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9]
与此同时，果月的结果似乎在证明这场政变的正当性。就在下个月，奥地利人在康博福米奥缔结了和约，奥地利承认失去比利时，其在意大利的古老领地则由波拿巴转交给法国的傀儡国家——山南共和国。在国内，新一届更为自信的督政府宣布废弃大部分国债，从而打破了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承诺。督政府还再次对教士和贵族采取严厉政策。但是，英国人远没有步奥地利盟友的后尘向法国让步，而是继续孤军奋战；1797年10月，英国海军在坎珀当取胜，巩固了其海上权威。从意大利返回的波拿巴被委以入侵英国的指挥权；不久后他认为，如果法国能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财富资源，经商的英国人更有可能与法国媾和。无论如何，这是他1798年5月远征埃及的主要依据——督政官们也很高兴能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派往远方。这件事的外交后果，是促使俄国领导的新的反法同盟的形成，尤其是当纳尔逊在8月的尼罗河战役中摧毁波拿巴的舰队，从而将他困在埃及之后。当奥地利允许俄国部队穿越其领土进攻身处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时，整个亚平宁半岛都奋起反抗拿破仑及其后继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法国人撤军了，并将教宗当作俘虏一起带走，他后来在法国人的囚禁中死去。这个革命的共和国一下子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境地，就像1793年一样。应对的办法还像以前一样吗？当人们还在谈论强制借款和人质扣押时，茹尔当将军提出了一项全面征兵法案。其效应是再次在西部引起骚动，并在被兼并的比利时引发旺代式的新叛乱：教士领导农民发动起义（1798年10月）。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军事危机一直在延续，直到次年夏天新的胜利到来；而当新雅各宾俱乐部开放并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拯救祖国时，政治局面的不稳定也在持续发展。在多年谨慎的沉寂之后，西耶斯重现政坛，并担任督政官，他判定，宪法已经无法运作下去。法国需要的是“来自上面的权威，来自下面的信任”。他在物色一位可靠的将领来协助他发动政变。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波拿巴完成了一项著名的行动：从与世隔绝的埃及逃了出来。
拿破仑
拿破仑与西耶斯合作，在共和八年雾月（1799年11月）解散了立法委员会。但他的意图不止于此，在确定新的权威主义宪法方面，他的发言权要大过他那位潜在的庇护人；12月的公投草草了事之后，新宪法颁布了。作为共和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被宪法赋予实际上无限的权力。他宣告说：“公民们，大革命已经奠基于其开始时的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
这个说法在当时完全不实，但在接下来的两年，拿破仑的作为至少使得第二句论断开始变得可信了。随着奥地利人被击溃（他自己于1800年在马伦哥取胜，次年莫罗将军在霍恩林登告捷），拿破仑终结了在大陆的战事。英国人也已厌倦了战争，他们在1802年的《亚眠和约》中放弃了斗争。法国赢得了革命战争，而且是全面的胜利。胜利反过来给了拿破仑粉碎路易十八所有希望的力量，后者还想着自己或许能成为波旁复辟的工具。如果法国需要一位君主，拿破仑自己是个更可靠的候选人，正如他在1804年给自己加冕时所显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解决了法国与罗马之间的纷争，从而抽除了波旁家族的一个主要支柱。根据1801年与新教宗庇护七世商定的教务专约，公开的天主教宗教活动得以在法国恢复，其费用由国家支付。但是，为达成这项条约，教宗被迫承认拿破仑的一个前提条件：1789年后被没收和出售的教会地产一去不复返。这些地产的新所有者终于安心了，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的支持者，而不是支持此前做出类似承诺的仅有的两派力量：一个是声誉扫地的督政府，另一个是血腥的雅各宾派。雾月政变让国家摆脱了这两个恶劣的派别，从而为自己增添了光辉；不久之后，当走投无路的王党分子试图刺杀第一执政时，最后的雅各宾活跃分子被逮捕判刑。全国都松了口气，这声音实际上清晰可闻。拿破仑的统治也会有自己的难题和矛盾，但它之所以能持续下去，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解决了其他难题：十年来，这些难题曾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第四章 终点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冲击具有毁灭性。到1789年底，革命者想要废除的东西，是人人所称的旧秩序或旧制度。1791年夏天，制宪议会终于完成了1789年6月开始的制宪工作；议员们觉得，在这样一份重要的文献中列举他们的革命所清除的主要事物是有益的，他们把这些事物称为“损害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因此宪法宣告说：
从此不再有贵族和爵位，不再有世袭性荣誉，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封建体制，没有为证明贵族身份而要求的任何成员属性和装饰物，没有任何意味着高贵出身和所有其他优越性的事物，而只有表明某人正在行使公共职务的象征。
不再有官职买卖和任何世袭性的公共职务。
在适用于所有法国人的法律之下，民族的任何组成部分和任何个人，都不再享有特权和豁免。
不再有行会，不再有职业和手工艺团体。
法律不再认可宗教誓愿及任何违背自然权利和宪法的承诺。
上面的列举远没有穷尽。在宪法中，这份名单紧接着《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之后，而人权宣言宣告了一系列政治和公民生活的原则，它已然暗含着对从前违反这些原则的做法的谴责。在从未实施过的1793年宪法的序言中，扩展版的人权宣言说得更明确：“之所以有必要宣告这些权利，是因为专制主义仍然在现实和记忆中存在。”随着大革命的推进，其摧毁性野心的范围也在扩大。到1793年，这种野心已大到令一个愤慨的教士创造一个新词来形容它们：汪达尔主义（vandalism），这个词让人回想起古代蛮族人反基督的暴行。不过，大革命在毁灭方面的成就，跟其抱负比起来相距甚远；1789年和1793年的人们认为已被他们一劳永逸地废除的东西，经常会在短期内再度重现；尽管表面看来形态不同，但有幸见到这类重现事物的人，会惊愕而轻易地发觉这一点。
专制主义
大革命以对专制主义的攻击发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专制主义定义为一种无法可依的统治形式。由于无法可依，专制权威就是任意专断的，它的动力源泉在于恐惧。一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很快会冲淡其最初的严格含义，这是常有的事。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暗示说，专制暴君的权威与君主的权威没有实质的分别。到1760年代末，专制主义被广泛理解为君主权威的滥用，实际上也是一切形式的权威的滥用。到1789年，专制主义首先意味着未经同意便征税、任意逮捕和监禁、禁锢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专断权力，以及一切服务于上述目的之人的行为，如大臣和督办们所做的。一句话，专制主义、暴政和绝对君主制之间现在已无界限。
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摆脱上述所有不幸的机会。大革命把最高主权赋予民族，从而将国王变成法国的仆人，而不再是主人。大革命将国王和所有其他官员置于宪法之下，试图以法治取代专断意志的统治。旧制度时代当然也有大量法律——革命者甚至认为太多了。他们认为自己的一项长期性任务便是简化法律，编订法典。但过去的国王看来能够践踏一切而不受惩罚。这就是巴士底狱何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的原因所在——正是在那个地方，无名的国家囚犯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其依据便是臭名昭著的逮捕密札（lettres de cachet），一种仅由国王签署和收回的密封文书。巴士底狱一旦被摧毁就绝不能重建，它曾经矗立的地方，如今仅剩鹅卵石在地上勾勒出的轮廓。影响力几乎同样强大的象征物，是1789年10月6日被离弃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曾把这座宏伟的宫殿当作绝对君主制的所在地。但它太大，不能被摧毁（尽管并非没有被劫掠）；虽然拿破仑的实际权力让路易十六相形见绌，但即使他被加冕为一个由宫廷拱卫的统治者后，也不认为搬回凡尔赛宫是明智之举。那地方会勾起太多让人不悦的记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路易十六的弟弟们也没有返回凡尔赛宫。就连他们也承认，过去这个绝对君主制的神经中枢，已不再适合作为立宪君主们的居所。路易——菲利普也效仿他们，认为凡尔赛宫唯一可能的用场就是辟为博物馆。
贵族制
但凡尔赛宫不只是政治权威的象征。那里珠光宝气的廷臣还象征着由特权贵族支配的整个社会。从1788年秋天开始，大革命获得了一种社会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反贵族浪潮。到1789年中期，贵族制（aristocracy）已成为囊括大革命反对的所有事物的术语。关于三级会议形式的争吵使得各种担忧浮出水面，大部分贵族仍高调坚持不放弃“1614年的形式”，这一形式能够保障他们将来享有政治权力。此举换来的是无法消弭的各类辱骂和夸大之词；虽然很多贵族议员在三等级合并之后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其他贵族的外逃以及留下来的一些人无端的抵制行为，使得人们对贵族的猜疑从未消除过。1790年6月，贵族制本身，以及爵位头衔、盾形纹章等贵族附属物的展示，都被法律禁止，而在多数贵族之中，这只能强化他们已成为祖国土地上的异类的意识。1797年果月之后，为了应付再度出现的王党主义的威胁，贵族在法律上正式成为异类，被剥夺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如今他们是“前贵族”（ci-devants），是过去时代的残留物，比他们数千个已经外逃而不是住在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国家的叛徒亲戚好不了多少。
战争刚一开始，拒绝回国的流亡者，甚至一度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被剥夺财产权，被剥夺的财产并入可出售的国有土地。不过，贵族财产权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攻击，并在1789年8月4日夜以“封建制度”的形式被废除。封建权益并不总是有丰厚的收益，其影响范围也有极大的差别。但毫无疑问，封建权益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