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2]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到拿破仑的权威已经衰落时才被发明出来。它第一次被使用，是为了描述加的斯议会在后拿破仑时代，即1810—1813年的西班牙建立代议制政府的理想。不过，西班牙自由派所梦想的，乃是基于制宪议会率先在法国确立的政治楷模：以成文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宪法将保障一系列基本的人权。在整个19世纪，直到1917年最后一个绝对君主制在俄国被推翻为止，上述诉求将构成政治改革派的最低要求。自由主义信念的基本要旨，可以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找到，即选举自由，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免于被专断课税或监禁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坚信宣言中的平等原则，即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不过，他们并不推崇财产平等，而且他们始终强调的法治有一个主要的功能，这便是保障财产所有者的绝对权利。
除此之外，便是存在广泛分歧的领域。直到20世纪，仍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像男子一样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大革命期间，极少数大胆的男女人士曾为妇女的自由权益鼓与呼，但他们受到嘲笑，陷于沉寂。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最终获得政治权利。何以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原因是，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害怕女选民会受其教士的左右：1793年以来，妇女成为天主教抵制革命的世俗主义的中流砥柱。种族平等也让自由主义者深感矛盾。在法国，最初的反奴隶制的情绪，与大革命的第一波冲击刚好巧合，但是奴隶是财产，他们的劳动是一个庞大的财富和商业网络的支柱。1791年圣多明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似乎生动地证明了放松对奴隶的控制带来的危险。为了再次控制圣多明各，国民公会的代表宣布废除奴隶制；1794年2月，巴黎认可了他们的举动。议员们欢呼自己成为最早废除奴隶制的统治者——他们的确是，不过仅仅是认可了既成事实而已。但不到十年之后，拿破仑就试图在仍由法国控制的各岛屿恢复奴隶制，而各个表面上比拿破仑更具自由色彩的政权也一直维持着奴隶制，直到1848年：那时的革命者将废除奴隶制作为他们向1794年遗产致敬的首要事务之一。
采取这一步骤的新制宪议会，是由男子普选产生的——这又是一个迟来的致敬：1792年国民公会的选举曾绝无仅有地采用此原则。不过即使是这一次的选举，也排除了仆役和无职业者。1789年的革命者做出的限制更加严格。他们认为，只有有产者才享有政治代表权：即使所有人现在都是公民了，也只有那些拥有最低限度财产的人，才可以成为积极公民。这种区分反映了对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大革命的重大事件丝毫没有驱散它。大革命从1789年危机中的骚乱、威胁和流血中诞生，革命头几年中始终贯穿着群众暴力和暴力威胁，可怕的血腥场景终于在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中凸显出来。所有人都意识到，无套裤汉的报复欲对一年后恐怖的加速到来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因此，恐怖结束后，国民公会在制定1795年宪法时，深思熟虑地将比1791年更多的人排除出公共生活。于是，延续半个世纪的模式确定了下来，在这种模式下，代议制政府仅仅代表非常富有，即有物可失的人；不过，即使是非代议制政府，如拿破仑的体制，也会考虑人民的利益，并试图通过与人民的合作来实现统治。
人民
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是，倡导自由主义原则的大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便不能进行。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拯救了国民议会，10月可能再次挽救了它。曾经的“暴民”——只有反革命者仍然敢于如此称呼——如今已是觉醒的、行动起来的人民，他们的极端行为总能找到辩解声。狂暴的马拉正是以他的报纸《人民之友》、通过这种辩解而崭露头角的，1793年被刺杀后，他被尊奉为人民事业的殉道者（并在达维德最难忘的绘画作品中被铭记）。到1792年，民众活跃分子以自己是“无套裤汉”而自豪；在君主制被推翻后，民众风格和话语笼罩着公共生活，为时大约有三年，高雅的装束和言辞都被抛弃，政治权利被平等化（至少在男人中间）。一部平等主义的宪法被宣布、至少被许诺了，它承诺免费教育，承诺对贫病及无劳动能力者提供“社会保障”形式的福利支持。与此同时，富人因为强制借款而受到剥夺，人们还考虑将流亡者和叛国者的财产分给贫苦爱国者，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也通过最高限价令而被抑制在低水平上。所有这些政策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都被抛弃了；但它们立刻被很多人视为对真正的社会平等的食言。巴贝夫及其1796年的合谋者打算以从未实施过的1793年宪法为基础夺取权力。后来，社会主义者回望革命历上的共和二年，以寻找其理想的最早的“先行者”，那时，人民第一次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充当更为强大的操控者的工具而进入政治生活。
图9 马拉之死：雅克——路易·达维德的革命圣殇像
恐怖
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让人为难的悖论。共和二年也是恐怖时期，至少它最后的阶段很像是付诸实施中的社会报复。民众权力和恐怖不可分离吗？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等大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初步的理论阐述，后来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者引用，这些后来者也不怯于接受一种无情的见解：要打败人民的敌人，只有彻底消灭他们。没有恐怖就没有真正的革命。19世纪的人们一回想起革命法庭及其进行的公开审判就会战栗，20世纪的人们则看到，很多从革命中寻求合法性的政权都在复制这一切。很多同情大革命的宏大抱负的后来人，都合情合理地不太愿意相信，社会唯有通过流血才会变得更平等。他们认为恐怖最多是一种残酷的必要性，导致其出现于第一共和国的，乃是“局势”的力量，而非不可避免的逻辑力量；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一些自由派，他们为在共和二年听到的对财产权的威胁以及对生命的威胁感到不安。被迫仓促做出的宗教抉择和路易十六夫妇的莽撞行为分裂了国家，战争的前景逼迫人们为国家防御而采取极端措施，于是反对派和叛国者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了。不过，法国大革命更像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警示，而不是对必然到来的事情的处方。
左派与右派
所有这类感知，都植根于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它具有多么复杂的特征，大革命中的善远多于恶。这是左派的观点，左派本身也是起源于大革命的一种政治描述方式，在那时的历次议会中，主张进一步变革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侧，而保守派议员聚集在主席的右侧。右派实际上是现代的政治保守主义，它像自己反对的所有事物一样，也是法国大革命创造的。旧制度那种本能的惰性一去不复返了：谁要试图让政府、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免受新意义上的革命的侵害，就必须提出全新的原理和策略。
密谋者和革命者
旧秩序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迅猛变革，让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在随后五年的困惑中，毁灭、暴行、屠杀等更可怕的消息接踵而至，惊愕不已的旁观者们在寻求解释这一漫无边际的大骚乱。心怀敌意的评论者认为，这只能是一场阴谋。作为政治网络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充当了革命激进主义的载体；人们怀疑这些俱乐部就是神秘的共济会，后者在整个18世纪大量出现。共济会会员信奉自然神论，但主张宗教宽容（因此受到天主教会的双重谴责），并以其秘密性而自豪；他们宣扬自由、平等和慈善等价值观，因此回想起来，他们的目标和理念侵蚀了一切既定的价值观——尽管过去的精英阶层曾成群结队地加入共济会。迄今为止，共济会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未建立起可靠的因果关联，实际上与雅各宾俱乐部之间也没有可信的关联；但是，1797年，一部旨在证明二者在阴谋颠覆宗教、君主制和社会等级制方面存在联系的著作，成为全欧洲的畅销书。这就是巴吕埃尔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该书不断重印，直到20世纪；这反映了公众对一场隐秘运动经久不息的猜疑心理，而在1789年之前，除了少数偏执的妄想狂教士，没有人对这场运动有所警觉。但这一论点长久不衰，以致共济会现在被认为与一些大陆国家的共和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有关，而加入共济会则成为表达政治激进主义信念的姿态——在大革命之前，情况绝非如此。保守主义政权——直到纳粹及其维希傀儡政权——也将一直带着最深刻的猜疑眼光去看待共济会，而且将定期封闭其网络。
这样的猜疑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在整个19世纪，很多政治激进派开始相信，发动革命确实要通过密谋活动。1789年之前没有这类革命性的密谋。没有人相信，一个既定制度会被这样彻底推翻。但是，一旦1790年代的法国史证明这是可能的，这段历史也就成为现代史上的经典时段，无论是启迪还是警示，它都是各派希望效仿或避免的先例。不过，即使是革命的同情者，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密谋不是成就革命的道路，否则革命就是盲目的命运的作用，而非人的有意识的介入造成的影响。因此，就在1790年代，一些秘密群体在欧洲很多国家策划革命。在波兰和爱尔兰，它们对大规模的血腥起义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的领导者失败之后向法国寻求帮助，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沃尔夫·托恩等人，从此被尊为民族独立的先知和殉道者。当大革命在法国也开始让其支持者失望时，一场真正的雅各宾密谋酝酿了出来——但它反对的是新制度而非旧制度。这就是1796年巴贝夫的“平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