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洛克 [5]
图8 一封谈到基督教会学院开除约翰·洛克的信
在很大程度上，此时洛克自己是通过无视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宗教仪式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由人类自行决断即可。而但凡人类自行决断即可的问题都可以交由行政长官以命令决定，因为设置长官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排除每个个体判断中的随意偏好。和平需要政治权威，而为了确保和平，政治权威可以做一切上帝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显然，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明确指出政治权威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论宽容的随笔》
七年之后，洛克已经逃离牛津大学教员的陈腐世界，投入为沙夫茨伯里工作的激动人心的生活中；洛克得以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再一次思考这些问题，并得出了明显不一样的结论。这些思考和结论可以在洛克的《论宽容的随笔》中找到，这部作品与著名的《论宗教宽容》不同，洛克从未将之付梓。他在此书中得出的实际结论跟沙夫茨伯里的观点极为相似：宽容“使得教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团结统一”（FB I 194），从而促进社会秩序与和谐。最高长官有责任为了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管制宗教实践。但就算这位长官始终是法官，判定什么可以促进这些目的的实现，我们也无法再指望他的判断比其他信徒的更值得信赖。他
仍然应该保持谨慎，除了出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福祉，再没其他任何理由去制定法律、建立约束。或许光是想想这些苛捐杂税和惩处是否必要和便利是不够的，他必须严肃公正地考量和讨论其是否必要和便利。倘若他违背了臣民意愿，倘若这些考量和探究本可以让臣民更好地知情的话，那么他的意见（如果是错的）便剥夺了他制定法律的正当性，除非臣民的良知或意见原谅了他。（FB I 180）
虽然长官的决断权范围广泛到能包括“无关紧要之事”的整个领域，但他行使该权力受到他所服务之目的的严格限制。如果他为了这个目的恪尽职守，那么他甚至不用“在另一个世界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那是他尽己所知，为了人民的生存与和平而做的”（I 185）。但是如果他试图干涉臣民的宗教信仰（就像英国国教当局无疑试图干涉新教徒的宗教信仰那样），他的行为就是荒唐和不正当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救赎自己，无人有理由将救赎自己的任务交付给另一个必定不具备决断能力的人。（I 176-177）无论如何，即便他希望这么做，事实上也必定没有人可以这么做。没有
人能赋予另一人权力……因为他自己本没有权力。既然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理解力，也无法断定自己明天有什么想法，那么，从经验和理解力的性质来看，只有当事物自行浮现出来时人才能理解事物，恰如只有彩虹浮现出颜色时人眼才能看到颜色，无论这些颜色是否真的存在。（I 176）
《论宽容的随笔》向最高统治者阐明了应该如何运用他的决断权。它谨慎地避免了作出最微弱的暗示，即在最高统治者治下，臣民拥有任何自行决断的权利。臣民的职责就是消极服从。但是，在“无关紧要之事”的领域内，洛克已经开辟了一个地带，证明在其中消极服从的确是不可能的。他更明确阐明了这个地带越过了“无关紧要之事”的界线。人的信仰不能屈从于权威的要求；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按另一个人的命令，放弃他对上帝要求他所做之事的信念。对于有信仰的人，更确切地说，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人与人是平等的：无论是“总被通晓世事的人认作、称为野兽的……在自我约束方面跟海水一样没有耐心的群众”（G 158），还是如此迫切需要控制住对彼此施加欺骗与暴力的统治者（FB I 174），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负全责，都必须在末日审判时向上帝做交代。然而，与此同时，维护社会秩序才是长官必须严肃参与的事，而不是徒劳而无礼地去做神的替身。在非常不同的“排斥危机”的背景下，面对一位充满敌意、一心复仇的统治者，不难看出为何消极服从的职责在洛克看来似乎是邪恶而荒谬的了。
《政府论》
我们不知道洛克写作《政府论》的确切时间。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在1689年出版此书之前不久，他的初稿（或大幅修改）占多大篇幅。事实上，没有什么关键证据证明他在“排斥危机”期间曾写作本书。但是近几十年来，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富想象力的学者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洛克1689年出版的作品中的大量文字，是在1683年夏末他流亡荷兰之前写成的。第二，不同的段落（在1683年仍然保留着）是在此前许多不同年份写出的，这些文本反映了沙夫茨伯里的党派在“排斥危机”时期的许多立场变化。
如同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政府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对不公正权威的抵抗权利，维护在不得已时发起革命的权利。［当然，只要看了此书，还能发现许多其他的重要主题：最初是什么赋予政府合法性的（同意理论）；臣民和统治者该如何解释彼此的关系（信任理论）；人类如何有权拥有财产，其权利的范围和限度何在（财产理论）；不同种类的人类权威有何异同，尤其是家庭权威和国家权威的差别何在。所有这些问题也都是放在当时英国政治和英国宪政的背景下思考的。］显然，《政府论》开篇就攻击了绝对君主制的自命不凡，并坚定地从中得出结论，要在宪法上对英王的特权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当然并不清楚，洛克在刚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不是要捍卫由选举产生的下院的积极不服从的权利，更不用说要让那些在社会上没有正式权威地位、受到侵害的个体臣民享有和使用这种权利了。
《政府论》长而复杂，包含大量论证。当然，其中大多数论证洛克在别处从未提出过。但是，唯有反抗权是明确果断地与他之前著作中所大力捍卫的观点背道而驰的。1660年的《政府二论》和1667年的《论宽容的随笔》显然都声称，面对君主的不正当命令时，臣民的职责是消极服从：当然，这不是说他认可这些命令是正当的，但至少他认可发布这些命令的权威，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用暴力手段阻止这些命令，更别说去攻击其发布者了。在不久前的1676年，他还再一次论证道，尽管人类的政治权威是由人类的法律赋予，但是政治服从的职责是由上帝的法律（“它禁止扰乱和解散政府”）规定，每个人都有义务由衷服从他或她生活于其治下的政府。（D 49 n.）
图9 维护反抗权：洛克的《政府论》。注意，此书初版八年后，作者依旧没有署名
改变这一观点的直接推动力来自此书构思期间洛克自己参与的政治活动。这是一次思想判断和政治承诺的根本转变，洛克极为彻底地思考了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当然，他并没有系统思考他在书中主张的所有观点。他尤其选择避开了对人类何以天生就知道自然法——上帝所指定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这一问题的讨论；根据此书的论证，人的一切权利都以此为依据，人类的大多数责任也或多或少直接来源于此。这一忽略引发了后世政治理论家的诸多评论。在此书出版之时甚至在最近，一些人怀疑它讨论自然法的虔诚论调，认为是含糊而虚伪的。可以肯定的是，1664年，他在基督教会学院做过一场关于自然法的讲座，其间他指出了传统基督教的自然法概念的几个主要困难；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据记录写于1671年、为《人类理解论》撰写的草稿中，对这些困难的理解加深了。到了1680年，他确切意识到，人类何以知晓自然法的内容是大有问题的。但是在《政府论》中他写道，实际上知晓自然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它如此清晰地铭写在所有人心上”，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选择是否服从的自由。
总的来说，这些猜测并不中肯。毫无疑问，甚至在洛克自己眼中，他试图解释人类何以知晓自然法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是有力的证据表明，在1689年《人类理解论》首次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始终坚持着这一尝试；怀疑其尝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他一直希望这一尝试能取得成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此时或人生的任何阶段，他并不认为这种观点（例如，托马斯·霍布斯便持有这一观点）有任何吸引力，即极为世俗地认为自然法是一个纯粹出乎人类便利的理论。或许更具吸引力的是后来他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中探索的可能性，即认为人类的义务和权利是以受到神启的基督教教义为直接依据的。即便他同法国神学家波舒哀一道认为可以从《圣经》的字里行间直接推导出政治原则，这也并不能在沙夫茨伯里与查理二世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前者的政治目的有任何助益。在现代无神论者看来，完全有理由怀疑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政治理论，因为很不幸，它的理论基础是如下这种对人类在自然中地位的观念，即每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件事完全是受了神的指导。对于如今的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虔诚的基督徒），这种看法几乎难以理解。然而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历史记录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就是洛克的想法。
在他看来，政治权利来自政治义务，而这两者的起源都是上帝的意志。他在1678年雄辩地问道：“如果他发现，上帝将他和其他人置于一个他们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维持生计的处境中，他是否只能推断，他有义务，并且上帝也要求他，遵守那些有助于保全社会的原则？”（D 49 n.）从信奉消极服从到为反抗不正当政治权威辩护，他的政治观点经历了关键性转变，他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即人类如何能够，或如何应该判断究竟什么能保全社会。在《政府论》中，洛克将判断如何保全社会的权利和义务还给每一个成年人，而不是完全留给统治者，只剩给其他人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利（洛克认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权放弃这一权利）。这绝不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结论，但对洛克自己来说，这无异于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变的原因呢？显然，最直接的动力莫过于“排斥危机”这段政治经历。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