间的交锋，逐渐演变成爱情。他希望运用法律和带刺的铁丝网终结随意夺取牲口的不法行为，力挽地方当局的腐败局面，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在堂娜芭芭拉手下的男人们眼中，他只是个没用的城里人，但他用娴熟的驯马技术征服了这群人。最终，他获得了胜利。
堂娜芭芭拉所代表的“野蛮”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这让加列戈斯笔下体现自由意识形态的男主人公相形逊色。无论如何，尽管小说中的人物设置略显平常，但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冲突颇具神话色彩，围绕牧场牲畜身上的烙印、带刺铁丝网圈住的土地而展开。法律在这些野蛮的事物面前似乎丧失了效力。《堂娜芭芭拉》历经时间洗礼，不断被一代代作家读出新的意味。尽管随后又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同样具有文学冲击力的作品，加列戈斯本人似乎对自己文笔的独特性并未察觉。
与“大地小说”相伴而生的，是墨西哥革命小说。墨西哥革命推动了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并由此催生出深具影响力的壁画艺术。墨西哥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小说，从革命萌芽期开始，持续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60年代。这些小说依然遵循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但将史诗般的革命历史事件融入其间。譬如，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86）创作了冗长的、类似纪事文学的小说《鹰与蛇》（1928）及《元首的阴影》（1929），描摹了墨西哥革命及随后政局的混乱局面。墨西哥革命小说写作的佼佼者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创作的《在底层的人们》（1915），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典范之作。
阿苏埃拉原本是一名医生，跟随潘丘·比利亚的分支部队，在胡利安·梅迪纳手下工作，成为一名战地医生。后来，他被流放至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在那里写下了《在底层的人们》。故事讲述了贫苦农民德梅特里奥·马西亚斯如何参与武装队伍，揭竿反抗联邦主义者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的故事。联邦主义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马西亚斯的队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每攻克一座城镇，同样烧杀抢掠，将一切教条抛诸脑后。最后，马西亚斯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目标可言，在一个著名场景里，他将自己比作被扔往山谷的一块石子，东弹西撞，最后免不了触底的命运。阿苏埃拉叙事娴熟，笔法冷峻，动作描写精湛到位。回到墨西哥后，他广受追捧，被授予各项文学荣誉。他的写作地位在墨西哥无人能及，《在底层的人们》与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并列成为墨西哥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在整个拉丁美洲文学界同样是佳作。
总体而言，此时的拉丁美洲小说受19世纪现实主义的约束过多：以第三人称叙述，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和资产阶级的视角，遵循尽力模仿和因袭、避免创新的写作宗旨，坚持一以贯之的线性叙述。冲出惯性牢笼的唯一方法，是让非主流的民间文化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