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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识读本:牛顿新传 [18]

By Root 1141 0
有超距作用的微观力来解释光与物体的关系。他严厉抨击了一切将光解释为在“运动力或压力”下的变化的努力,将其斥为“一个假设体系”。

实际上,就在牛顿写下这些的时候,他已在撰写七条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出现在两年后拉丁文版的《光学》中。可以说,这些疑问与1717年英文版《光学》第二版中加入的八条新疑问一道,构成了18世纪化学与自然哲学领域最具影响的文献。也正是在这些疑问中,牛顿回顾了他在《论重力》中所作的杰出分析,首次公开谈到了他如何理解上帝与其创造物之间的联系方式。在疑问20(即1717年版的疑问28)中,他说那虚空的空间就像上帝的“感觉中枢”;上帝能够觉察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就像人可以觉察进入其大脑里的种种形象一样。疑问23(即1717年版的疑问31)涉及面非常广泛。在这条疑问的一份草稿中,牛顿指出那位至高之神的思想“对物质的影响非常之大,胜于母亲的想象对胎儿的影响”。他回顾了给《原理》草拟的那些古典注释,并告诉戴维·格雷戈里上帝通过其秘密的临在而成为重力的直接原因。在这些草稿中,牛顿声称空间就是上帝的感觉中枢或者上帝的躯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基督教异端思想。虽然这一观点在《光学》最初采用的一些例子中有所体现,但在后来的印刷中牛顿将那句话改成空间就像上帝的感觉中枢。

这些新疑问描述了一系列化学现象,并将它们归入“主动原理”的标题之下,从而发展了牛顿在那篇扣下未发的《原理》的《结论》中所作的分析,延伸了他早期在哲学与炼金术方面的工作。这些令人惊叹的疑问将他过去四十年来从事的许多各不相同的研究活动糅合在一起。在内容广泛的疑问23的草稿中,牛顿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种种运动一直在衰减”,只有借助主动原理才能恢复运动。主动原理产生了重力,引起了跟发酵与凝结相关的无数现象。这些现象会受到普遍法则或定律的影响,而这些法则或定律才是“机械哲学的真正原理”。牛顿宣称:“除了(显然)由于这些主动原理和意志力而发生的运动之外,我们在世界上很少能遇到别的什么运动。”在这些草稿中,牛顿对比了仅仅具有惯性这一被动力的物体的性质,以及“发酵”、生命和意志给世界带来新运动的方式。他将发酵描述为一种“非常强大的主动原理,只有在[物体]彼此接近时才会作用于它们”。牛顿接着写道:“我们发现自身具有通过思想调动身体的力量,但是并不知晓支配这一力量的定律为何。”他还格外引人注目地补充道:“我们并不能说整个自然并非都是活的。”

牛顿一就任主席,皇家学会就开始定期给仪器制造师弗朗西斯·豪克斯比发薪,让他在学会每周例会上用真空泵演示实验。从1706年直到1713年去世为止,豪克斯比就毛细管作用和电致发光现象做了一系列非常出色的实验。推断起来,豪克斯比在这些实验的许多内容上应该得到过牛顿的指点。牛顿逐渐相信豪克斯比的实验证明了电力的存在,并主张电力是一种基本力量,在其他许多现象中都发挥着作用。在给1713年出版的《原理》第二版增加的《总释》部分,牛顿宣布存在“一种极其微妙但仍属物质的”“电精”,它隐藏在“一切粗大物体之中”,非常活跃,而且还能发光。

在给1717年版的《光学》所写的八条新疑问的草稿中,牛顿回顾了自己四十年前在《假说》一文中对电的解释,将大量的短程力以及与光有关的现象都归因于这种电精。他重温了对精神与身体问题的兴趣以及他的炼金术工作,进而认为这种电精将“有思想的灵魂与没有思想的身体”连接了起来,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植物生长需要考虑三样东西:生殖、营养以及养料准备”。然而,就在这些新的“疑问”中,牛顿重新引进了一种以太概念,用来解释光与热的关系。牛顿还用另一种以太来解释重力:这种以太由排斥粒子组成,因而非常富有“弹性”。这一描述与1675年的《假说》中的表述几乎一模一样。

一个狡猾而乖张的人

对于那些在牛顿面前卑躬屈膝的人来说,牛顿就是和蔼可亲的化身。然而,牛顿天性多疑,一旦自己的地位、荣誉或能力受到威胁,就会大发雷霆。这一点连他的朋友都不否认。牛顿与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关系不仅没从冷淡中恢复过来,而且于1704年恶化到了极点。是年,牛顿给弗拉姆斯蒂德送了一本《光学》,弗拉姆斯蒂德随后让他过去的助手詹姆斯·霍奇森在伦敦发表演讲,指出《光学》中含有的“错误”。另一方面,牛顿非常渴望得到弗拉姆斯蒂德的数据,以便完成自己的月球理论。他告诉弗拉姆斯蒂德他准备向安妮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建议,让亲王支持弗拉姆斯蒂德出版一份观测数据目录。弗拉姆斯蒂德后来这样写道:“我对这一主张深感惊奇,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个阴险狡猾、野心勃勃、极度贪求赞美而又容不得反驳的人。”从那以后,弗拉姆斯蒂德就铁了心肠,坚决反对牛顿的阴谋诡计。弗拉姆斯蒂德不愿让自己“完全落入他的权势之下,任由他来处置,因为此人会毁坏抓到手中的一切”。

我们已看到,在17世纪90年代晚期,弗拉姆斯蒂德就已认定牛顿深受一批“奉承者”和“赞扬者”的影响。他将这些人斥为“几个爱管闲事、傲慢自大、心怀叵测之人”。他们不停地纠缠他,催促他尽快完成目录,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止目录的完成。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牛顿给这些人看了他曾经要求牛顿不要透露的材料,而这些人又反过来利用这些数据来贬低他这位皇家天文学家。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尽管在1698到1699年的那个冬天牛顿对他大发雷霆,但在1700年弗拉姆斯蒂德还向一位通信者说牛顿“本质上是个好人,虽然本性有点多疑”。但自从1704年以后,他便一直视牛顿为一个疯狂揽权的暴君,一直在设法“破坏”他的工作。

1704年末,牛顿成立了一个专家或“仲裁”委员会,来监督弗拉姆斯蒂德的星象目录编纂工作。这一行为与后来牛顿对付莱布尼茨的手段何其相似!弗拉姆斯蒂德将这个委员会斥为牛顿微不足道的马屁精,认为牛顿试图将他工作的所有荣誉据为己有,同时却将亲王资金中本应资助他的费用扣下不发。若非如此,他应该早已完成了牛顿想要的那部分内容了。1705年牛顿受封爵士后,弗拉姆斯蒂德经常只用“SIN”[11]来称呼牛顿。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拿自己“诚实而正直”的行为与他所说的牛顿的“狡猾”、“恼人的伪装”以及“没有诚意、存心不良的行径”进行对比。

1706年4月,尽管弗拉姆斯蒂德一再抗议说那份目录尚不完全,并且将那么重要的材料交给别人是非常愚蠢的,他还是被迫交出了当时已经完成的那部分目录。为了防范起见,霍奇森将那部分目录进行了密封。牛顿认为此举有怀疑他的诚实之嫌,因此感到很不高兴。根据弗拉姆斯蒂德的说法,牛顿此时便开始指责他愚蠢糊涂,蓄意破坏自己的工作。同时,弗拉姆斯蒂德也在私下抱怨牛顿变得越来越刚愎乖张,而且不给他的工作支付酬劳。1708年3月,弗拉姆斯蒂德向仲裁委员递交了一份1689到1705年的所有观测数据。他还签了一份协议,同意移交月球观测数据以及一份经过修改的星表,其中还会带有“星等”。在后来的几年中,弗拉姆斯蒂德持续给他的星表加入新的观测数据,而且相对来说并未受到来自牛顿的干涉。在私底下,他经常谴责牛顿乖张而“狡猾”,散布他对牛顿光学和重力著作的指责性评论。

1710年12月,两人之间的短暂休战突然结束了。这一月,弗拉姆斯蒂德接到安妮女王的一道正式命令,告知他为了提高航海技术,将由一个以皇家学会主席为首的监理会来监督指导天文台,该监理会有权要求皇家天文学家每年递交上年的所有观测数据。让事情更加恶化的是,弗拉姆斯蒂德于次年春天听说牛顿要求他提供某些星座的星等,而这些星座并没有包含在他之前交给牛顿的那份星表中。这表明牛顿并未遵守承诺,私自拆封了那份星表。他对牛顿的可鄙行为产生了警觉。更让他惊恐的是,他发现他的著作(《不列颠天空的历史》)在没有他的补充的情况下竟然正在印刷。他认为这一行动“是最胆大妄为的企图之一”。1711年3月底,他被告知他的星表正由哈雷“料理”,从而证实了他的担忧。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弗拉姆斯蒂德又被要求校改哈雷印刷的书页。他对此深感羞辱,于是决定推出自己的版本。

1711年10月,在皇家学会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事情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牛顿主动提出维修天文台的仪器,暗示这些仪器是国家的财产,而非像弗拉姆斯蒂德坚持所说的那样是他自己的。从弗拉姆斯蒂德后来愉快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牛顿当时完全失控了,他

勃然大怒,对我恶语相加,措辞之恶劣为我平生仅闻。我没有回应,只是希望他能平静一点,不要那么激动,并感谢他给了我那么多荣誉称号,并告诉他迄今为止上帝一直都在眷顾我的工作。

根据弗拉姆斯蒂德的记述,牛顿骂他的最好听的一个字眼是“小狗”。牛顿问弗拉姆斯蒂德在接受国家资助的近四十年光阴里都干了些什么。勇敢的皇家天文学家则反问牛顿,作为造币厂的厂长,他究竟做了什么,也配领五百英镑的年薪。更糟的是,弗拉姆斯蒂德还提到,有人说牛顿《光学》中的一段话(大概就是那段没来得及改正的关于上帝的感觉中枢的话)表明牛顿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还声称牛顿及其党羽是一群强盗,牛顿则反过来骂弗拉姆斯蒂德妄自尊大,傲慢无礼。次年,哈雷编辑的《不列颠天空的历史》出版,书中几乎不加遮掩地抨击弗拉姆斯蒂德在发表观测数据过程中的表现迟缓怠惰。弗拉姆斯蒂德在痛苦中又度过了十个年头,而接任其皇家天文学家一职的竟是被篡改的《不列颠天空的历史》一书的编辑哈雷。

伤透了莱布尼茨的心

德国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也是牛顿在智力较量中的敌人,他比弗拉姆斯蒂德等人要厉害得多。他可以说是当时唯一能与牛顿在智力上匹敌的人。莱布尼茨分别于1673和1676年访问英国。在他第二次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已经创立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微积分,而且已有十年之久。在此阶段,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关系良好,这一点可从牛顿1676年写给莱布尼茨的两封信中看出。1684年,莱布尼茨发表了微分与积分的法则。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牛顿已先他创立了微积分(虽然柯林斯曾经在他第二次访问伦敦期间给他看过牛顿的《分析法》一文)。17世纪末,法蒂奥撰文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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