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8]
柯勒律治大约在1790年，仅比查特顿早逝时的年龄大不到一岁时，写下了一首《哀查特顿之死》。诗中，他将这个男孩悲惨的命运归咎于“贫困和冷漠的无视”以及“恨麻木的心投来无尽的侮辱，/悲无望尘世间浅薄之徒”，世人和出版商的思想过于呆滞而未能识别他的天赋异禀。但是，现在他已是“天佑亡魂”，在天使中传播他的圣歌，“圣歌飞越极乐之地，/天使为之狂喜”。柯勒律治和他的朋友骚塞迎娶弗里克家两姐妹时，就是在圣玛丽雷德克里夫大教堂举行婚礼的。
华兹华斯在1802年创作的《决心与自立》中抒发了他行走荒原时的凄凉感受：
图6 亨利·沃利斯，《查特顿之死》（1856）。画作第一次展出时，附有马洛《浮士德博士》中的诗句：“那本能茁壮生长的树干已被切去，/阿波罗的月桂枝已然化为灰烬。”画作模特是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时年28岁
我忆起查特顿，那优秀的大男孩，
那不眠的灵魂，枯萎在鼎盛之年；
忆起他，他自豪快乐地行走，
走在犁地后，走上山腰［罗伯特·彭斯，逝于37岁］：
我们的精神将我们奉若神明；
我们这些诗人年轻时以欢愉开始，
但是到头来总变成沮丧和癫狂。
和柯勒律治一样，玛丽·鲁滨逊也写了一首悼诗《追忆查特顿》（1806），哀悼贫穷困顿和怀才不遇给查特顿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她将他比作一朵被扼死在萌芽期的花朵：“淡白色的报春花，五月最美的蓓蕾，/还未绽放美丽就已枯萎。”济慈喜欢放声朗读查特顿的诗句，他似乎与查特顿感同身受，都是那凋零的希望之花。济慈在一首第一组十四行诗《噢，查特顿！》（1815）中写道：“你却已凋零，/初开的蓓蕾。”但正如柯勒律治和鲁滨逊一样，济慈也将查特顿安置于天堂，“对着旋转的苍穹，/你甜美地歌唱”。三年后，济慈尝试写作了他的第一首史诗《恩底弥翁》，并将其献给了查特顿。威廉·亨利·艾尔兰德创作了组诗《被忽视的天才》（1812），分别讲述斯宾塞、弥尔顿、德莱顿、汤姆森、哥尔德史密斯和其他数名诗人的杰出和不幸，并以查特顿结束组诗：
杰出的查特顿唤醒我悲伤的歌，
诗人群体中最非凡的年轻小哥；
幻想的子宫孕育出多产的神童，
生而发光，随之腐朽在坟墓中。
这些诗句或许揭示了威廉·亨利·艾尔兰德自身才华遭到忽视的原因，但其将可怜的托马斯·查特顿视为典范，并能对他作出这样心领神会的解读，这更加值得关注。与柯勒律治和济慈的诗句相比，这些诗句或许才气不足，却最能凸显出对查特顿的狂热崇拜。似乎所有这些诗歌（还有更多的诗歌）都是供奉在神殿上的许愿烛，用来阻挡沮丧和疯狂，又或者是在无情的批评家的弓上鸣枪示警。
受难诗人
如果说相较于“早逝诗人”，“被忽视的天才”是一个更大的群体，那么，比它还要更大的群体便是“受难诗人”了。无论他们是否被忽视，浪漫主义者们用一首接一首的诗歌、一部接一部的戏剧作品来振奋精神，激励自己或同龄人。乌戈·福斯科洛独力将朱塞佩·帕里尼因尖锐讽刺贵族而招致的艰苦生活谱写成神话；他在其最为著名的诗篇《墓地哀思》（1807）中，用一个章节生动描述了帕里尼遗体被扔进一个普通坟墓时所遭受的侮辱。拉马丁将其《光荣》（1820）献给长寿诗人弗朗西斯科·马诺埃尔·多·纳西门托（1734—1819）。纳西门托被驱逐出葡萄牙，不久前刚刚去世。诗中，拉马丁追忆起荷马：
这里，正是那位老人，忘恩负义的爱奥尼亚
看见他四海漂泊，历经苦难，
双目失明的他竟以自己的天才作为代价
乞食一块被泪水浸湿的面包。
接着，又追忆起塔索：
那里，塔索，充满着致命激情，
为荣耀和爱情而身陷囹圄，
在即将获得辉煌的胜利之际，
却坠入了黑暗。
然后，又追忆起被雅典流放的将军阿卫斯提得斯和被罗马流放的英雄科里奥兰纳斯。在最后一节中，追忆了被流放至黑海托弥的奥维德：
在坠入死亡之岸前，
奥维德向天堂举起哀求的双手：
他把遗骸留给了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人，
却把荣光留给了罗马人。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托尔夸托·塔索（1544—1595）创作了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多首十四行诗。根据传说，他爱上了费拉拉公爵的妹妹利奥诺拉，并被视为疯子监禁了七年。塔索获释后，教皇克莱门特八世计划在朱庇特神庙将其加封为桂冠诗人，但他在加封大典举行之前就去世了。不正当的爱情、盲目的疯狂、极权统治者的残暴、太晚才受到认可的天才——这些均是极为诱人的浪漫素材。歌德用戏剧作品《塔索》（1790）掀起了一股“塔索风”，斯塔尔夫人在影响广泛的著作《论德国》中对该作进行了解读。拜伦在1817年发表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和《塔索的悲哀》中均对诗人塔索进行了描述。后者是写给利奥诺拉的长篇书信体诗文，在信中，有“儿歌之魂”美誉的诗人塔索为自己长期身陷囹圄而感到悲哀：但是在费拉拉政权瓦解后得知“诗人的花环应是你唯一的王冠，/诗人的地牢应是你最远的名望”时，他感到些许安慰。1818年，雪莱计划以塔索为主题创作一部戏剧，后来写了一个场景并且谱了曲。弗雷西亚·海曼斯创作了《塔索获释》（1823）和《塔索和妹妹》（1826），其中《塔索和妹妹》借鉴了斯塔尔夫人的作品《柯丽娜》。在俄罗斯，巴丘什科夫创作了《垂死的塔索》（1817）。拉马丁又重新以塔索作为主题创作了多首诗歌；他晚年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1821年早期在那不勒斯因阅读塔索传记、思索塔索疯病而引发的神经崩溃。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拉克洛瓦绘制了不同版本的《疯人院中的塔索》和一幅《狱中塔索》。1833年，多尼采蒂以该故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歌剧。1849年，李斯特创作了交响诗《塔索》。塔索不幸的一生历经的场所变成了圣地。1817年，拜伦拜谒了费拉拉，一年后，雪莱也前去拜访并参观了塔索被幽禁的牢房。1831年，柏辽兹和门德尔松一同到达罗马瞻仰了塔索的墓地。
著有《变形记》（和《提布卢斯挽歌》）的诗人奥维德的部分诗歌可能触犯了凯撒·奥古斯都，因此被流放至黑海之滨人迹罕至的罗马前哨，周围生活的是锡西厄人或萨尔马提亚人。他把自己的诸多诗歌都寄给了在罗马的朋友，并被收集在《哀怨集》和《黑海书简》中，但是这些诗歌却未能让他得到赦免，最终客死他乡。在《哀怨集》第三章第七节中，奥维德认为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将会永存，并以此来安慰自己：“只要从她那胜利的七丘，/罗马俯瞰被征服的世界，我的诗歌就会被人诵读。”普希金因为触犯他的凯撒而从圣彼得堡被流放，途中，他拜访了托弥并忆起这几行诗，这比奥维德所希望的更有先见之明。罗马的灭亡甚至也未能撼动奥维德的名声！但普希金自己却被淹没在人潮中，注定默默无闻，无人聆听他“粗俗”的吟诵（《致奥维德》，1821）。在澳大利亚，弗朗茨·格里帕泽没有像普希金那样遭受流放，但他自1826年便开始创作《哀怨集与黑海书简》，一组关于绝望与艺术贫乏的组诗。德拉克洛瓦被失去自由的塔索吸引，也被这一主题吸引，他两次绘制了《锡西厄人中的奥维德》。
图7 《疯人院中的塔索》（欧仁·德拉克洛瓦，1839）。一位探望者指着塔索几乎全部散落在地上的手稿，好像是要提醒他继续创作诗歌，但是塔索思索着自己的冤屈，神情恍惚
注意到有多少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流亡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要么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要么是嫌自己国家专制与残暴而流亡。普希金曾被流放至克里米亚半岛或被限定于自家田园。莱蒙托夫被流放至高加索地区一年。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被捕后流放至俄国，尽管可以自由游历，但是他自此再也没回过波兰。意大利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出生于希腊的扎金索斯岛，当时该岛受威尼斯人控制，他因自由倾向的政治观点而逃离威尼斯。后来，出于相同的原因，他又逃离了米兰，在瑞士待了一段时间后移民到英国，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至去世。维克多·雨果在泽西岛和根西岛度过了20年才等到拿破仑三世政权垮台。拜伦和雪莱逃离英国，到了“流亡者的天堂”意大利（尽管这不是乌戈·福斯科洛的天堂）。海涅离开德国去了巴黎。这些诗人各自的情况和他们的性格一样，差异很大，因此我们不能确定是否能通过流亡轨迹找到他们的共性，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诗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亡有助于浪漫主义运动发展为国际性的运动。所有这些诗人均能说两至三种语言，可以读懂更多种语言。密茨凯维奇曾在巴黎以斯拉夫文学为题发表演讲，海涅也曾在那里以德国文学为主题写作；福斯科洛曾在伦敦评论意大利文学作品。但是，这些流亡者似乎也体现了我们在本章中探讨过的主题：在祖国不受敬重的预言者、因说着奇怪话语而隐居的人。这被驱逐的、受难的或是疯狂的诗人形象拥有美好的未来：例如，19世纪70年代，兰波和魏尔伦在法国过着奢侈的生活；近一个世纪后，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和其他“垮掉一代”的作家们在美国总是不停漂泊，享受着药物所致的幻觉。
在所有这些强调诗人崇高和不幸的断言中，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发觉这些显然是浪漫主义诗人为了得到更多尊重、让其作品更为畅销以及为宣传他们的群体而发出的诉求。这一观点的确不无道理。当时，诗人的主要谋生手段正由接受赞助转向向普通民众销售书籍，而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过渡时期的一种回应。取悦贵族或者收取昂贵的订阅费，通常需要谦逊和礼貌；而要引起购书中产阶级的兴趣似乎需要更为大胆甚至令人震惊的某种东西。正如丑闻缠身的拜伦所知道的那样，负面宣传也是一种宣传。讽刺作品是贵族赞助时代的一种诗歌典型，而这些讽刺作品可能有些大胆，但是因为赞助人们自己会陷入派系斗争，因此掌握讽刺的技巧也是这些雇佣文人的长期饭票。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