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洛克 [2]
图2 医学先驱托马斯·西德纳姆。他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洛克早年对医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
1667至1683年的不同阶段，沙夫茨伯里是查理二世王廷中最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也是最后威胁到并可能计划发动革命推翻查理二世的国内反对派领袖。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在洛克的思想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沙夫茨伯里不仅教导他如何理解英国政府在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经济责任，也教导他把经济繁荣的条件和可能视作治国和衡量任何社会优势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如果说洛克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将才智用于他所处时代那残酷但富有活力的英国经济中，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沙夫茨伯里。1672年沙夫茨伯里任大法官期间，洛克任职于工会，这与1690年代他任职于威廉的贸易委员会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而1668年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也与他为向威廉政府建言献策、为调控利率而写的主要作品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同样，在内容上，或许并非在动机上，直接相关的还有，沙夫茨伯里面对英国国教复辟仍宽容新教徒的坚定行为，与洛克在生命最后二十年中为出版宽容和自由而从事的或公开或秘密的英勇活动。显而易见的关联还存在于沙夫茨伯里在所谓的“排斥危机”（即剥夺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努力）中，对政治合法性的代议制基础有些迟来的坚持，与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公众有权只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统治，并有权抵抗不正当权力的雄辩之间。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来自为沙夫茨伯里工作而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为洛克提供了一个观看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崭新视角。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是深刻的个人影响。洛克一生结交了许多关系甚密的朋友，以及许多没有那么亲密，但手握大权、富有、智力超群的朋友，如彭布罗克、萨默斯那样的政要，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那样的科学家，以及林博赫那样的神学家。当然，无论沙夫茨伯里多么欣赏和尊重洛克本人，他都不仅是洛克的朋友，更是他的庇护人。这样的友谊显然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之间并不缺乏深厚的感情，在这十六年中，洛克伟大的庇护人显然将他变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图3 洛克伟大的庇护人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他是查理二世的重臣以及后来的强劲对手
有一对不可思议的形象塑造了洛克的成年生活：一个是失败的父亲，笨拙而压抑；一个是光彩夺目、不值得信任、魅力无限，却在生命的尽头壮烈失败的朝臣。这一对形象虽则不可思议，却在某些方面异常有利。任一形象都在想象中极好地抵消了另一个的缺点：前者忧心忡忡、怀着根深蒂固的顾虑，后者强而有力、不顾一切、不负责任。两者都死亡以后，他们之间的张力成就了洛克哲学非凡的思想框架。
第三步是对哲学理解的投入。与进入威斯敏斯特和牛津、为沙夫茨伯里工作相比，这一步在外人眼里非常不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洛克对政治权威与政治宽容、伦理学与认识论等哲学问题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1650年代末。事实上，假设他真的接受了神职、从未遇到沙夫茨伯里，并且余生都在牛津大学执教，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后来不会去思考哲学、从事哲学写作；他也不会直至自己年迈多病，方才成功地从自从为沙夫茨伯里工作开始就卷入其中的政治和公众责任中解脱出来。如果说从1667年到他离世前不久，哲学和政治都在争夺他的精力和关注的话，那么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二者便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寻求着某种平衡。
截至1667年，洛克在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做了十五年学者，其间他的哲学写作基本上仅限于两部作品。其一是《政府二论》，这两篇论文指出了宗教宽容论的缺陷，一篇用英文、另一篇用拉丁文写成，创作于1660年和1661年，直到20世纪才正式出版。其二是《论自然法》，这是关于自然法的拉丁文系列讲稿，1664年由他作为基督教会学院的道德哲学审查员发表，同样到20世纪才正式出版。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宗教自由的范围和限度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仍是洛克思考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两部作品并不具备他成熟作品中的广阔视野和紧迫性，而是体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年来，牛津为他的才智所提供的最重要机会，不是开始构建和表达我们如今认为的哲学观点，而是参与到波义耳、胡克、洛厄和西德纳姆的化学研究和医学研究中去。洛克不仅从中认识到持之以恒、训练有素的观察的价值所在，也体会到人在试图掌握自然奥秘时的谦逊、耐心和勤勉。洛克在一份手稿中提到西德纳姆在1669年说的一句话：
世上真正的知识首先是由经验和理性观察得来，但是骄傲的人对他所掌握的有用知识并不满足，仍然想要刺探隐藏着的原因，放下既有原则，自行对自然的运作设立准则，徒劳地寄希望于自然或真正的神会按照人类自我预设的准则行事。
正是在这一探究实践科学的背景下，洛克将他对科学革命早期两位伟大的大陆哲学家的阅读派上了用场——1660年代末，他深受勒内·笛卡尔和皮埃尔·伽桑狄影响，而他较成熟的理论在许多方面相当接近后者的观点。但是，正如他告诉马沙姆夫人的那样，是笛卡尔的观点第一次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强烈兴趣，让他想尝试精确、系统地理解人类“能够”知道什么。他在《人类理解论》的《赠读者》中说道，此书试图“检验我们自己的能力，发现何种对象是我们的理解力适合或不适合处理的”。实际上，《人类理解论》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680年代末才完成，但早在1671年，许多由其主要论点延伸开去的草稿就已经写出来了。除了这些《人类理解论》的最初草稿之外，洛克在这段时间还创作了其他重要作品：1668年关于政府调控利率的无效努力的长篇手稿；1667年论宽容的文章，这篇文章完全依照沙夫茨伯里的政策来讨论问题，断然改变了他自己在1660年代初更加独裁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年他忙于为作为殖民地所有者、大地主和内阁阁员的沙夫茨伯里处理公共或私人行政事务，以至于很少有余暇继续创作哲学作品。到了1675年，沙夫茨伯里坚决反对丹比执政的国王政府，洛克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接下来三年半，沙夫茨伯里处境极为危险，洛克旅居法国，他的大多数时光是在沙夫茨伯里一位富有的政治伙伴之子凯莱布·班克斯令人厌烦的陪伴下度过的。在旅居法国期间，洛克结识了不少医生、科学家和神学家，并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还翻译了詹森派教徒皮埃尔·尼科勒的一些论道德的文章。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写出任何原创作品。
图4 中世纪的牛津。宗教宽容问题演变成不光彩的学院间口角（学院下水道内的法衣事件）
从1679年4月底重回伦敦，到1683年夏末流亡鹿特丹，这四年是他生命中一段晦暗不明的时光。洛克于1675年动身前往法国，彼时他的庇护人沙夫茨伯里已经在王廷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即便如此，洛克“在他的书房和密室”中的工作已经不限于“国务大臣的事务”。例如，他很有可能起草了1675年的小册子《一位贵人致乡间友人的信》，沙夫茨伯里已经在其中开始制订反对计划。这本小册子因遭刽子手公开烧毁而声名大振。1679年，沙夫茨伯里愈加激烈地反对查理二世政府的政策。在接下来历时四年的“排斥危机”中，他组织并领导了一场反对王室的国内政治运动，旨在加强对王权的宪法制约，保护由竞选产生的下院的权利，并阻止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詹姆士继承王位。这场斗争艰苦而危险，因为行使法律所承认的政治权利与叛国罪之间很难划清界限。但是毫无疑问，查理急于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划界。直到1682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沙夫茨伯里本人、洛克、阿尔杰农·西德尼、威廉·罗素勋爵和埃塞克斯伯爵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在这次事件中，沙夫茨伯里至少设法逃到了荷兰，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1683年6月，“黑麦屋密谋”试图在查理和詹姆士从纽马基特赛马会返程途中绑架他们，事败后，西德尼、罗素和埃塞克斯统统被捕。埃塞克斯旋即自尽于伦敦塔，罗素和西德尼也被处绞刑。在西德尼的审判中，有一项罪状是撰写煽动性手稿，其中包括对罗伯特·费尔默爵士极端保皇主义的小册子《先祖论》的长篇攻击，这些攻击在西德尼被处决之后发表出来，即他的《论政府》。当然，洛克在1683年夏末也受到政府的密切监视，即便他算不上埃塞克斯、罗素，甚至是西德尼那样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那时也有一部极具煽动性的手稿《政府论》，它同样攻击了费尔默的政治理论，并全面认可人们对即便合法的君主的革命权利，前提是这位君主严重滥用了他的权力。最后的结果是，1683年9月，洛克成功逃过一劫，流亡荷兰。尽管次年，他在基督教会学院的学者资格被王室勒令取消，并且1685年英国政府还尝试将他引渡回国——以失败告终，但从那以后，他与其他辉格党流亡者的处境便没那么危险了。
他具体在何时、出于什么原因着手写作《政府论》，我们尚不得而知，以后可能依然不得而知。煽动叛乱在17世纪的英国十分危险，在“排斥危机”的背景下写成的《政府论》便是一部极具煽动性的著作。至少自1683年起，洛克便以极为谨慎的神秘形象示人。然而关于这些年他都在做些什么，我们确实知道一两个有趣的细节。例如，1680年，他在朋友詹姆士·提瑞尔位于奥克利的乡村别墅住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