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牛顿新传 [17]
此后不久，牛顿又寄给洛克一篇文章，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经文，“因为篡改经文的企图有过许多，且其中有一些已经得逞，这是不足为奇的”。根据牛顿的看法，所有这些讹误最初都是天主教徒所为，“然后为了使这些篡改合理化，为了宣扬它们，［天主教徒］便指责异端和过去的阐释者，就好像古人正确的阐释和翻译反倒是讹误一样”。那个时期的学者在一个个可耻的行为之间来回摇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自由：博学者在翻译原作者的著作时肆意修改而不脸红，并且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好像进行忠实的翻译反倒是一桩罪行似的。”新教徒现在也在参与犯罪。牛顿很伪善地告诉洛克，他之所以“提到”这一切诡计，“是因为我对虚伪的骗子深恶痛绝，是为了让基督徒出于羞耻而放弃这些做法”。
精神崩溃
在1692年以及1693年初，牛顿与法蒂奥·德·杜伊连尔交往极为密切。法蒂奥编造故事纠缠这位老人，说他的一位朋友炼出了一种丹药，服用一剂就有非常奇妙的疗效。在一封信中，法蒂奥要求牛顿投资一大笔钱来开发并推销这种丹药。1693年初夏，牛顿好几次从三一学院前去伦敦，大概就是为了和法蒂奥商量此事以及其他事务。7月的时候，牛顿出现了精神崩溃，但直到他9月中旬给塞缪尔·佩皮斯去了一封信后，他的这一痛苦经历才为人所知。这封信是牛顿在思想非常混乱的状态下写的。他在信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他从未试图将佩皮斯或詹姆士二世作为自己的恩主。他告诉佩皮斯他将不得不结束与佩皮斯的交往，甚至要与佩皮斯的一切朋友永远断绝联系。洛克也收到了牛顿一封更加令人费解的信。这封信写于肖尔迪池的一家酒吧，时间应是给佩皮斯去信的三天之后。像佩皮斯一样，洛克也是头一次听说牛顿的这些忧虑。牛顿在信中为曾经指责洛克试图用女人来“纠缠”他而道歉。他恳求洛克原谅，因为他曾希望洛克死于所患的疾病。他还为自己曾经指控洛克为霍布斯哲学理论的追随者（即唯物主义者）和称洛克在其文章中削弱了道德的基础而表示歉意。
面对这些恶劣的辱骂，佩皮斯和洛克表现出了可敬的谅解态度。实际上，没过多久，牛顿就称自己已忘了当时究竟写了些什么。对于牛顿的这种奇怪行为，人们用工作过度、水银中毒、对法蒂奥的迷恋受到压抑、未能在伦敦获得一份工作等原因来解释，但是这些理由似乎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
牛顿的思想恢复了平静、生活恢复了正常之后，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矫正他在《原理》中论述月球理论时遇到的一些顽固问题。可以说，这将是牛顿从事的最后一项主要的持续性科学活动。从1694年夏开始，他再次尝试解决月球理论问题。为了获得最新的数据，他前去格林尼治拜访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弗拉姆斯蒂德同意给牛顿看他改进后的月球观测数据，但加了一个条件：牛顿得答应不将这些数据给任何人看。牛顿声称他改进后的理论可以纠正这些观测数据，所以弗拉姆斯蒂德反过来也想得到牛顿的纠正结果。然而，牛顿可没打算平等地对待这位皇家天文学家，只是一个劲地要求弗拉姆斯蒂德按照他的吩咐提供原始的观测数据。牛顿要求什么类型、什么精度的数据，弗拉姆斯蒂德都尽量满足。但到头来，牛顿还是没能解决棘手的“三体”问题[9]。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无法在月球理论上取得进展。
后来，牛顿和弗拉姆斯蒂德彼此越来越怀疑对方。弗拉姆斯蒂德听说牛顿给哈雷和格雷戈里看了他对月球数据的“纠正结果”，而牛顿则指责弗拉姆斯蒂德提供原始数据时显得疏懒迟缓，同时对弗拉姆斯蒂德想了解他的纠正结果的理论基础也感到不快。在后来的几年中，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1698年，弗拉姆斯蒂德威胁要通过印刷物揭露：是他正在给牛顿提供观测数据，而借助这些数据牛顿就有可能改进他的月球理论。牛顿听后勃然大怒，没让弗拉姆斯蒂德发表这则消息。当时的牛顿一心扑在造币厂督办的工作上，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还没能解决月球运动的问题。牛顿告诉弗拉姆斯蒂德，他并不想被“公开地拉上舞台，卷入那些也许永远都不适合让公众知晓的东西，不想让世人期待一些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拥有的东西”。他“不愿在每个场合都被曝光”，更不愿“因为数学问题而被外国人纠缠或嘲弄，也不愿让自己人以为我将本应用于国王事务的时间虚掷在数学问题上”。两人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牢固，此后也一直未见好转。
第九章 万有之主
1696年，牛顿在首都谋求一份工作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从一位遁世者一跃而成了一名高级公务员。1696年3月19日，牛顿在三一学院的昔日同事查尔斯·蒙纳古（1700年后受封为哈利法克斯男爵）签发了一封信，确认牛顿被任命为造币厂督办。蒙纳古当时是财政部的高官，同时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不久以后，他就成了牛顿外甥女（即其同母异父妹妹之女凯瑟琳·巴顿，后嫁给孔杜伊特）的情人。作为造币厂督办（监督铸币过程的钦差），牛顿面临着好几项挑战。英国当时需要雄厚的财政储备来支持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但是，英国国内的“剪钱”行为[10]严重降低了货币的价值以及铸币的质量。另外，由于铣边新币要比“锤成的”旧币更重且含银成分更高，所以不法分子会将新币熔化后出售牟利，或将真币剪边与铜混合后制成伪币。早先有人曾就银币的问题征询过牛顿的意见，牛顿认为（由于铸造硬币的原料金属要比硬币的面值更值钱而导致的）熔化新币的灾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准许新近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就可以在短期之内减缓这一问题。牛顿还持有这样一个陈旧观点：花大钱购买外国的奢侈品既是对个人德行的侮辱，也是对国家力量的侮辱。
唯一的长远之计就是收回所有的“旧”币，大大增加造币厂生产的“新”币数量。“重铸货币大行动”将生产非常标准的、周边带有可见纹路的新币，而且全都由最先进的滚轧机制造。虽然造币厂督办先前只是一个报酬不错的闲职，但牛顿还是一心扑在重铸新币的工作上。他筹集铸造钱币所需的大量银条，并在诺里奇、约克、切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埃克塞特等地设立了临时分厂。这些造币厂生产了大量银币，不过到牛顿1727年去世的时候，流通中的银币已经为数不多了。
作为督办，牛顿还得负责检举剪钱犯和伪造硬币者，并且如果他们罪有应得，可以建议对他们实施死刑。牛顿就像当年揭发伪造经文者一样，非常投入地追查那些歹人，甚至使用的手法都一般无二。他广泛研究了剪钱与伪造硬币的技术与历史，出钱从告密者那里获得消息，寄钱给友善的证人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出庭作证。一些被投入监狱的伪造硬币者曾威胁要枪杀牛顿，而牛顿反过来对威廉·查洛纳等罪犯也毫不手软。威廉·查洛纳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前几天，恳求牛顿对他大发慈悲，但牛顿对此充耳不闻。在牛顿的打击下，剪钱和伪造硬币的行为逐渐减少，因为这项罪名被处死的人数也下降为零。
到1698年，牛顿基本上已把平素由造币厂厂长行使的职责都拿过来了。当时的厂长是托马斯·尼尔，他于1699年末去世后，牛顿就继任厂长。厂长负责监督用来铸造硬币的铸锭中各色金属的质地，还负责铸币所得收入的使用。
在后来的岁月中，牛顿有关化学过程的知识也会偶尔派上用场，尤其是在所谓的“硬币年度检验”中。所谓硬币年度检验，就是一群金匠手拿“试验”币，来检验随便选择的硬币的质量。厂长偶尔也会督促（就牛顿而言应是设计）铸造不同金属的硬币，以庆祝皇家的任职典礼或军事上的胜利。
牛顿在伦敦生活得不错，但对文学或戏剧并未表现出什么兴趣。牛顿曾告诉斯蒂克利，他一辈子只去看过一次歌剧，而且刚看了一半就跑出来了，还对自己竟然待了那么长时间感到有点纳闷。1701年，牛顿当选为国会议员，开始在国会供职，直到次年5月为止。与十多年前一样，他在担任议员期间表现平平，乏善可陈。1705年5月，牛顿再次竞选国会议员，并且再次得到了哈利法克斯男爵的支持。可是这次牛顿却输了，这让他大伤脸面。也许令牛顿多少感到安慰的是，就在此前一个月，安妮女王在前去纽马基特观看赛马期间莅临剑桥，将他封为爵士。
《光学》
1703年3月，罗伯特·胡克去世。同年11月，牛顿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不过绝非全票当选。也许胡克的去世加速了牛顿的当选过程。这次当选重新燃起了牛顿那已失去多年的对自然哲学的兴趣。虽然能够理解其《原理》的人寥寥无几，但牛顿借助这一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自己的光学观点。牛顿的《光学》出版于1704年2月，书末还附有论文《求积术》以及研究“三次曲线”的一篇论文。
《光学》主要由牛顿过去的一些论文组成。该书采用英文出版，含有大量实验，并且避免使用《原理》中那些深奥的数学论证，因此能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光学》的确含有一卷新的论述衍射的内容，不过篇幅比较短小。牛顿在这一卷（即第三卷）中还插入了十六个短小的“疑问”，论述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根本特征。这些“疑问”以问题的形式出现，表述大都采用了“引力”等《原理》式的措辞，而且与《原理》一样，也没有用到以太的概念。在给这部著作草拟的一份导言中，牛顿说一个人应该从一系列广泛的现象中推出三四个“普遍假设”，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只有从现象入手并从中推导出普遍原则才算正途，否则“你也许可以提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哲学体系，为自己博得名声，但你的这个体系比传奇故事好不到哪里去”。他在这些发表的“疑问”中，旗帜鲜明地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