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0]
团体主义和特权
但是，8月4日夜焚烧特权的篝火呈现燎原之势。正如8月11日颁布的执行法令所说的：“所有省、封邑、地区、行政区、市镇和居民社区的所有个别特权，无论是金钱方面的还是任何其他性质的特权，都不可撤销地废除了，都在全体法国人民的共同法律之下消解。”这就扫除了旧制度整个混乱而繁杂、极具多样性的体制，并为更为合理、更为统一的国家和社会组织敞开了道路。旧的体制是团体性的，每个团体的身份都在于自己的特权和垄断性权利。但是，1789年的革命者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垄断权利，他们认为这是对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阴谋。垄断包括各类职业组织和行业公会，1791年4月23日的《阿拉德法》废除了这类机构；还包括手工业者组建的原始工会，1791年6月14日的《勒沙普利埃法》禁止了这类组织，该法还宣称，“消除所有由同类职业的公民组成的任何类型的组织”，是“法国宪法最根本的基础之一”。
最大的团体组织当然是教会：它独立且富有，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部分地忠诚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一个外国统治者。像贵族一样，教士也失去了在三级会议的单独代表权，这预示着更为惨重的损失。教士选民曾希望，在启蒙思想为时两代人的侵蚀之后，新政权能强化天主教会在国民生活中的角色；但是，当8月4日不经补偿就废除什一税时，教士深感震骇和忧虑。几周之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承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对教会的精神垄断权的进一步打击。11月没收教会地产是终结教会独立的最后一击，这也意味着，次年春天解散修道院和废除修道誓愿在所难免。接着，《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的选举制摧毁了教会的教阶自治体制；教士抗议说，此类变革应该以某种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但这只不过激发起国民议会的反团体主义怒火。
信仰状况
教宗诅咒《教士公民组织法》，这丝毫不令人奇怪；1791年9月，法国兼并他在阿维尼翁和孔塔——维内桑的领地，这进一步激起他的敌意。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法国于次年进入战争时，法国士兵将把攻击所到之处的宗教制度和设施当作特别的关注点。共和二年，法国甚至抛弃了制宪议会设立的“组织法派”教会，它成了一切宗教制度的敌人。1794年9月，尽管极端的非基督教化行动已经告终，共和国仍拒绝与任何宗教发生瓜葛；在整个督政府时期，被怀疑为抗拒派的教士时常会遭到迫害，数以百计的人被送往南美的圭亚那这个“不流血的断头台”；与此同时，在德国和意大利，教会统治的领地被世俗化了。
还在营造声望的年轻的拿破仑，出于谨慎而不敢造次，顶多是威胁一下教宗。但是，1798年接替他的那些将军们解散了教皇国，建立了一个世俗的“罗马共和国”，并将教宗囚禁，带往法国。很多人认为，当庇护六世于1799年8月死去时，教宗制度本身也告终了。
王朝外交
奥地利人拯救了教宗制，他们在几个月后答应在威尼斯给教宗一块飞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惹怒法国，1792年以来，这个对手一直让他们不得安宁。从外交方面来说，法国大革命战争终结了与奥地利那令人不安且不得人心的联盟，这个联盟可以追溯到1755年，人们把七年战争的惨败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来到法国都归咎于这一联盟。但甚至在与奥地利关系破裂之前，革命者已经开始摈弃旧的王朝外交。1790年5月，西班牙国王以两个王国的波旁统治者之间延续已久的“家族契约”的名义，呼吁法国在有关努特卡松德（在北美太平洋海岸）的领土争议中支持西班牙反对英国，但国民议会拒绝了。它宣告说，新法国只会为维护其国土不受侵犯而战斗，不会为王朝君主之间的私人契约分心。一位议员后来宣告说，“指导各国权益的，不是君主之间的条约”。这话看来是要将1787年时法国在外交上的无能变成某种原则性的东西，而当时法国军队的衰败也只能让局势更加复杂。军队的衰败无法遏止，正如1792年战争初期的溃败所显示的那样；虽然旧制度训练有素的炮兵在瓦尔密拯救了新生的共和国，但到1793年初，局势已经很明显：头年4月那场未经深思熟虑就发起的冲突，已变成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新军队将充分利用法国巨大的人口优势，大量从公民中征召士兵。征兵将不再仰赖流浪汉的志愿加入，而在过去，军队数量取决于各外国雇佣兵团。部队的战术和行动，也不再是旧式军队那种自给自足、严格受控的策略，不再依靠自己所带的辎重车，不再关心维护自己昂贵的装备甚于对敌人发起战斗。旧制度战争模式的局限和胆怯可以轻易地以夸张的方式漫画化；但是，与法国人在下一代展开的全面战争——他们的对手也越来越采取这种方式——相比，这种战争的确比较温和。因此，王朝外交，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战争方式，在1790年代已难以为继了。拿破仑因精通新的战争方式而开辟远大前程；1810年，他与奥地利公主联姻以增强其君主制的抱负，此时离他再次与维也纳的岳父开战仅仅隔了三年。
殖民地奴隶制
当然，战争的耗费曾拖垮旧君主制，但费用攀升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陆军。真正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是与英国的海军竞争带来的额外负担，但这种竞争的关键并非王朝优势，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的希望曾因七年战争的惨败而黯淡，但还没有被摧毁。帮助美国人争取独立并未带来期望中的利益，但法国人在印度洋的运气开始好转，加勒比海上的法属各岛屿最为繁荣；服务于这些岛屿的港口，如波尔多和南特，是这个王国发展势头最好的城市。但大革命永远地摧毁了这一切。一场宣扬平等和自由的运动，在这些以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为基础建立的岛屿上引发了大骚动。在圣多明各，这个1789年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地方，白人和混血的克里奥尔人中间发生的动乱，为三年后45万黑人奴隶的大起义敞开了大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奴隶起义。国民公会重建控制权的努力终于在1793年达到高潮：现代史上第一次废除了奴隶制，此举于1794年2月得到巴黎的支持。但由于同英国的战事再起，法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被切断。1802年《亚眠和约》期间，拿破仑派远征军前往圣多明各重建奴隶制的企图也失败了，随后，原来的奴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海地。与此同时，法国的奴隶贸易也崩溃了，大西洋各大港口的经济出现萎缩。波尔多的人口在1790年到1801年之间下降了15%，七年之后，当拿破仑看到波尔多空荡荡的大码头时，大为吃惊。这时，海上贸易的主要障碍是英国海军，它在1798—1805年间彻底摧毁了法国舰队，并利用其优势对大陆海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密封锁。但是，当战争终于结束后，重建旧时大西洋的奴隶、糖和咖啡经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当法国人的帝国抱负复活时，非洲和印度支那将成为主要目标，此时商业动机已是次要的了，虽然它曾是创建革命前的帝国的原动力。
重绘过后的地图
此时分崩离析的不只是法兰西帝国。早在1795年，法军就已摧毁荷兰共和国，并强迫其后继者、姊妹共和国“巴达维亚”与法国组建反对英国的同盟；于是，荷兰在三个大陆的殖民地便开始遭受那个海上霸主的恶意劫掠。与此同时，欧洲最古老的政治实体，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逐步走向解体——拿破仑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于1806年将其引向终点：那年他迫使弗兰茨二世放弃帝国帝位，退居单纯的奥地利世袭君主国。九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时，已经没有人认真想过去复活这具僵尸。最后，拿破仑在1808年废黜了西班牙的波旁君主，并派遣大量法军入侵西班牙，于是，世界上最庞大、最辽阔的殖民帝国自动解除了对来自马德里的任何命令的服从义务。有些地方，如委内瑞拉，几乎立刻就宣布独立。玻利瓦尔，领导这场运动的“解放者”，曾把拿破仑当作共和国的英雄来崇拜，后来他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建立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波旁王朝复辟后，反动的费迪南德七世试图重建旧制度，但这一举措只能激发整个西属南美的共和主义反抗运动。到1820年代中期，反抗运动全面获胜，这是1792年源自巴黎的共和主义激起的最后涟漪。
可实现的梦想
对经历过所有——哪怕是部分——这些重大动荡的人来说，冲击效应是全面彻底的。从1789年6月开始，时人的日记和评论中就回荡着对事态之尺度的困惑和惊恐之情。谁都没有心理准备。虽然革命者从一开始就乐于把这场运动描绘为18世纪“哲学”和启蒙的胜利（不幸的是，大革命的大部分批判者和敌人都接受了这一分析），但很难设想伏尔泰和卢梭会陶醉于这些在他们死后仅仅11年，就被口口声声归因于他们的影响的事件。罗伯斯庇尔像所有人一样，以身为启蒙的传人而自豪，他宣告说：“政治作家……绝对预见不到这场革命。”如果改革真的到来，他们曾预期改革将是渐进的、点滴的，将是开明的权威主义者而非选举产生的议员们的事业。在这种背景之下，革命者着手的猛烈的、全面的变革就显得令人兴奋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绝非唯一一个觉得自己生活在极乐时刻、任何变革都有可能的人：
天堂在哪里？不在乌托邦，
不在地下世界或者神秘岛！
就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