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18]
战争
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并入侵奥属荷兰；1815年6月，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在此期间，欧洲几乎一直处于战争中。历史学家根据结盟关系的变化、条约和休战情况将这次大型战争分为若干场不同的战争。但是，作为一次大型战争，其范围之广、伤亡程度之大都足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既有海战，也有陆战，战线从西里伯斯岛一直到新奥尔良；此次时长23年的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与一个世纪之后的四年战争[14]的人数伤亡比例一样。仅在1812年一年，就有约1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这次战争与以往的典型战争截然不同，它不是国王为满足扩张领土的野心而在全盛时期派遣一小批职业军队发起的战争；它在许多国家激起了爱国主义情怀，能即刻动员数以万计的士兵，而且，有时投入战争的是非正规军和平民。因此，这次战争被称为第一次现代意识形态战争。半岛战争（发生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最为臭名昭著，英语中也因这场战争而有了“guerrilla”（游击战争）一词。
毋庸置疑，这次战争的英雄抑或罪魁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兵力庞大且锐气十足，似乎是神一般的存在。一项统计显示：他一生赢得46场战争，战败9场，这9场战争大多发生在那次规模最大的（61万名士兵与18.2万匹战马参战）俄法战争失败之后。浪漫主义者对他十分着迷。即便那些因其背叛法国大革命、用铁骑踏遍欧洲与近东使其血流成河而鄙视他的人，也时常承认他那无与伦比的才能、无法抵挡的魅力与笃定不移的使命感。据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之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1797年，荷尔德林发现难以仅用一首诗歌来表达拿破仑的伟大，因为拿破仑的精神就如同新酒一般，任何器皿都无法将其容纳。同年，福斯科洛在长篇颂歌《致解放者波拿巴》中赞美拿破仑，随后，拿破仑将威尼斯转交给敌人奥地利，福斯科洛觉得受到了背叛，却还是投奔拿破仑麾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821年得知拿破仑的死讯时发问：“这是真正的荣光？让时间来回答吧：/我们向他的丰功伟绩致敬，/他用生前有生之年，/赢得身后追思无限。”（《五月五日》）普希金也承认拿破仑的坚定使命与光辉战绩，但最终明确指出拿破仑无意间成为俄国崛起的跳板（《拿破仑》，1821）。华兹华斯、骚塞与司各特为拿破仑的滑铁卢战败而拍手称快，年轻一代的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情感却更为复杂。拜伦十分钦佩拿破仑，自己驾驭的马车就是模仿拿破仑的；尽管最后他对拿破仑的欧洲大屠杀感到厌恶，但是还是在滑铁卢之战后创作了《拿破仑的告别》，并回复了拿破仑军队的来信。雪莱也是如此，他在《一个共和主义者有感于波拿巴的倾覆》（1816）中高声疾呼：“我恨过你，倾覆的暴君！”他曾祈祷拿破仑早日倒台，但现在他看见更大的恶魔正在顶替拿破仑的位置：“陈腐的恶习，合法的罪行，/残酷而血腥的宗教，时间所孕育的，最最卑污的子息。”至少，相比之下，拿破仑更为可取。
至于战争本身，文学和所有艺术形式对其均有涉猎，我们在此仅稍加论及。最初，尤其是在英国，反战声一片。夏洛特·史密斯、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骚塞与其他人均创作诗歌，试图让一个依靠其海洋与海军谋得和平的麻木不仁的国家，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灾难。他们描述战场前后的情形；军人拖着残肢归来，饱受创伤；寡妇在战场上四处搜寻或是在家中绝望等待；村舍化为废墟，田地一片荒芜：这些被用烂了的反战文学题材有时被描绘得十分感人。华兹华斯的《退役士兵》（1798）与《废毁的茅舍》（1798）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首诗歌后来被分别编入《序曲》与《隐士》（1814）中。战争持续进行，对大革命的幻灭蔓延开来，审查制度更加严格，称颂战争的诗歌取代了谴责战争的诗歌。沃尔特·司各特对苏格兰战场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不仅在英国很受欢迎，而且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大陆也广受欢迎。1800—1815年间描写战争的诗歌颂扬男性气概，粉饰战争现实。现今受到一战伟大反战作品滋养的大多数读者对此难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诗歌。
女性状况
《为女权辩护》（1792）的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勇敢而具有冒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因其游记写作而被视为浪漫主义作家。但是，我认为将其描述为一位深受启蒙思想浸染并具有某些情感主义特质的作家更为准确。她个人很是勇敢，但是她的名著在诸多方面均小心求证，显得十分谨慎。例如，她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但并不倡导女性的选举权与任职权，认为女性的角色仍是相夫教子，婚姻中应始终保持崇高而理性的“友谊”关系，而“爱”会危害这种“友谊”。沃斯通克拉夫特应该会被布莱克笔下思想自由的奥松所震惊，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布莱克是受到她的启发而创作了这一形象。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事迹，与令人心生敬畏的斯塔尔夫人和她聪慧的柯丽娜一道，为这里抑或是那里的其他女性指明了道路；她们摈弃社会的固有准则、不接受社会对她们的期望，而当时的社会几乎从不怀疑男人高女人一等、男人天生应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
总而言之，很难说浪漫主义在改善女性命运方面是助力还是阻力。迫于战争压力，浪漫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文化再次趋向男性化；但是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于浪漫主义运动，情感主义运动凭借其“女性”容易感动和同情落泪的设想更有望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如第三章中所见，公认的“女性诗人”的角色与男性诗人的在主题与志向方面迥然相异。但是，这一时期的数名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反对束缚她们的俗规陈套。其中，最卓越的当属安妮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歌《在钟楼旁》（1844）。诗歌开篇写道：
我高高地站在钟楼旁的阳台上，
叽叽喳喳的欧椋鸟在我身旁飞翔。
我简直像一个梅娜黛[15]那样，
听着狂风在飘散的头发中放浪。
啊，粗野的伙伴，冒失的少年，
我多想紧紧地把你抱在胸前，
让两人的力量对接，离边沿只差两步，
随后斗它一个不亦乐乎！
这种对风暴的强烈热爱让人想起雪莱的《西风颂》（1820）。《西风颂》中，受难诗人试图将自己托付给力量巨大的“狂”风；但此处，女性诗人很快从被动接受狂风转向欲与狂风角力。之后，她将下面海滩边的浪花比拟为一群戏水的猎犬、想象着自己站在海浪之中，随后又站在军舰的舰首，如海鸥一样在波浪中穿行。接着，她总结道：如果自己是名猎手或是军人，抑或只是名男性，那她定会“胜天半子”。但是，她现在只能像一个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坐着，悄悄地在风中解散发丝！率直的情感表露、对风神（暗指酒神狄俄尼索斯）极度的渴望，以及诗歌结尾处的讽刺赋予了这首诗歌无畏精神和巨大能量。
直白的讽刺赋予卡罗琳娜·科罗纳多的诗歌《自由》（1852）以活力。该诗描述了西班牙新近发生的政治革命，这次革命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所有的男人都很快乐，“我为男人们感到开心”，她写道。但是“自由”对于我们女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将获得在天井的发言权与缝纫权。我们将获得哭泣的自由，而我们已哭泣良久。“因此，我/既不欢欣也不后悔：/如果他们败了，上帝会怜悯他们，/如果他们胜了，我祝福他们。”
一些男性浪漫主义者在看待女性的态度上要超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小说《卢琴德》（1799）故事情节简单，却充满了对爱的反思。小说描写了作为平等双方的卢琴德与尤里乌斯的灵肉合一的爱（两人并未结婚）。毋庸置疑，这引发了一桩丑闻。雪莱也是自由之爱的倡导者，也免不了丑闻缠身。雪莱已经婚娶，但他仍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私奔，两人试着按照雪莱的理想生活过一段时日，虽然这时常让她痛苦不堪。另一方面，拜伦并没有因为倡导女性平等或自由而自损名誉，反而因与同父异母的姐姐的私情而引发丑闻。他写了不少出色的爱情诗歌，但我们也发现了屈尊俯就“女性才子”和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近乎下流的男性态度。而另一方面，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有性欲望，也有权拥有性欲望。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表现不尽相同。尽管，原则上浪漫主义价值观与信念对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吸引力——献身于艺术、与崇高山脉息息相通、投身政治活动；但事实上，让女性，尤其是欧洲那些已为人母或是缺乏财富的女性去削弱父权秩序，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异国情调
虽然还有些过分简单化，但至少有五成以上把握能够肯定浪漫主义者渴望其他地域、其他时代、其他文化，或是其他任何不同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欧洲日益乏味、严格刻板、毫无生气的世俗生活的东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四处游历。例如，夏多布里昂远赴美洲荒野，而拜伦前往阿尔巴尼亚。无法成行时，他们就在“黄金国度”中游历，正如济慈在他著作中所做的那样。不少欧洲国家均被非本国人士视为“浪漫”国度。例如，在英国，我们在拜伦、坎贝尔与其他浪漫主义者的著作中均发现了短语“浪漫西班牙”，好似这是一个荷马式的绰号与名词。斯塔尔夫人与A.W.施莱格尔认为西班牙文学是最浪漫的。1800—1830年间，法国就创作出约100部以西班牙为主题的剧本。与此同时，维尼、诺迪埃、缪塞和其他人也创作了西班牙故事与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斯塔尔夫人与她小说的女主角柯丽娜的存在，意大利看起来也很浪漫。几个世纪以来，罗马遗迹一直引发人们对世俗事物的浮华与王朝兴衰沉浮的沉思，但在忧郁的浪漫主义者那里，它们又被赋予了新的亮点。夏多布里昂、拉马丁、A.W.施莱格尔与威廉·冯·洪堡均对罗马遗迹，通常是月光下的罗马遗迹，进行了描写。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四章中也用了很大篇幅描写罗马遗迹。苏格兰也很浪漫，尤其是在莪相作品被“发现”之后和“威弗利”系列小说大受欢迎之时。同样，希腊在反抗土耳其人统治期间也是浪漫的，尤其是在拜伦牺牲于此之后。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