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19]
身体或灵魂向往的一个目的地是“东方”。“东方”这一概念较难界定，通常指近东或中东地区，即伊斯兰世界；它包括北非，甚至包括1492年之前被摩尔人统治了数世纪的西班牙。雨果的诗集《东方叙事诗》（1829）是在一次“东方”热中创作而成。他在前言中写道，他自己之前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却几乎从未意识到。
东方色调似乎在他所有的思想与他所有的梦想上均留下了印记；事实证明他的梦想和思想均不由自主地先后受到希伯来、土耳其、希腊、波斯、阿拉伯甚至西班牙的影响，因为西班牙仍然具有“东方”特征：西班牙具有一半的非洲（即北非）特征，而非洲具有一半的亚洲特征。
但是，东方也可能包括印度，施莱格尔兄弟的梵语研究与译作证明了这一点。（出于某种原因，远东并没有引起人们同样的兴趣；日本风是后来刮起的。）对于俄国作家而言，“东方”自然就是“南方”了。
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东方既充满魅力又令人厌恶。其魅力在于它的多姿多彩、昔日辉煌、神秘之感与隐居之风（比如后宫）、情欲诱惑（后宫和舞女）、集市稀品（香料、丝绸、绿松石、大麻）、“原始”氏族与部落式忠诚（与苏格兰十分相似）、驼队、沙漠景色与气候。而其令人厌恶则是因为政府专制、宗教狂热、残忍无道、虐待女性、阴柔之气及其给人以“沉睡之虎”的感觉。这只“沉睡之虎”曾经几乎征服欧洲，之后或许还会再次征服欧洲。这些特点所在的类别几乎可以互相转化，因为令人厌恶的事物也能引人入胜，反之亦然。这一矛盾心理可以用耍蛇者的形象来概括，因为蛇既迷人也致命，它甚至在吹笛人对其施展魔法之时，也去尽力“蛊惑”猎物。
图12 阿内—路易·吉罗代·德·路希—特里奥松，《夏多布里昂在罗马废墟上冥想》（1808）。夏多布里昂发表《基督教真谛》大获成功，由此受到拿破仑的赏识，受命担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此间，曾暂居罗马。不久，他与拿破仑关系破裂，将其比作罗马暴君尼禄
历史上，欧洲文化一直与东方文化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欧洲文化统一体的形成与它有别于邻敌亚洲的文化不无关系。但是，自1800年前后起，东方背景与主题在欧洲文学中的数量与范围开始上升。走在前面的是叙事诗，如沃尔特·萨维奇·兰多的《盖比尔》（1798）、骚塞的《撒拉巴》（1801）和《克哈马的诅咒》（1810）。兰多的《盖比尔》大致讲述了伊比利亚国王盖比尔征服埃及和他挚爱埃及王后沙罗巴的故事。而骚塞的两首诗歌分别以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为背景。然而，让人们对东方产生深深迷恋的，却是拜伦极受欢迎的“东方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异教徒》（1813）、《海盗》（1814）、《阿比道斯的新娘》（1814）和《科林斯的围攻》（1816）。《异教徒》是以一位穆斯林世界里的基督教英雄而命名的，是各种不同观点片断的汇编（拜伦一直在“搜寻”更多片断，为后续版本提供素材），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更是增添了诗歌的神秘感与趣味性。它讲述了非法爱情、逃离后宫、杀死挚爱、异教徒复仇的故事。全诗充满了阿拉伯词汇、当地地名、神话传说及博学的脚注。拜伦的朋友托马斯·莫尔也加入这个潮流，创作了《拉拉·鲁克》（1817）。该诗篇幅很长、脚注繁多，整部作品也给人片断的感觉。普希金受拜伦启发，创作了《巴赫切萨拉伊的喷泉》（1821—1823）。这是一个发生在后宫内神秘而不幸的爱情故事。该类作品的片断性特点适合用于东方主义著述，因为它不仅掩盖了作者的无知，还让人感觉到东方的晦涩难懂：揭去七层面纱后，东方仍然神秘。简短抒情诗，如拜伦的《希伯来歌曲》（1816）和雨果的《东方诗集》，往往更能凸显东方的神秘色彩。拜伦笔下异教徒的挚爱莱拉命途多舛，受此启发，雨果在《东方诗集》中创造出一幕“月光”小场景，令人思绪驰骋。苏丹后妃听到窗前一声沉闷的声响，心中疑惑起来，是来自希腊的船只还是俯冲而下的鸬鹚？抑或是有鬼怪在四处破坏？不，那只是沉重的麻袋，被扔进海里时，传来阵阵啜泣声。《女俘》的悲剧色彩虽然淡了些，却也令人沉思。女俘大概是西班牙人，她坦言她很喜欢海岸、暖雨、飘扬的旗帜、背着帐篷的大象以及音乐和舞蹈。她最喜欢的是坐在海边，望着月亮“张开她银色的扇面”，带着淡淡的思乡之情。（艾克托尔·柏辽兹从1832年开始，为这一旋律设计了一系列音乐场景。）亚当·密茨凯维奇漫游克里米亚的时候，创作了一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1826），其中对清真寺晚间祈祷之后的贝克奇撒莱夜晚作了美好的描述，此时，“黑夜之王正往家赶，去躺到爱人身旁”，“天空的后宫”亮起灯光。
如果说女性的监禁与偶尔的溺亡让作家着迷，那么印度的殉节风俗——妻子在丈夫的葬礼上自焚殉夫的行为——也会吸引作家的注意。两首均为女性创作的诗歌记录了这一习俗，一首是冈德罗德的《马拉巴的遗孀》（1804），另一首是利蒂希娅·兰登的《印度新娘》（1824）。冈德罗德在十四行诗中虚构了一群好似盛装待嫁的女子。她们面无惧色、毫无悲伤地走向各自丈夫的火葬柴堆。“死亡成为爱情最甜蜜的喜庆时刻。”她总结道，“生命结束之时，她们到达了生命的顶峰。”兰登的诗歌篇幅更长，内容更加振奋人心，她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唉，这难道不是爱情吗？——/纯洁、狂热、至上的情感：/生前山盟海誓，未亡却要安息！”“爱情”似乎是自焚殉夫行为背后的动机，这反映了西方将东方神秘化程度之高。
图13 《女俘》扉页插图。维克多·雨果文，艾克托尔·柏辽兹曲，弗雷德里克·索里设计（1850）。被囚禁的女孩生活奢华，却备受煎熬。她站在迷人的士麦那湾之上，极目远眺，思念着西班牙
作曲家们也不甘落后，开始创作“东方”音乐；事实上，《土耳其进行曲》在18世纪的音乐会上一直独占鳌头，深受欢迎。罗西尼与韦伯以东方为背景创作歌剧。法国作曲家费利西安·大卫去土耳其与埃及游历后创作了22首钢琴曲《东方传说之旋律》（1836）、一首广受欢迎的合唱交响乐《荒漠》（1844）与一部基于莫尔诗歌的歌剧《拉拉·鲁克》（1862）。柏辽兹不仅为雨果《东方诗集》的多首诗歌谱曲，还创作了宗教剧《基督的童年》（1850—1855）。该剧的故事发生在犹地亚（古代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和埃及。受大量旋转托钵僧传说的启发，该剧运用了东方模式的乐器弹奏法和改编的管弦乐曲，如占卜师的旋转舞曲。作品中，柏辽兹加入了东西方和谐妥协的一幕，这是《圣经》中没有的，但是，《圣经》记载了约瑟在埃及时受到以实玛利派（原始穆斯林）一位同行木匠热情款待的故事。
德拉克洛瓦从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他从歌德、夏多布里昂、大仲马、司各特与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成为擅长异域风情主题的杰出画师。他根据拜伦的《异教徒》绘制了《异教徒和哈桑之战》（1826）和其他几幅场景画作、四个不同版本的《阿比道斯的新娘》、精彩绝伦的《萨尔丹那帕勒斯之死》（1827—1828）（根据拜伦的剧本）以及其他多幅拜伦作品主题的绘画。但是，1832年，他还去了西班牙、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从未慕名去过艺术家必去之地——罗马，但他却在北非找到了货真价实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风格”。“罗马艺术的灵魂已不在罗马了。”他写道，“请想象一下，我的朋友，当看到加图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阳光下，布鲁图行走在摩洛哥丹吉尔市的街道上，那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约有100幅油画和素描的创作就源于此次远行，其中包括《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1834）、《摩洛哥的婚礼》（约1839）和《摩洛哥苏丹出巡》（1845）等主要作品。
图14 欧仁·德拉克洛瓦，《摩洛哥的婚礼》（约1839）。德拉克洛瓦在北非旅行时，参加过一场犹太人的婚礼。此间，他画了很多素描，为他日后多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他认为，相较于别人常规的罗马之旅，此次“东方”世界之行对其艺术成长更为重要
如果说穆斯林东方是欧洲之外令人神往的异域世界，那么在欧洲内部也能找到具有异域风情的亚文化；例如，吉卜赛人的亚文化，它同样诱人，甚至还带有些许“东方”色彩。（“吉卜赛人”是误称，因为这些自称罗姆人的人不是来自埃及，而是来自印度北部。）事实上，吉卜赛人的足迹曾遍及欧洲每个国家，至今仍在那些国家迁移。他们通常乘着独具特色的马车，以手工艺品制作、马匹交易、算命与走私维持生计。他们出于自己的选择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当权集团对他们心存戒心，视其为侵占他人权益的不法之徒或恶魔，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独来独往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那色彩斑斓的服装、精彩绝妙的音乐与舞蹈和来去如风的自由必然激发浪漫的幻想。
普希金的叙事诗《吉卜赛人》（1824）讲述了逃离文明的俄国逃犯阿列科由热情的吉卜赛女郎泽姆菲拉带回营地并与之相爱的故事，由此，普希金将吉卜赛人的自由扩大至性爱自由。头两年，他们两人生活甜蜜、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生下一个孩子；阿列科对自己此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但是随后，泽姆菲拉却对阿列科产生了厌倦之情，感到自己并不自由，变得焦躁不安。于是，她与一位年轻的吉卜赛小伙产生了婚外情。泽姆菲拉聪明的父亲劝告阿列科给她以自由，但阿列科无法放弃自己的“权利”：他杀死了泽姆菲拉与她的情人，随后被逐出部落。普罗斯佩·梅里美的散文式中篇小说《卡门》（1845）有着与此相似的悲剧情节（他曾读过普希金俄语版诗歌《吉卜赛人》，后将其翻译成法语），但他之前认真研习过罗姆文化，因此对这方面的描述更为详细。当然，普希金的故事为比才的精彩歌剧《卡门》（1875）奠定了基础，这一歌剧运用了西班牙与吉卜赛的旋律与节奏。第三位著名的完美吉卜赛女郎当属雨果《巴黎圣母院》（1831）中的女主人公埃斯梅拉达。作品标题英译时，被错误地译成《钟楼怪人》。普希金与梅里美均以他们自己的时代作为故事背景，雨果却以1482年作为小说背景，那时离罗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