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主义 [12]
想象可能正在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的思想深度蕴藏着神奇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大表面的力量，或者说能够战胜表面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种力量先截留下来，若有必要，再让我们的理智去控制它。[167]
但这如何才能做到呢？我们如何——打个比方吧——达到一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并在艺术中有所发现？超现实主义提供的部分答案是：通过对身体疲劳、药物、饥饿、梦境和精神疾病的“科学”探索（从乔治·德·基里科[168]、雅克·瓦谢[169]和雷蒙·鲁塞尔[170]，直到杰克·凯鲁亚克[171]、威廉·S. 柏洛兹[172]、托马斯·品钦等很多人的一个英雄谱系）。很多超现实主义者试图置身于这种调查模式（有时会取得滑稽而非科学的效果，比如罗贝尔·德斯诺斯[173]、马克斯·莫里斯[174]和勒内·克勒韦尔[175]曾经争相进入“催眠性睡眠”状态）。尤金·乔拉斯[176]的《关于夜间的精神和语言的调查问卷》（Inquiry into the Spirit and Language of Night，1938）让我们对这里所涉的主导思想有了很好的了解：
1. 你最近的典型梦境（或是白日梦、清醒——睡眠幻觉幻象）是什么？
2. 你在所处的集体无意识中是否曾观察到任何祖先神话或象征？
第三个问题很可能受到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影响，这本书曾被节选刊登在乔拉斯的杂志《变迁》（Transition）上：
3. 你是否曾感到需要一种新语言来表达你的夜间思想？
对此，T. S. 艾略特回答道：“事实上，我对我的‘夜间思想’不怎么感兴趣。”
路易斯·布努埃尔[177]曾记述过他和萨尔瓦多·达利一起为《一条安达鲁狗》（Un chien Andalou，1929）（图9）撰写剧本提纲，这是早期超现实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欢快热闹的例子：“一天上午，我们把自己的梦境告诉对方，我决定，我们想要拍的电影就以它们为基础。”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找到一个情节”。那部电影真的即将开启超现实主义影像了，因为任何形式的理性秩序都绝无可能。“达利说：‘昨天晚上我梦到我的双手上爬满了蚂蚁。’我说：‘我梦到我把某人的眼球切成了两半。’”那就是电影开始的情节。不过两人都在主动克制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写作的方式是记录下进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抛弃所有那些似乎带有文化或教养痕迹的想法。”出乎意料和摆脱压抑是主要标准——因为这些，才有了钢琴上的驴子这个绝妙的场景。
图9 萨尔瓦多·达利/路易斯·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1929）。比起手术台上的雨伞和缝纫机那个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范例，这个场景要风趣得多
例如：面对想要袭击她的男人，女人抓住了一个网球拍自卫。于是他环顾四周，想找东西还击，（此时我对达利说）“你看到了什么？”“一只飞翔的蟾蜍。”“糟透了！”“一瓶白兰地。”“不怎么样！”“好吧，我看到两条绳子。”“这就对了，但除了绳子还有什么？”“他在拉绳子，然后掉下去了，因为下面有很沉的东西。”“嗯，掉下去这个想法很不错。”“绳子上拴着两只晒干的大南瓜。”“还有什么？”“两个圣母会修士。”“对，两个圣母会修士！”“还有什么？”“一座加农炮。”“不好！应该是一把豪华扶手椅。”“不，一架三角钢琴。”“好极了，三角钢琴上有一头驴……不，两头腐烂的驴。”“太棒了！”
布努埃尔后来受邀去见超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布勒东，后者告诉他自己看过了那部电影，很喜欢。但是：“那是一桩丑闻。资产阶级都很仰慕你……你现在要做出决定，到底站在哪一边？”如今这听来像是个玩笑，“但这简直就是悲剧。接下来的几天，我认真考虑过自杀”。
审视一个简单的超现实主义物体，比如梅雷·奥本海姆[178]1936年制作的毛皮茶杯，作品的标题是《客体：裘皮的早餐》［Objet: déjeuner en fourrure，这是布勒东为它起的标题，为了让人们想起爱德华·马奈的画作《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和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179]的著作《穿裘皮的维纳斯》（Venus in Furs）］。托盘、茶杯和勺子（全来自一价商店）都覆盖着毛皮。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它被看作女性生殖器的令人失望的替代品，这毫不奇怪。弗洛伊德在他有关恋物癖的著作中，写过“一种对目睹阴毛的固恋，随之而来的本该是渴望看到女性的阴部”。在他看来，女性缺乏这种固恋便会导致阳具妒羡。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这种理论有事实根据，都可以据此把超现实主义物体看作象征范畴的越界者，被布置成“常见之物的疯狂形式”。因此，奥本海姆的《我的护士》（Ma Gouvernante，1936）（图11）在真实层面和隐喻层面上组合了鞋，羊排，恋足癖，束缚，鞋面朝下、两腿（鞋跟）撩起的挑逗意味，阴道的意象，如此等等。艺术家后来说，这个作品让她想到了在寻欢作乐时紧紧挤在一处的大腿。曾在1934年与她有过一段婚外情的马克斯·恩斯特把妻子的白鞋送给她，供她完成了原始版本。但1936年该作品在巴黎展出时，恩斯特夫人把它砸了。
超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了很多这种令人困惑的隐喻性变形，例如，在勒内·马格里特[180]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种变形：
在其中的一件作品［《红色模型》（Le Modèle rouge）］中，一双靴子变形为人的双脚，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效果，无疑在提醒我们，它们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毛皮。从心理学角度被分析得最详尽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并因为它最容易辨认的梦幻现实主义形式而最受欢迎的，是达利的作品；他在1919年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同年创作了《阴郁的游戏》（Le jeu lugubre）（图10），画中有溅满屎的短裤和暗示着手淫的大手。标题是诗人保尔·艾吕雅[181]建议的。这是达利当时专注的性欲和性欲倒错思考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合集”（他的传记作家伊恩·吉布森的话），其中包括“粪便、阉割、手淫（巨手与成群的蚂蚁）、阴户、形似达利父亲的头像，以及无数的其他细节”。
图10 萨尔瓦多·达利，《阴郁的游戏》（1929）。该画作自称是一部性个案史
大多数超现实主义作品对性欲的看法都是神经质、残缺、焦虑的，往往并不特别明白易懂，尽管最终的精神分析解释对其寄予厚望。大部分超现实主义活动因而专注于煽动性的、反资产阶级的性解放。人类意识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的变化。但在布勒东1929年发表其《第二宣言》（Second Manifesto）时，他已经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从前说什么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并不认可矛盾，这时却不得不说在黑格尔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超现实主义作品有助于化解矛盾。因此，目标（对于一直到后现代时期的很多法国知识分子来说的确如此）就变成了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达成和解（这或许是为赫伯特·马尔库塞[182]等人1960年代的解放运动提出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很多超现实主义者因而挪用了批评的现代精神所创造的两种极端的批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并运用它们来攻击性压抑和政治异化。因此，超现实主义艺术便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讽喻，象征着弗洛伊德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紧张。
图11 梅雷·奥本海姆，《我的护士》（1936）。作为色情和变态的隐喻的超现实主义物体
超现实主义思想也符合诗歌中长期存在的非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始自阿蒂尔·兰波[183]，经由达达主义运动的诗人们，并通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地狱里的柯拉琴》（Kora in Hell）、鲍勃·迪伦的《狼蛛》（Tarantula），以及约翰·阿什伯里[184]和哈特·克莱恩等人的作品，强势进入美国的绘画和文学传统。布勒东承认，超现实主义并未真正在英国流行起来，因为在乔纳森·斯威夫特、霍勒斯·沃波尔[185] 、安·拉德克利夫[186]、“修道士”刘易斯[187]、爱德华·利尔[188] 和刘易斯·卡罗尔[189]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它的创新属性与其内容的逻辑而非形式上的技巧有关，哪怕它使用了一切常见的现代主义手法。它提出的问题超出了现代主义的范畴：我们如何以“非逻辑”的方式交流？直接诉诸情感或“原始直觉”是否可能？对于那些能够增进我们知识的作品，我们应该尝试解读或意译，还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不过华莱士·史蒂文斯认为，“超现实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只是发明，却毫无发现”。）
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开始思考（有别于想象的）幻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应用弗洛伊德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并将其与超现实主义意象相结合的最有趣的尝试之一，是W.H.奥登最为现代主义和最具实验性的作品——1932年的《演讲者》。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有心理原因和道德象征意义（因此，如果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190]嗓子疼，那就是因为他说谎了）。在他写于1929年的《关注》（“Consider This”）中，出于心理和政治原因，资产阶级注定灭亡，此诗所蕴藏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因其自身内部矛盾的重压而土崩瓦解：
那一天的到来会比你们预想的稍迟一些；
它已迫近，与那个邈远的午后截然不同；
那时，在礼服的窸窣声和跺脚声中，
他们已为堕落少年们颁发了奖品。
你不能退场，不，不能，
即便你拾掇好行李、一小时后就要动身，
哼着曲子，这就要逃到主干公路上：
那个日子曾属于你们；神游症、
不规则呼吸和交替支配的受害者，
历经了某段焦虑的漂泊岁月，
在癫狂爆发的瞬间已开始分崩离析，
或就在某种典型性疲劳中永久地沉沦。[191]
通过把心理疾病解读为具有道德和政治的象征意义，奥登的诗歌把对个人的分析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支持对现有制度的反抗，并造就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拟临床形式，把道德抽象诠释得既具体又生动。在《演讲者》中，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