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16]
另一派德国浪漫主义者生活在海德堡，他们同耶拿–柏林派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样，变得更加反动，民族主义情绪更强。例如，约翰·约瑟夫·冯·格雷斯为多份直言不讳的杂志撰写评论、担任编辑。起初他投身于大革命浪潮之中，后来则转而反对拿破仑并撰写檄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宣扬德国民族主义，谴责恢复欧洲旧有秩序的维也纳会议；最终，他认为，只有复兴天主教会才有助于解决问题。
1810年前后，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者日益成熟。他们没有因革命失败或背叛而变得斗志低落，仍然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自由事业，乃至革命事业。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1816）中，拜伦旧话重提：法国推翻了暴政，却“迎来新的地牢与王位”。但随后又坦率地承认：现在已是无路可退。“人类感觉到自身的力量，并表现了它。”尽管旧政权卷土重来，“时机来过、在来、会来，/不须悲观消极，/一朝生杀大权操诸我手，就不随便宽恕仇敌”（780—796）。雪莱呕心沥血写出两部重要作品来反思法国大革命，一部是用斯宾塞体写就的叙事诗《伊斯兰的起义》（1817），轻描淡写的伊斯兰背景难掩其浪漫主义气息；另一部是以永恒的远古时代为背景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和拜伦一样，雪莱认为没有宽恕与和解，社会就不可能转型，因此他笔下的新革命者不使用暴力手段——通过分解强权而非夺取权力取得胜利，获胜后也不采取报复行动。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郊外发生彼得卢大屠杀，骑兵们肆意砍杀和践踏大批手无寸铁的工人，血流成河。对此，他满怀悲愤，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假面》（1819）。诗中，他更加简洁而深刻地表现了“非暴力”这一思想。他有感而发，想象着此次工人不再逃跑，而是“叉手而立”面对骑士手中的利剑。一个世纪之后，莫罕达斯·甘地会在印度向其追随者高声朗读这首诗。
法国本土的浪漫主义者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最近，有人认为大革命置换了法国浪漫主义，甚至已取而代之，直到1820年拉马丁的诗歌激发了它。对这一观点很难作出评价。不可否认，大革命严重损耗了原本可以投身艺术的巨大力量，也葬送了许多鲜活的生命，如“前浪漫主义”诗人安德烈·谢尼埃在1794年的恐怖统治时期（在其结束的两天前）被送上断头台；1819年，他的诗集发表，激励了初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当时夏多布里昂与斯塔尔夫人均流放在外，尽管流放地域并不相同，但他们仍然坚持写作。夏多布里昂一开始对大革命持同情态度，但革命中的暴力让其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最终在德国加入了流亡者组成的军队。1800年大赦后，他在拿破仑政府中担任公职，但是几年后与拿破仑的关系破裂。1815年，他加入波旁王朝，不久，其保皇的热情变得比国王的还要高。斯塔尔夫人仍然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她与拿破仑政见不一，但也不支持波旁王朝。第二代浪漫主义者，比如维克多·雨果身边的群体，起初均为保皇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的观点变得更倾向自由。1815年后，法国本土政治风波不断：1830、1848、1851、1870年各发生一次政权更替。实际上，整个欧洲当时也是暴动频发，尤其是1848年，只有相距甚远的英、俄两国形势相对稳定。不考虑其他因素，至少在19世纪中叶前，希望的曙光一直忽隐忽现，反复多次，弄得所有旁观者紧张不安。对于政府与社会间种种关系的传统猜测，如今都摆到了台面上。
工业革命与社会关系
18世纪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是工业革命，于1775年左右兴起于英国。此时，蒸汽发动机问世并有效地运用于焦炭熔铸行业，同时，纺纱织布机技术创新不断，大型“工厂”在英国北部新兴城市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遍地开花。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800年前后，英国已在工业生产和消费的所有领域“起飞”，完善的财政手段、丰富的农产品供应、充足的劳动力、精湛的专业技能、便捷的交通（最初为运河交通）和广阔的海外市场更使发展势头锐不可当。英国一直引领19世纪的发展，虽然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北美与其差距并不太大。当然，这并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突然，其影响也是逐渐显现的。因此，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并没有过多涉及。布莱克创造的短语“黑暗的撒旦磨坊”（1804）现在广为人知，当时可能不是用来指称生产物品的工厂，而是指摧毁灵魂的知识工厂，如约翰·洛克的哲学思想。我们发现前两代浪漫主义者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行为与商业主义总体上的蔑视，对其指导学说功利主义的鄙夷和对城市化的反感。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出现对新兴工厂的恐惧，但直到1854年才首次出现彻底控诉工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的十四行诗中，华兹华斯担心充满“豪夺淫逸”的“这个尘世”正在破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1800年，伦敦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商业气氛浓厚，承继悠久“乡村”传统的华兹华斯（“乡村”是相对于伦敦而言的）对此深感厌恶。我们可以在詹姆斯·汤姆森的《夏季》（1727）和威廉·柯珀的《任务》（1785）中发现该“乡村”传统。前者指出，燃烧于充满哲思与“激情”的胸腔内的美德是“兴趣之子眼中的浪漫”（1388—1391）；后者声称“进步，时代的宠儿，/却踩在累累白骨之上”（3.764—765）。“兴趣”与“进步”成为新时代的两个口号，这引起了浪漫主义者与其他群体合理的疑惑，对他们而言，“浪漫”并不是贬义词。
当时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讲求“实用”与“用途”。运用实用标准，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发现，就提升快乐能力而言，诗歌并不比当时流行的图钉游戏更强。于是，各种讲习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销“实用知识”。“进步”意味着必须生产有用的产品，使生活和工作更加快捷、方便、高效。但是进步的最终目的何在？为了快乐？这一回答未免过于简略且含糊，为人们所轻视。难道生活本身没有用处，没有远比豪夺淫逸与图钉游戏更有意义的目的吗？莱奥帕尔迪尖刻地拒斥“这个愚昧的时代，它将实用作为最高的追求，无法看到生活却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无用”（《主导思想》，62—64）。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小说《卢琴德》（1799）中写道：“勤勉与实用［der Fleißund der Nutzen］就如手执无情宝剑的死亡天使，横立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选自“懒散”一章）一些事物的无用性成为浪漫主义的美德——斯塔尔夫人感叹道：“哦，我是如此痴迷于无用之事物”（10.5）——美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自然喜欢外在美，而人喜欢它，”利·亨特在《利剑队长与笔墨队长》（1835）的后记中写道，“它酥软心灵、丰富想象，让我们认识到除了纯粹的实用外，世上还有其他美好的事物。”巴拉滕斯基在《最后的诗人》（1835）中谴责“沿着钢铁之路向前迈进”的时代，人们利欲熏心、急功近利，只有当伟大的诗人出现时，才能笑逐颜开。波德莱尔在《我喜欢这个想法》（1857）一诗中哀叹如今的诗人渴望重新创造希腊人质朴的感官美，却被执拗的实用之神所挫败。然而，有时浪漫主义者也会尝试不同策略，重新调整“用途”以获得更大的视野。华兹华斯为那位坎伯兰的老乞丐（在其同名诗歌中）辩护，以免他被那些为他着想的人们送进救济院。他强调道：“别认为这位老乞丐没有用处”，他让人们因慈善和友好而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为社会服务。雪莱在《诗辩》中更加直言不讳：“实用的要义在于生产并确保快乐，而生产并维护这种快乐的人是诗人或者具有诗意情怀的哲学家。”
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迫使浪漫主义的一些中心人物隐居在僻远之地或者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嘲讽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渐渐丧失信心。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当义愤难以控制，团结意识觉醒，而机会来临之时，许多浪漫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走上公众舞台，甚至走向街垒、奔赴战场。同时，他们受到激励，向社区和社会传递大量思想。随着大批人群涌入伦敦和巴黎，旧的社会关系逐渐消融。利己主义已很难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金钱关系”也不行。那么，能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什么？为此，浪漫主义者四处探寻未被资本主义与金钱腐蚀的模式——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古希腊的城邦、美洲或塔希提岛的“高贵野蛮人”部落、苏格兰的宗族体系，甚至神秘的吉卜赛人。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因天主教会或英国圣公会的传统根基、社群归属感、“共享”精神和美，一些浪漫主义者转向它们。诺瓦利斯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以理想化的中世纪德国为背景，在那里，爱好诗歌的商人为促进共同福祉而买卖商品，矿工因为“黄金是人类生命的重要象征”（第五章）而淘金。布莱克返回《新约》中寻求答案，宣称手足之爱或“兄弟情义”是最深切的社会纽带，号召我们加入一个社区时，要“消灭我们的个性”，摆脱恐惧。实际上，在许多浪漫主义社会思想家看来，爱是最根本的社会纽带，也是我们最高的个人美德。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将爱称为“共同体的实现”（《哲学片段》，），而诺瓦利斯发现“无私的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政治联盟除了像婚姻外，又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