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7]
自希腊以降，诗人就一直被喻为夜莺。赫西奥德曾称自己为夜莺，忒奥克里托斯称荷马为“希俄斯岛的夜莺”（该岛被认为是荷马的出生地）。这种失恋的鸟儿吟唱着普鲁旺斯行吟诗人和德国抒情诗人的失恋之歌。弥尔顿因在黑夜作诗而自比为夜莺。英语中最为著名的是济慈笔下的夜莺，它放开喉咙、自在地歌唱；济慈听着，强压着自己的嫉妒之情（《夜莺颂》，1819）。在俄国这个处在浪漫主义边缘的国度，杰尔查文呼吁后来的诗人：“吟唱卡拉姆津的作品！——即使在散文中夜莺的嗓音也清晰可辨”（《漫步叶卡捷琳娜宫》，1791），而卡拉姆津则在他的《夜莺、寒雀与渡鸦》（1793）中控诉道：夜莺已在森林中失去一席之地，优美的歌声淹没在寒雀和渡鸦刺耳的叫声中。
或者，诗人被喻为天鹅。贺拉斯称品达为狄耳刻的天鹅，并由此首创了“莎士比亚是艾冯河的天鹅”和“其他诗人是其他某条河流的天鹅”这两个持续千年的陈词滥调。传说天鹅临终前会高歌一曲，因此，在奥维德宣称他写于孤独流放黑海沿岸期间的《伤感之歌》的最后一卷是天鹅的悲伤之歌之后，“天鹅之歌”就成了另外一个陈词滥调。此外，还有云雀之喻。中世纪时，云雀才飞入诗歌，并从那时起就一直倾吐着心声。华兹华斯曾写了两首云雀诗，雪莱的《致云雀》（1820）与济慈的《夜莺颂》同样出名。雪莱在诗中将这小小的鸟儿比喻为“一位隐身在思想明辉之中的诗人”。艾兴多夫在《云雀》（1818）中详细描述了云雀飞翔时或攀升而上，或滑翔而下，或一飞冲天的姿态。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场战役结束后听见云雀的歌声，才想起自己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名战士（《云雀啭鸣……》，1849）。甚至布谷鸟也加入了这些鸟类吟游诗人的合唱中，它是华兹华斯最喜欢的鸟类之一。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这些鸟儿的啁啾啭鸣之声遍布浪漫主义诗歌，鹰的出现却使它们黯然失色。自希腊抒情诗人品达将自己喻为鹰之后，鹰便成为诗人笔下最多的比喻了。之后，但丁在《神曲》第一部《地狱篇》中将荷马称为鹰；格雷在《诗歌的发展》（1754）中将品达誉为“底比斯之鹰”，“高贵自在地飞翔在广袤无垠的碧蓝深空”，这给它返程提供了动力。而格雷本人则被詹姆斯·贝蒂称颂为又一个如鹰一般的品达：“拥有鹰一般敏捷的身手和锐利的目光，/达到品达的高度后，自由地在天空中翱翔。”（《论不朽之作》，1766）克洛卜施托克在《忒思孔神》（1764）中比较了贺拉斯笔下的天鹅和“颂歌中那变化多端、果敢勇猛且更具德国特色的飞鸟，/现今就像鹰一样飞至云端，/后再俯冲而下，落在橡树顶端的枝头上”。因而，正如品达比贺拉斯飞得更高一样，德国新颂歌也胜过旧时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雪莱也像鹰一样飞翔：
我的灵魂把惊恐的链锁抛弃，
展开歌声敏捷的羽翼，
像年轻的鹰，在朝霞中翱翔，
庄严而坚强，在诗的韵律中，
在惯常的猎物上盘旋。
（《自由颂》，1820）
这里的“猎物”一定是雪莱诗歌的题材。
这一隐喻看似牵强，但不止一位法国诗人使用这个意象来表达异乎寻常的含义。下文是拉马丁写给拜伦的长诗《致拜伦》的开篇部分（1820）：
鹰，荒野之王，瞧不起平原；
他像你，只爱些冬雪未融，
天雷击打的绝壁高峰，
陈列着难船遗迹的海滨，
或者尸骸盈野的战场；
然而，当鸟儿悲鸣，
将巢筑在河边的花丛里，
唯有越过阿托斯圣山山顶那可怕的最高峰的鹰，
独自将巢悬在深渊之上，
纵然山腰被残肢断臂环绕，
岩石被血滴覆盖，
他却在猎物的惨叫中怡然自得，
在狂风暴雨的洗礼中安然睡去。
和克洛卜施托克一样，拉马丁对比了“发出悲鸣之声的鸟”，即天鹅和造成这悲鸣之声的鹰。这里的天鹅和鹰分别隐喻了拉马丁本人和拜伦。雨果为鹰这一形象创作了一首完整的诗歌——《致我的朋友S–B［圣伯夫］》（1828）。诗中，被比作鹰的诗人都是“天才”，它们的猎物即为诗人所创造出的作品，而那些年幼的雏鹰必定是读者或是未来的诗人，是初出茅庐、羽翼渐丰的小雨果们：
华丽的巢穴！隐秘的宫殿，
被滚滚而来的雪崩围攻！
天才用爱哺育孩子，
然后转向太阳，他们的双眸充满火焰，
在火之羽翼下孵化着的是年轻的灵魂，
它们终有一天会插上翅膀！
在《异域之旅与归家》（1800—1801）中，荷尔德林写道：“力大无穷的鸟标志着时间的流逝，/徘徊在高空的峰峦间，召唤着白昼的到来”（11—12）。这里的鹰代表着诗人，正在这首诗中宣告神的降临和新的一天的到来。《日耳曼》（1799—1803）中的鹰从印度河出发，一直飞到希腊和意大利（42及其后）。在诗歌片段《老鹰》（1800—1805）中，鹰应该是叙述者，其双亲从印度河茂密的森林出发（10），而荷尔德林认为那里是诗神狄俄尼索斯的诞生之地。
这些仅仅是18世纪后期聚集在欧洲诗歌天空中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鹰的一部分，它们一直群集到1850年左右，之后才慢慢减少，到19世纪末基本成了稀有鸟类。人们记起鹰不是鸣禽时，都觉得非常惊讶。据说，夜莺、云雀、布谷鸟甚至是弥留之际悲鸣的天鹅均会像诗人一样歌唱，而鹰并不会像它们一样歌唱，反倒是更有可能吞食它们。鹰是众鸟之王、宙斯之伴、最大的猛禽、最高的翱翔者，而且，据古老传说记载，鹰能直视太阳而不被灼伤致盲。这些新贵的云雀和其他会歌唱的鸟儿妄想成为贵族甚至是天空的主宰者？这实在是自以为是，甚至荒诞不经。它们不过是诗人罢了！但这正切中要害，作为天才、诗人或诗意激情的象征，鹰成了一个引人注目和独具浪漫主义特征的标识。
然而，有些浪漫主义之鹰却发现自己疾病缠身，伤痕累累，囿于牢笼。安妮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在《病之鹰》中描述了一只有气节的断翅雄鹰，它宁愿做一只断翅的雄鹰也不愿做偎在温暖、舒适火炉边的小鸡。这首诗是她回应歌德早期的诗歌《鹰与鸽》（1773）而作的。后者是一首寓言诗，探讨了两种诗歌类型：一只幼鹰捕猎时被猎人打伤翅膀，无法飞翔；一只鸽子善意地为它指出所有地上和灌木丛中的食物。幼鹰答道：“哦，智者！你说话的样子像一只鸽子！”济慈看到埃尔金大理石雕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病重的鹰。弗雷西亚·海曼斯颇有远见地将“天赋异禀且志向远大”的命运比喻为“受伤的鹰”。但是，鹰的常规力量和超凡威力让它难以用来象征受难诗人，而浪漫主义者选择更为直白的方式去表达这一重要且令人迷恋的主题。
早逝诗人
浪漫主义诗人或艺术家英年早逝依旧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们多死于肺结核、自杀、决斗或是饿死在阁楼里或流放途中。英语世界里，尽管第一代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终其天年，济慈、雪莱和拜伦这些“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仍将英年早逝的印象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济慈25岁时因肺结核病逝于罗马，雪莱29岁时溺亡于勒瑞奇海湾，拜伦36岁时因高烧死于希腊，普希金37岁时在一场决斗中受伤而亡。卡罗利妮·冯·冈德罗德26岁时，被她所爱的男子拒绝，开枪射向自己的心脏。但是，这些浪漫主义者自己生前已经前往那些早逝诗人的墓前进行祭拜。
现今几乎已被遗忘的法国诗人查尔斯·洛森（1791—1820），在英年早逝的前一年写下了《临终卧床的年轻诗人》（1819），从而在法国掀起了阅读早逝诗人诗歌的热潮。但是，他的其他事情更值得我们关注。正如圣伯夫在1840年一篇随笔中写到的那样，洛森在西班牙有处城堡，城堡带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树林。
在树林最僻静的地方，种植了一小片柏树、桦树和常青树，用来悼念那些英年早逝的年轻作家们。洛森为此所设置的细节也很引人入胜。一簇草丛上摆放着骨灰瓮，瓮上刻着提布卢斯的名字，在附近的桦树树皮上，我们能看到多米提乌斯·马尔苏斯的两行诗句：
你也一样，提布卢斯，维吉尔的挚友，不公地死去；
在花样年华去往极乐世界。
不远处，紫杉之间黑色大理石金字塔唤起人们对于26岁早逝诗人卢坎的记忆。人们认为他是其打破常规思想的受害者，又或许是暴君忌妒心的牺牲品。碑上，我们可以读到《法沙利亚》中的几句诗行：
……用你的剑攻击我吧，
我，这无用法令和虚空权利的守护者。（2.315—316）
垂柳下的两只鸽子，再现了24岁早逝的让·塞孔作品《吻》中的意象。我们领悟了其中的思想，这个思想一直被人们所遵循和丰富。我们也没忘记去马尔菲拉特和吉尔贝的大理石墓碑前祭拜。打翻的一篮花象征着米勒瓦英年早逝的命运。早年自杀的查特顿的坟墓前只有一块光秃秃的石头。随后，我们参观了安德烈·谢尼埃的墓，这是最美的地方之一。洛森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因此，提前与他钟爱的诗人们居住在他极乐世界中的秘密树林里。
洛森翻译过提布卢斯的很多诗歌。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哀歌，即奥维德的《恋歌》第三卷第九节中曾经称赞过提布卢斯。在那首挽歌中，奥维德声称吟游诗人是神圣的，受到诸神的关注；他想象着提布卢斯和其他诗人一起隐居在极乐世界的山谷里，就像是在洛森的小树林中一样。卢坎曾著有《法沙利亚》，该诗被誉为维吉尔《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语史诗；他迫于尼禄的压制，自杀而死。在雪莱悼念济慈的挽歌《阿童尼》中，很多已故诗人，“一些未成就的声誉的继承者”都站起身来迎接济慈，其中之一就是“卢坎，死使他受到称赞”。让·塞孔（即亚努斯·塞昆德斯，原名扬·埃费拉茨）是16世纪荷兰用拉丁语进行创作的诗人。其作品《吻》主要模仿了卡图卢斯的诗作。接下来谈到的是三位法国诗人，他们均受伤而死。我们很快会在下文中谈到托马斯·查特顿和他那块光秃秃的石头。1819年浪漫主义重新兴起时，人们再次关注到安得烈·谢尼埃的诗歌。他在1794年“恐怖统治”期间被送上断头台，而几天之后，“恐怖统治”就被推翻了。维尼将小说《斯岱洛》（1832）中最长的部分献给了谢尼埃（和另外两位诗人查特顿和吉尔贝）；普希金1826年也以他为主题创作了一首诗歌。
洛森在其后院（仿照奥维德）再建了一个极乐世界，是最热切推动年轻诗人崇拜的人。很多法国诗歌中均可以找到他心中所有的崇拜对象和其他伟人。托马斯·查特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也是离世时最年轻的。当时，他正要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