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洛克 [13]
图13 洛克作为后现代主义幽灵般的敌人：深信真理是谬误的对立面，真理终会被发现并且值得去追求
然而，在此基础上，洛克展开了对自然哲学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事物本身特有的存在、组织、性质和作用的知识。”（720）这一描述认识到了感官和记忆的潜在欺骗性，且并没有向全面的怀疑主义屈服。它坚定地区分出独立于人类或其他观察者之外的实体中自然的“第一性”的质（如形状）和部分依赖观察者感知能力的“第二性”的质（如颜色），尽管这区分并不总是很清楚。人们观察到一个立方体，是因为它原本就是这样，跟他们是否观察它无关。但是人们观察到一朵红玫瑰，是因为他们在白日里看到它，它的物理属性恰巧令他们如此观察它。所有的简单观念都是通过我们不理解，或许也无法理解的方式，由事物的“性质”造成的。与第二性的质不同，第一性的质绝不依赖人类和外部事物的关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为这两种性质都存在于外部事物中。然而仅对第一性的质，这种自然的信念才是完全有根据的。
自然知识限于知觉的简单观念，能在当下感知到，或在回忆中忆起。但是，人们关于自然的信仰当然比这要深阔。它主要建立在对或然性的判断上，建立在对简单观念的精心比较和组合上。因此，它不是认识自然的一种形式，而或多或少是对自然深思熟虑后的猜测。对于生活中大多数更重要的事，人们无所适从，也不明白状况。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审慎地判断。但这无疑是他们必须做的。对实际问题坚持要获得其不可获得的知识会导致自我毁灭。它会使人们完全无法行动，生命陷入紧张的中断。自然的普遍真理无法理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也不存在自然的科学。人们相信他们知道自己的感觉和反省的简单观念与现实，即与世界的本来所是、与他们自己的本来所是相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们试图理解他们自身和自然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由这些简单材料组合而成的复杂观念，是否与现实相符。相反，人类不得不判断现实是否与他们的复杂观念相符。如果他们用心谨慎地判断，那么这便足以服务所有实际目的。人们不得不去了解上帝对他们的要求。然而，有效地与自然打交道是不需要知识的，需要的只是有技巧的猜测。
为了掌握关于外部自然的真科学，人们需要掌握对其活动的普遍真理的感觉知识。他们需要真正看到，所有自然影响是如何造成的。上帝本身当然拥有直接观看的能力。甚至天使也可能在略低的程度上，直接观察到一些自然的活动。但是由于感官的局限，人类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建立在对他们自己的概念和分类的有意识控制上。如果他们无法知道自然的普遍真理，那么他们就拥有最实际的动机去尝试形成关于自然活动的有效、普遍信念。为了增加冒险成功的可能性，他们必须特别留意形成自己复杂观念的方式，以及他们在为这些观念命名时使用文字的方式。简单观念是自然物性质的自然符号，文字则是心中观念的人类符号。简单观念完全是不自主的，文字则统统出于自主。复杂观念介于两者之间，但会屈从于人心故意的规定，其材料完全依赖感官的不自主的释放。人们需要精神上和口头上的极端自我意识来确保对自己的理解行为实现最完全的控制。系统的科学研究和哲学对话公开而切实地表达了精神关怀和责任，在社交机会的范围内，所有人都有义务去关怀和负责。
科学研究无法产生知识，因此洛克认为，科学之名并不副实。当然，科学能增进人们对自然的理解。由于他所崇拜的同时代人——波义耳、牛顿和其他皇家学会重要人物的工作，当时科学研究可谓突飞猛进。这项对自然世界的探究专业、系统且高度理论化，或为了加强人对自然的控制，或为了增进人生在世的生活享受，但我们并不清楚洛克自己对这项探究有何期待。（当然，在医学领域，他期望得到一些直接的世俗好处，但是显然他并没有期望人类控制疾病或缓解疼痛的能力会改观。）然而，无论事实证明科学研究的独特贡献究竟是什么，显然他将它视作一项努力，即为了理解自然、控制自然而采取的积极而切实的努力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他看来，由此努力便区分出“文明的”国度和“野蛮的”国度，相对于后者，前者让生活更加愉悦。（646-647）
或许对自然科学的这一理解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它对人类自然知识之局限的解释。诚然，在某些方面，洛克明显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局限，他所看到的人类分类和自然活动之间的差距，要比随后得到化学史甚至生物史证明的要大得多。但是在相信机械模型的解释力，与确信人们无法直接了解自然活动这两者之间，他对平衡作了正确的判断。现代的自然科学哲学家关心的科学则非常不同，其中一些科学的实践效果非常好。他们不赞同洛克的假设，甚至与洛克没有共同的兴趣。与洛克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知识是一种观看形式，也没有将人类自然知识的局限与全知上帝据信完美的观看相比较。而且他们多半都不认同这一观点，即相信他们可以大大借助感官的直接帮助和模型的解释力；他们同样不认为，人类能够知道为什么自然会如其所是地活动。因此，与其说自然科学是一种知识形式（就像洛克理解的那样），不如说它是一种特别复杂而机智的信念形式，它与判断（或猜想）有关，与直接观看无关。
洛克并不怀疑有某种东西致使自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如其所是。事物自有其特性，而人类之所以知道这些事物存在，正是因为这些性质以特定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感觉。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怀疑自然是否被分为种类不同、界限分明的事物，他相信人类无法精确地知道自然是如何划分的，他也确信人类无法通过精确地知道自然是如何划分的而了解自然。无论自然是如何划分的——是由一个模糊的连续体构成，还是由大量种类完全不同的事物组成——自然都令人们如其所是地看待它；而上帝能够清楚看到自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它为什么这么做。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谨慎精准地将他们自己的简单观念聚集起来，并且同样谨慎精确地运用指涉这些聚集物的语言符号。人们所能了解的自然（而不是感觉和反省的简单观念）恰是他们自己所相信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思考和言说的对象。若非处于某个特定时刻，他们也不了解真正的自然的模样。
至于塑造行动的观念——特别是道德观念，其定位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人们思考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之间没有差距。人们对道德问题很容易产生困惑，是因为这些问题缺乏由感觉提供的可感知的外部标准，这些标准是人们必须力图与之匹配的，也很容易拿他们的观念与之比较。但是人们考虑的道德观念，不过是他们试图思考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洛克所说的“名义的本质”和“实在的本质”之间没有差别，因此可以认为，道德观念拥有一种自然观念所必然缺乏的明晰性。这就是洛克认为道德是可证的，并且当他放弃了自己证明的尝试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这么认为的原因。
道德概念在潜在意义上如此清晰（实际上道德误解也同样如此），是因为缺少一个匹配这些概念的既有世界。但是，不足为奇的是，这一缺席使得道德概念以另一种方式备受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都拥有有力的、内部的行动原则，这些原则驱使他们以完全不同于洛克自己的道德信念的方式行动。人类社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同意与反对这组相悖的压力，以及法律惩罚的有效威胁来控制这些行为动机。这两者只不过是个体追求快乐的实际障碍。当一个人确信他实际上能避开那些瞄准他的威胁时，这两者便无法给这人一个理由，让他想要依照道德行动，或选择这么做。因此，有一点对洛克的道德概念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那就是“在暗中察看人”的上帝施加的惩罚，无人可以理性地希望避开这一威胁。这种依赖性在一篇残稿中特别清晰地陈述出来，这篇《道德通论》或许打算当作《人类理解论》的最后一章。（LN 11）纵使有了这种依赖性，《人类理解论》总体上还是显示出一个醒目的缺陷。它所提供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并没有将那个致力于惩罚或拯救人类的上帝的事实往前推进一步。基督教概念中的上帝是洛克道德信念的基础，它只有借助神启才能得到证实。［幸运的是，上帝的自然法和他透露出的意愿必然是一致的，它们提供了“试验道德公正的唯一试金石”（E 352）。］
信仰
因此，在他最后一部主要著作中，洛克坚定地转向了神启说。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宣称——像标题表明的一样——《圣经》中基督教的合理性。（正是理性必须判断一条特定信息是不是上帝的启示，也必须阐释这条信息的确切含义。）然而，他如此急迫地这么做，是因为只有通过基督教神启，他才能保持信心，相信人们的道德义务有效地“传达给了全体人类”。完整的自然法还从未被谁证实（R 89），到1694年，洛克对亲自证实自然法已不抱希望（LC IV 768, 786）。但是上帝通过弥赛亚耶稣宣布了信仰的法则，以此向所有人显明他希望人们如何生活。《旧约》中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和耶稣的生平事迹完全吻合，连同他所行的神迹，都向他的信徒揭示了他就是弥赛亚。耶稣亲自宣告了信仰的法则，要求人们顺服他，并保证拯救他们以为回报。（R 71-75; W III 466）
近十七个世纪之后，人们不会指望有同样直接的强制力，让他们相信信徒乐在其中，因为传统的神启建立在历史理性，而不是直接经验之上。（E 664, 690-691）然而只要他们考量证据、打开心扉，便不会否定信仰。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真正努力地遵从他的法则，就足以拯救他们。信仰是信任的一种形式，它与理性并不矛盾，而是超越理性。它需要付出努力（这就是不信神会成为一种罪的原因）。但是它真的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过上良好生活的可能性。
这对于三十五年的哲学探求来说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洛克自己看到这一结论会满怀热情，或许打从一开始他就不乐意拥护这一结论。此外，这一结论还有诸多令人沮丧的影响。例如，按照洛克自己的标准来说，人们自身的自然官能有限，因此人们无法，也没有机会知道该如何生活。判断和信仰或许足以拯救他们。但是它们所提供的并不等同于一种知识形式。此外，依照这一观点，对所有那些运气不好、没有收到基督教神启好消息的人类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