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17]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在许多浪漫主义者看来，这种社会意义上的爱具有普遍性，如对人类的爱，或者说“博爱”（后作为“对人类的爱”的同义词）。但实际上，它往往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法国大革命统一了法国，激发了法国数百万民众的爱国热情，大批训练不精却激情满怀的军人能被动员去参加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凸显了爱国精神，推翻了君主专制，解放了农民、奴隶和犹太人，这些成就激励了欧洲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阶层。但是，在短短的几年内，随着法国不断攻占德国、意大利、波兰和俄国，试图独霸欧洲时，全世界人权理想受到玷污，这些国家与其他地方的亲法民族主义行动转变为反法民族主义行动。在德国，很多小国因过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律脆弱地结合在一起，“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概念几乎不存在。浪漫主义作家成为倡导某种文化实体（若非政治实体）的急先锋。然而，首次用文学为德国民族自豪感摇旗呐喊的，却是局外人热尔曼娜·德·斯塔尔[13]。其《论德国》成书于1810年，但直至1813年才得以面世。作品中，她不仅向各地读者界定和宣扬了浪漫主义，还褒扬了有些不切实际但重视知识、崇尚艺术、爱好和平的德意志精神，并促请德意志实现统一。此前，赫尔德曾提倡德意志文化复兴，敦促读者“吐出塞纳河的河水”，改说德语并学习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他不是在敦促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而是要组建一种新的文化实体；他确实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探祖寻根，保护正在消失的民间风俗。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历史庄重而广泛的兴趣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深深地暗含在浪漫主义世界观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尔德。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19世纪上半叶，欧洲盛行历史书写。历史上罕有这么多人会通过泼墨过去来理解当前他们所处的世界。”许多诗人转而书写历史：骚塞撰写了葡萄牙、巴西及半岛战争的悠久历史；拉马丁书写了吉伦特派的历史；普希金记录了普加乔夫叛乱。一切事物——民族、文化、语言、法律、宗教、经济体系，甚至地球——均从历史的视角得到呈现。例如，在此期间，威廉·琼斯爵士发现了古印度语梵语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极为相似。他的这一洞见和赫尔德的推动适时地发起了历史语言学研究。大量的早期工作是由德国人完成的，特别是格林兄弟，他们不仅收集了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而且按照历史原则编纂了第一部伟大的德语词典。雅各布·格林发现了“定律”，即语音演变规律，将古典语言与日耳曼语系联系在一起。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pater，与德语中的Vater和英语中的father相匹配，都是“父亲”的意思；而拉丁语frater和希腊语phratria在德语和英语中的对应词分别为Bruder和brother，意为“兄弟”。地质学也逐渐被视为一门历史学科。来自爱丁堡的詹姆斯·赫顿在《地球理论》（1795）中提出，地层、岩石、山脉需要长期演化才能形成。沃尔特·司各特起初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后来，他几乎单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历史小说的时代。他匿名发表的“威弗利”系列小说，以1814年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为名，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小说，让数百万读者变成了苏格兰历史的行家里手。该系列的每一部小说均被改编成歌剧，其中一些现在仍是表演的保留剧目，如多尼采蒂的《拉美莫尔的露琪亚》（1835）改编自司各特的《拉美莫尔的新娘》（1819）；同一年份的贝利尼的《苏格兰的清教徒》（1835）改编自司各特的《修墓老人》（1816）。司各特的《艾凡赫》（1819）被雨果称颂为“这个时代的真正史诗”，而雨果自己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与《悲惨世界》（1862）是在研究大量文档史料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尽管狂热者只需利用重大历史事件编造鼓舞人心的民族英雄传奇，制造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来团结大众，但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和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很大关系。对诺瓦利斯而言，“想象的共同体”确实充满想象，它处于中世纪天主教的背景下，没有暴力、专制、迷信、奴役与瘟疫，只有兄弟情义与宗教之美。但是，真正的中世纪作品受到了严肃的关注。1812年，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坚称，用中古高地德语创作的《尼伯龙根之歌》这部已被遗忘的史诗可与《伊利亚特》相媲美，应被纳入课堂教学内容。1803年，路德维希·蒂克出版了《宫廷抒情诗》；第二代浪漫主义者阿希姆·冯·阿尔尼姆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喜欢收集民歌，1805年出版了第一辑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德意志人的这些作品都在尽力模仿珀西的《英诗辑古》与麦克弗森的作品，但是相较于麦克弗森，德意志人在“翻译转换”原作时少了些随意。不久，沃尔特·司各特就开始收集“边区”民谣，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热情的文化捍卫者也都在收集、整理各自的“民族”瑰宝。已然是残垣断壁的哥特式建筑重新受到诗人、古文物学家及弗里德里希等画家的青睐。
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最初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796年，他发表评论为民主辩护，反对康德的异议（康德是共和主义者，但不是民主主义者），倡导把女性纳入其中的更加广泛的公民权并捍卫革命的权利。如果说他在这方面走在时代的前沿，那么不久之后他又在另一迥然不同的方面——基于共同祖先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再次发挥带头作用。民族主义保留了古老的自由，但是在现代（或古希腊）的意义上，均不属于民主范畴。在1800年创作的诗歌《致德意志人》中，施莱格尔号召德意志同胞共饮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甘泉，而在1802年创作的诗歌《致莱茵河》中，他对莱茵河狂热崇拜，称之为德意志之父。不久后，他坚称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血缘关系”或共同血统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语言与文化。同时，他认为民族国家就好比是家族，甚至是一个超级个体，每个个体都应该融入其中。
斯塔尔夫人对德国充满浓厚兴趣，对意大利也是如此。意大利与德国一样四分五裂，其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丽娜，或意大利》（1807）的情节发展，多次因为诗人女主角详细论述祖国政治上的被动状态而陷入停滞。当然，至少自但丁以降，意大利诗人们均呼吁国家统一，但在浪漫主义时代，随着法国在意大利北部打败奥地利人，国家统一的呼声又重新高涨了起来。乌戈·福斯科洛的长诗《墓地哀思》（1807）没有将坟墓作为说教工具来说明世俗荣耀的虚无，而是赞美坟墓的世俗功能，由此看来，该诗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还是对格雷《墓地挽歌》的一个回应。伟大人物的坟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砥砺前行。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埋葬着马基雅维里、米开朗琪罗和伽利略（现在福斯科洛自己也埋葬于此），作为一个分裂国家的先贤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年轻的莱奥帕尔迪在《致意大利》（1818）中将意大利比拟为心灰意冷的哭泣女子，她急欲知道为何自己无法激起把古代希腊人团结起来抵抗波斯人那样的拳拳爱国之情。
就希腊人而言，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与其他诗人一起，为希腊在摆脱土耳其统治、寻求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拍手称快。1865年，其《自由颂》（1823）的部分诗节被定为希腊国歌。最伟大的波兰语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生于立陶宛，波兰与立陶宛均宣称其为本国诗人。他积极致力于波兰和立陶宛的联盟，深情地书写着两国在遭受俄国与法国蹂躏之前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生于1823年）创作民谣，赞美自然的自由生活，尊崇莪相。之后，他于1848年3月领导布达佩斯起义，要求在奥匈帝国进行自由改革并争取更大的地方自治。其《民族之歌》至今仍是一首流行的爱国国歌。他加入军队攻打哈布斯堡王朝，尽管有消息说他后来逃入俄国，但可能于1849年在战斗中被杀害。
民族主义几乎在欧洲每个国家或是正在争取独立与统一的国家内部兴起，浪漫主义艺术家与思想家通常从种族、古代社会关系、缓慢的“民族国家”有机发展过程及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等视角贡献自己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思想史学家将纳粹主义归咎于浪漫主义，而且不单单是纳粹主义，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当然，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每一个特征都能够追溯至浪漫主义的情况，有一个例外。早期浪漫主义者颂扬德意志精神，而这与种族优越性没有任何关系。以诺瓦利斯为例，他认为“德意志特性”是一种心理状态，并表示“我们骨子里仍然是罗马人”。大多数浪漫主义者的目标是文化复兴，而不是基于共同血缘关系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不是武力征服或是重新夺回“德意志”原先的土地（尽管在施莱格尔的作品中可能会找到后两种观点的不同表述）。最终，赫尔德与其他浪漫主义者达成一致看法，即每个“民族”或公民在万花齐放的文化大观园中均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许多浪漫主义者都对人类民俗与艺术的多样性充满浓厚兴趣。
浪漫主义，至少在其初始阶段，国际主义色彩是何等强烈。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提到，那么多流亡的浪漫主义者被迫要走的路程，还有许多其他的浪漫主义者身为旅人已经自愿走过。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以法语为通用语并能读懂其他数种语言。他们将翻译视为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1797—1810年间，A.W.施莱格尔翻译了17部莎士比亚剧本（其译本至今仍被视为德语权威译本）、5部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剧本，以及1部包含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诗歌的选集。他还将《薄伽梵歌》与其他梵语作品译为拉丁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妻子多萝西亚·施莱格尔以丈夫的名义，翻译了一系列中世纪罗曼史与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丽娜》；夏多布里昂翻译了弥尔顿的《失乐园》；沃尔特·司各特翻译了歌德的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和两首毕尔格的民谣，其中一首为《莱诺勒》；柯勒律治翻译了席勒的《华伦斯坦》与歌德的《浮士德》（最近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