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15]
我承认这种说法与通常的观点并不一致，后者认为浪漫主义对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持敌视态度，并且试图摆脱其冰冷、残酷的现实世界。我们看到，席勒在《希腊诸神》中抱怨道，我们的哲人告诉我们太阳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球”，不停地旋转着，而赫利俄斯从前在那里庄严地驾着他的马车；席勒认为现如今“失去诸神的”自然俨然已成为“万有引力定律最卑微的仆人”。布莱克对单一视界，即“单一视像和牛顿之眠”（对牛顿《光学》的推动）的代表人物艾萨克·牛顿发起了一场智力大战，而“以一沙窥一世界”需要四重视像。济慈在《拉米娅》（1820）一诗中，也谴责了牛顿的光学理论：
一道可畏的［崇高的］彩虹在天上升起：
我们知道彩虹的密度和质地；
她列在平凡事物可厌的编目里。
哲学将会剪去天使的羽翼，
会精密、准确地征服一切奥秘，
扫荡那精怪出没的天空和地底—
会拆开彩虹。
埃德加·爱伦·坡在十四行诗《致科学》（1845）中对席勒和济慈的观点做出呼应，称科学“你这兀鹰！晦暗的现实铸成了你的翼翅”：“你难道不是把月神拖下了天车？并且把山林仙子逐出了林莽/迫使她去往某颗福星上躲藏？”
尽管如此，浪漫主义者还是对科学发展极为关注，尤其是对那些似乎挑战牛顿的数学图景的观点。正如我们所料，谢林坚持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体。他建构了复杂的“自然哲学”，将之称作“物理学的斯宾诺莎主义”。与斯宾诺莎不同，他反对认为物质世界像机器一样有序的“机械”模式，认为自然不仅是有机的，它本身就是活动能力或生产力，具有内在的智慧，该智慧不是由造物主上帝赋予的，而是通过内在的两极对立的力量产生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化学、电学和磁力学惊人的新成果对他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似乎都揭示了生物体内部的力量，更不用说超距作用了，这（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一样）在机械范式下似乎是无法解释的。斯宾诺莎认为实体的两个属性或两个方面不能相互作用，因为它们互相平行并且截然不同，但谢林认为它们可以相互作用，因为生命和意识一定是以某种方式从物质中产生的。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们都认为，重力、光、热、电力和磁力均属于流体，且彼此间存在着未知的联系（我们离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不远了）；伏特和加尔瓦尼都认为电力与磁力是“重要的”或“有生命的”力，并且把催眠术解释为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动物磁力”在起作用。18世纪90年代后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提出颅相学理论，该理论也认为肉体和心灵是一体的，并认为大脑是心灵的表现，头颅是大脑和心灵的表现；颅骨的大小、形状甚至隆起部分均能反映内心的真实状况。
柯勒律治是著名化学家汉弗莱·戴维的密友，参加了戴维的许多著名的科学讲座，并和戴维一起吸入笑气[12]；而戴维对诗歌的兴趣不亚于对化学和电学的兴趣。珀西·雪莱有时被认为是最缥缈、最超凡脱俗的诗人，他四处旅行时会带着显微镜和其他仪器；年少时，他还会做那些响声巨大、臭味熏天的实验来吓唬他的小妹妹们和同学们。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忠实于所歌颂的神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给人类的精神，不仅涉及电学和磁学，还涉及红外辐射（由赫歇尔发现）、腐烂植物中的氢循环、火山活动、行星轨道和地球上生命的进化或改良。除此之外，雪莱还曾读过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作品。后者曾就《植物园》（1789—1791）和其他科学主题创作了大量的押韵对句，甚至在一些诗歌中推测出生物进化论，这一理论后被其孙查尔斯·达尔文所证实。就像前辈歌德一样，雪莱也使用了卢克·霍华德的成果，近代的云的命名法就是由后者提出的。通过阅读汉弗莱·戴维等人的作品，玛丽·雪莱接受了将生命要素注入死尸肢体的可能性，这促成了她的《弗兰肯斯坦》（1818）91这部小说的诞生。但是毫无疑问，两个世纪以来，“弗兰肯斯坦”一词已经成为科学至上论危险的代名词了。
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并非推崇科学至上，但是他们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确认了处在自然界及灵魂深处的直觉其实是一根有生命的纽带，他们在某种更高深的心理状态下能够理解自然说出的话语。包括牛顿在内的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与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一样，都是有远见卓识的天才和能独立思考的英雄。科学自颅相学和动物磁力说的时代已经往前走了很远，但是，或许它会带着生态主义思潮和地球是有生命这一观点回归，回到一种新的浪漫主义。
第五章 浪漫主义社会愿景
如果根据浪漫主义者所持政治立场将他们从“左”往“右”放在一条线上依次排列，他们会排成长长的一条，多数人会排在左边。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浪漫主义者会沿着这条线向左或向右发生较大的位移，例如，华兹华斯变得更加保守而雨果则更倾向自由。还有一些浪漫主义者的观点复杂难懂，难以归类，只能将他们放在线上或线下。这种左右一条线排列的模式无疑过于单一。一些人认为浪漫主义者只关注自身、自然或爱，但至少有一个事实会令他们感到诧异：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热情投身于政治事业。斯塔尔夫人信奉法国大革命开创性的自由精神，却被拿破仑逐出了巴黎。她在自己离日内瓦不远的科佩城堡建立了沙龙暨流亡政府。拜伦曾短期担任过英国上议院议员，在此期间于1812年发表了一篇激进演讲，公开支持诺丁汉砸毁机器的“勒德分子”。之后，他前往希腊援助革命者，最终病逝于希腊，成为英雄。1825年，普希金的几位朋友参加了圣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普希金可能也被卷入其中；这之后，沙皇亲自审查他的作品。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拉马丁担任首脑。1876年，雨果当选巴黎参议员。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政治事业并没有那么崇高。在法国大革命93早期，华兹华斯曾两次，也可能三次，访问法国，而且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的，他“对大革命颇为热衷”。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结识了约翰·塞沃尔，后者是工人阶级“伦敦通信协会”负责人之一，此前刚被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免除叛国罪名。1797年，在塞沃尔拜访他们期间，三人均处于内政部的监控之下。立陶宛籍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因参加政治活动于1823年被捕，被流放至俄国中部；随后又流亡巴黎，1855年前往伊斯坦布尔，组织军队在克里米亚与俄国开战，但最终身染霍乱而亡。希腊裔威尼斯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大半生因参加政治活动而四处流亡；他曾经服役于拿破仑的军队，也曾经为意大利的统一与独立而摇旗呐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说，不仅福斯科洛是位战士，许多其他浪漫主义者也是战士：数位俄国人、夏多布里昂、维尼、裴多菲、拜伦与密茨凯维奇，其中拜伦与密茨凯维奇至少就动机而言算得上是战士。
法国大革命
美国殖民地成功争取独立的斗争经常萦绕在第一代浪漫主义者的脑海中。实际上，柯勒律治与骚塞曾经计划移民美国东部萨斯奎哈纳河畔，建立乌托邦农场；欧洲大陆也盛行类似的想法。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已成往昔。1789年能激发年轻人想象力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各种事件的鼓舞下发生的，却带来更为深远的巨变。
法国大革命永久地改变了公众观念、政治架构、政党认同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理想与梦魇。这次革命甚至还为我们创造了“左翼”与“右翼”两个术语。法国是西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文化威望也无可匹敌，其语言被远在东方的俄国统治精英所采用并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知晓。法国发生的一切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它如急风暴雨般展开，历经多个过程：1789年，第三等级举行大型非暴力静坐示威，之后召开国民议会，最终建立君主立宪制；攻占巴黎巴士底狱；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1年，国王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引发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威胁；次年，普鲁士与奥地利出兵法国；之后，九月大屠杀、国民公会、第一共和国成立等事件接踵而至；1793年，处死路易十六；英法爆发战争；罗伯斯庇尔携断头台实施恐怖统治；农村武装叛乱；1794年，恐怖统治遭到反抗，罗伯斯庇尔倒台；1796年，拿破仑任将军，1799年升至第一执政官，1804年成为皇帝，获得一系列惊人战绩，1812年在俄国遭遇惨败，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其军旅生涯。紧接着波旁王朝与旧政权复辟，维也纳会议召开。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连串的政治动荡，激起了参与者和远处的旁观者激昂而放肆的言辞和行为。大革命有时看似一项崇高的事业，既美丽动人又让人感到恐惧，就如同一股过于强大而令人无法理解的自然之力。
大革命初始阶段，那些1789年时还是青少年或青壮年的浪漫主义诗人和艺术家们多半持欢迎态度。华兹华斯对此有过著名的描述：“能活在那个黎明真是幸福，/若那时你还年轻就更胜似天堂！”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宣称自己为共和主义者。1794年，法国入侵德国西部莱茵兰时，他们仍恪守着自己的信念。但随着大革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挫败，许多浪漫主义者对此心生绝望：他们或许可以忍受杀戮国王，甚至忍受很短暂的恐怖统治，但是1798年法国入侵瑞士（一个共和国！）、1804年罗马教皇为拿破仑加冕，都让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忍无可忍。
柯勒律治在《法兰西颂》（1798）（诗名最初为《放弃主张》）一诗中描述了自己早期对大革命的忠诚热爱和自己为反法同盟——其中包括他挚爱的祖国——歌唱“亡歌”时的无所畏惧。但是，现在每当他听见“从赫尔维希亚［瑞士］冰寒的荒崖雪窟，/传来声声悲啼”时，他都会恳求“自由之神”的宽恕。数次紧要关头，华兹华斯对法国都充满着希望，直至1802年短暂的休战结束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