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1]
换言之，世间万物的本质中已无须再接纳任何东西了。如果强大的法国君主制，如果贵族和证明其优越性的封建法——更不消说天主教会本身了——都可以依据理性、效用和人道而被挑战和摈弃，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挑战了。各种梦想都可以实现。卢梭已经教导说，人类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地腐败并继续在腐败，只有彻底的改变才能拯救。这就是他何以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英雄的原因所在：他们已经证明，卢梭的幻境是可能实现的。制度、习俗和信念，都绝不会仅仅因为它们一直如此或因为是神所设定的（另一种说法）而被接受。大革命已经永远地推翻了一个未经质疑就让人顺从的天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物似乎都是不可挑战、不可纠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把启蒙定义为人从自我施加的不成熟中、从对独立自由思考的不情愿中解放出来。这个说法纯粹是智识性的。康德认为，启蒙只能缓慢地向前发展，革命绝不会真正改造思考方式。五年后，他改变了看法。尽管他认为，没有哪场革命具有合理性，但他还是说服自己相信，法国发生的事情是路易十六自愿交出权力，因为他意识到，从不假思索的常规和懒散的反应中解放出来的时刻，突然之间便到来了。
抗拒和延续
不过，大革命虽然象征着某种政治意愿的声张，即对抗历史、环境和既得利益的束缚，但革命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学到了严酷的一课：仅有意愿还不足以摧毁旧制度。旧制度发起反攻；正是抵制和反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决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恐怖何以如此残忍。当革命者集结的全部力量消耗一空时，恐怖政策被抛弃了，拿破仑最后也失败了；革命者在1789年及以后曾试图摧毁的很多东西依然还在，或者很快就重现了。没有大革命，拿破仑的事迹无法想象，但很多旧事物正是因为他才复活的。他自己则认为这只是对政治现实的认可。
尽管经历了非基督教化，宗教活动还是没有被扑灭。实际上，它是新制度的反对派的主要动力源，而且从未有过衰落的迹象。不过，与教宗的教务专约重建了教会，从而实现了天主教徒与新制度的和解。贵族同样如此。拿破仑自己就是贵族出身，像任何人一样，他很清楚，高贵的血统无法被消除，除非消灭所有相信自己拥有这种血统的人。所以他鼓励流亡贵族回国，并对督政府剥夺前贵族公民权的立法弃之不顾。他也知道，与贵族制有特别关系的等级和荣誉，是些“用来统治人的小玩意儿”。因此他在1802年建立了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ur），并配以猩红绶带和徽章。最后，在1808年，他设立了派头十足的帝国贵族，而且特别注重从旧贵族中招募真正的贵族。当然，这时他已经是世袭的君主，而且他深信，没有宫廷和贵族，即使头上戴着皇冠也不像真正的君主。他的统治甚至比波旁君主们更加绝对，他手下的省长（prefects），其权限比旧“专制主义”那些受人憎恨的代理人——督办们——更为全面和强大。
此外，在他下台后，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消失。虽然世袭继承的次序两次被打断，但法国直到1870年都还是个君主国，要么是波旁家的君主，要么是波拿巴家的君主，唯一的例外是1848—1852年。在整个这段时间，贵族身份一直被正式认可；1820年代，流亡贵族得到国家赔偿，以补偿他们在大革命期间失去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省长仍然是权威的代表，公证人和其他法律职务甚至再次出现了职位买卖现象。在1905年之前，作为建制教会的天主教一直以拿破仑当初的方式存在着，其神职人员由国家拨款资助。1825年，查理十世——路易十六的最后一个在世的兄弟——甚至在兰斯大教堂按传统仪式举行了一次细致繁复的加冕礼，以再次为其王朝与上帝的联盟祝圣。如果某个观察者断定，大革命全部的毁灭热忱其实一无所成，人们也许应该原谅他的草率。
复辟的假象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表面化的了。除了华丽的服饰之外，拿破仑的君主制与路易十六的君主制并无共同之处。这个君主制有帝国的意识，它想从查理曼而非从波旁君主们那里汲取灵感。现在也没有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之类建制性的反对机构。皇帝创建起来为其君主制虚荣增光添彩的贵族，其规模要比革命前的贵族小得多，也不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财产水平，甚至头衔也不能世袭。进入贵族阶层需要皇帝的提名，而不再通过购买官职获取。旧贵族当中，更多的人不愿加入这样一个人为创造的阶层，屈从于拿破仑的诱惑的较少。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复辟君主制，也完全不像他们那位殉难的哥哥的君主制。从很多方面看，他们继承的不是哥哥的王位，而是拿破仑的王位，这也的确是常见的说法。旧制度的任何政府体制都没有被恢复，《民法典》仍然是法国法律体系的支柱。在复辟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不得不依赖皇帝手下的官员。虽说旧贵族被再次确认，但帝国贵族头衔依然被接受，荣誉军团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路易十八于1814年发布的宪章——直到1848年时仍是宪法的基础——浸润着1789年的精神。在实践中，复辟君主制是遵守宪章的：两院制立法机构的下院议员定期选举，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得到保障，法律和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宪章明文确认革命期间的土地调整，就像拿破仑上台伊始一样，这一点也许最为重要。教会和流亡贵族被没收并被出售的土地，将不会归还原来的所有者。1825年，查理十世政府对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补偿，这实际上是不经意间承认了这一损失。随后的各个政权，虽然也对大革命的结果深表遗憾，但都确认并保障了其造成的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根据教务专约恢复的天主教会，与先前的高卢教会也鲜有相似之处，个中原因仅上面提到的那一点便足可说明。失去了土地、捐赠和头衔，教会只能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物质支持，此外就只能靠信徒出于虔诚之心的赠予了。享有圣俸的教士如今已改由国家任命了。过去混乱而不规则的教会地理格局也一去不复返，如同教会的豁免权和税收特权，以及定期的教士大会这一制度上的独立性。修道团体也不允许重建——尽管重建由于没有捐赠而几乎没有希望实现。最后，宗教宽容也使得旧制度官方信仰的统一性（虽然到1789年时这种统一性已经在解体，并让教会深感愤怒）永远消失了。
拿破仑之后的波旁政权，虽然喜欢把自己说成是王座与祭坛的恢复者，却几乎没有改变上述局面。支持波旁王朝的更为极端的派别（ultra），似乎并不很想恢复革命前的教会，而是想让它比以前更为强大。他们把大革命归咎于旧制度时代宗教权威的不断损害。但他们仅有的成就是于1825年通过了一项无法执行下去的法案：法案规定对亵渎圣物者判处死刑。与此同时，查理十世在加冕礼上的虔诚举止，激发的与其说是人们的敬畏，不如说是嘲弄。1830年革命后，他的堂兄弟继位登基，称路易——菲利普，但后者从不声称其统治权来自神的恩授，而仅仅是因为法国人民的选择。
变革后的世界
在法国境外，复辟被大革命或其影响力粉碎的事物的努力，同样没有好的结果。不过拿破仑对此没有贡献。充当大革命的工具，这的确是他最有力的口号，为此他系统地废除了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旧秩序，消灭了整个国家，引入了《民法典》和教务专约。只有在波兰——1795年当法国无能为力或许也漠不关心时被彻底瓜分，并从地图上消失——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复活了旧秩序的回声。不管怎样，为重建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已经不能恢复任何类似于国际旧制度的东西。实际上，这次会议像拿破仑那样心安理得地重绘边境、安置各位君主，除了教宗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地，任何教会领地都没有被恢复。的确，1780年代的各大国，以更为强大的面目重现了；但它们为防止将来出现拿破仑规模的冲突而建立的“欧洲和谐”，却是全新的事物；它的出现，除了某种朦胧的“均势”意愿之外，与18世纪那种无情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关系甚少。同样，东欧的君主们1815年以后标榜的“神圣同盟”更容易让人想起的是16世纪而非18世纪，它的建立旨在先发制人地预防任何无神论的革命力量扰乱欧洲秩序。
因此，即使有些步骤是为了重建旧制度或它的某些要素，这些步骤也绝非简单纯粹的复辟。它们总是混杂着各种意识：不仅有旧制度曾经崩溃的意识，还有对导致其崩溃的力量的意识，以及如何防止此类灾难的意识。重建一个像以前一样破绽百出的旧制度已经一无用处。实际上，真正的复辟已无可能，尽管君主制、贵族和教会都可以在革命者企图毁灭它们过后重现，但它们与1789年以前的同名事物不存在实质上的类同。尽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很少存在能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的事物。
可以相当严肃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了。所有权力、所有权威、所有制度，现在都是临时的，只有能从理性和效用的角度得到证实时，它们才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真正代表着启蒙精神的胜利，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第五章 起点
大革命以宣告民族主权为开端。民族（nation），而非国王、世袭的精英或者教会，才是人类事务中权威的最高源泉。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国民议会于1790年宣布，除非进行自卫，法国绝不进行战争；两年之后，当新生的共和国在德意志专制王侯的联合阵线的敌意攻击之后继续生存时，同样的信念又激励国民公会向所有试图恢复其自由的人民表达博爱并提供帮助。国民公会只用了几个月就意识到，这个毫无节制的誓言不可能照办；一代人之后，大革命释放的力量将被国王们的联盟击败，后者有毫不妥协的贵族和一心复仇的教士为支持，这些人鄙视任何以民族为主权者的思想。尽管如此，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已经无法回避地被提了出来；1815年，反动势力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此后的一百年间，民族主权已经在欧洲和美洲获得广泛认可。在20世纪，这个原则又将召唤人们将欧洲人从他们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驱逐出去。
极权主义民主
何以构成一个民族，这仍然是个难题。西耶斯1789年为攻击贵族特权而提出的定义是，“一个生活在共同法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联合体”。这是个开端，但仅此而已——对那些认为语言、传统和土地至少同样重要的人们来说，这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