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3]
图10 不朽的传奇：欧仁·德拉克鲁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
模式和典范
与此同时，在法国，诉诸下一次革命成了一面旗帜；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很多声誉卓著的人物来说，这也是一种政治选择。1830年，当查理十世看来连革命遗产中最薄弱的要素也要抛弃时——当初他哥哥路易十八曾接受这些遗产，作为继承拿破仑的代价——他被巴黎街头持续三天的起义推翻了。他的堂兄弟和继承人路易——菲利普也装模作样地挥舞着三色旗，试图调停源自1789年的各种严重分裂的传统。但路易——菲利普失败了，他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赶下了台，那时的反抗更具民众色彩。另一个波拿巴终结了这次革命，但他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革命恐怖以来最血腥的一幕：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约有25 000人丧生其中。公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让人想起1792年，而且很多公社社员认为自己是无套裤汉的化身，与第一共和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包括王党分子、天主教派、两面三刀的将军们以及贪婪的富人。然而，只有最后一类人从他们的失败中获益，从1870年代初的创伤中诞生的第三共和国将在大革命的意象中自豪并谨慎地追求早在1790年代就已表达出的民主和反教权主义的理想。1917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很多法国知识分子认为，俄国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期许的迟到的兑现，有关这革命的十年的史学研究也被法国共产党的成员或同情者所主导。但是，他们对大革命的控制，从1950年代中期起开始受到挑战；随着1989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占支配地位的解释是来自新保守派、前共产党人弗朗索瓦·孚雷的。
孚雷认为，恐怖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已注定，不过在他看来，大革命的经历就是为现代政治文化奠基的历程。美国人最有理由质疑此说，因为他们的那场建国革命比法国人的革命早了十余年。在帮助美国人争取独立后，很多法国人当然觉得大西洋对岸的例子鼓舞人心，但没人认为美国人的做法能够移植到欧洲。当18世纪政治创造中最持久的丰碑——美国宪法的制定完成之时，法国人正忙于提出制宪诉求；他们不无道理地声称自己的革命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革命都不相似，而且与此前别的地方的动荡关系甚少，除了友好的博爱之情。连美国人很快也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中：他们不知道新法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还是那个曾帮助他们赢得独立的国家，也不清楚应在多大程度上赞赏法国的新制度。美国远离旧大陆，对与旧大陆接触心存犹疑，而且还讲着一种当时仍处次要地位的语言，所以在20世纪之前它被法国大革命边缘化了——即便美国的向西扩张得益于1803年拿破仑出售路易斯安那。
保守主义、反动和宗教
与此同时，欧洲的保守主义深信，旧制度的稳定、威严和秩序之所以被瓦解，是因为丧失了警惕性，于是保守主义对颠覆力量的源头展开了打击。在时间跨入19世纪之前，各国政府都加紧扩张镇压手段，间谍和告密者激增，常规的公共警察力量也开始建立。嫌疑者的名单将经常性地保留，他们的行动被跟踪。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将面临严厉的审查，媒体被迫接受最严格的监控，因为它们被指责在大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传播不服从精神和自由思想。所有镇压体制中，最有效的便是拿破仑的体制；他虽是大革命的产物，但努力将其诉求奠基于让有产者确信：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威胁已经被抑制。拿破仑还认识到，大革命给法国造成的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创伤是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纷争；没有什么比他与庇护七世的教务专约更有利于终结大革命的了。与他身后整个19世纪的所有保守政权一样，拿破仑深信，有组织的宗教所扮演的稳固且公认的角色，是秩序和权威最坚固的支柱：他在这样的宗教中看到的纯粹是“社会秩序的秘密”。
对教会来说，1790年代的经历是悲怆的，这段经历中包括1793年彻底扑灭宗教信仰活动的企图——这可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及次年国民公会宣布放弃任何宗教信仰（这是欧洲历史上建立世俗国家的首次公开尝试）；有此经历，教会便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建与世俗权威的古老联盟。结果看来并不令人满意。缔结教务专约八年之后，就像其前任——一名法国人的囚徒——一样，庇护七世发现自己丧失了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而且就要面临拿破仑长达四年的无情凌辱。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这位原来的皇帝声称，他曾计划彻底废除教宗制度。他的继承者——波旁的君主们对教会友好得多，但是他们早已放弃了恢复教会在1789年之前的地位的想法。重新谈判教务专约的尝试搁浅了，新政权确认了教会的土地损失，第一次谈判时，拿破仑坚持要教宗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从这个时候起，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动荡不已的世纪中，教会的命运将与法兰西国家的每次变迁息息相关；当这个国家终于实现共和制，并鼓吹它源自1794年那个曾割断与教会的一切联系的国家时，政教分离的道路实际上已经铺好，并最终于1905年实现。与此同时，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教宗于1814年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领地，但欧洲其他地方的教会统治都没有恢复，而且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把教宗国家视为亚平宁半岛统一的主要障碍。在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之前，君主制法国是教宗制度的主要支柱；不过，庇护九世眼见日益受人攻击，只能求助于彼岸的力量。法国支持的终结以及随之发生的前教宗领地并入新的意大利王国，与梵蒂冈大公会议发布教宗无谬误一说恰好同时发生——此前这种无谬说从未明确表达过，因为担心世俗统治者的反应。179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历程表明，信仰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有可能发展下去，其势头至少和在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一样。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于1870年代发起的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教训。罗马将继续谴责法国大革命，说它是现代渎神论和反教权主义的源头，是一场所有以这类立场而自豪之人乐于接受的变革。但是，1790年代的创痛，也在教会内部开启了一个缓慢的进程：它开始逐渐承认，独立于世俗权威、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仅要求容忍宗教活动和宗教行为，或许是件好事。不过，当教会被授予权力时，如在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和爱尔兰，教会还是难以抗拒；但在一个定期的政治变革成为常规并为人期待的世界中（这一点仍然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过分紧密地认同某个政权——不论多么同情后者——是不明智的，很多有头脑的教会人士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整个19世纪，教会仍然因为过分紧密地依附于反动、压迫性的政权而付出代价。直到1920年代，墨西哥革命的最后阶段还有意识地仿效1793年的去基督教化，而信仰基督的印第安人为支持受攻击的教会而发起的基督教抗争，又让人想起那一年旺代的叛乱。不过，极端的反教权主义最后取得的重大胜利，打击最甚的不是天主教会（至少在1945年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天主教会受到打击之前），而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会。1922年，列宁已经“得出坚定的结论：我们现在必须对教士挑起一场无情的、决定性的斗争；为了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必须残酷到让他们数十年也不敢忘记。我们为此开枪……越多，就会越好”。像1793年几个更为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一样，斯大林在革命前也是为担任教士而接受教育的，但在他统治下的苏联，官方信奉的是无神论，并致力于根除“迷信”。大部分教堂被关闭，很多被摧毁，还保持着信仰虔诚的主要是农村妇女，就像1790年代的法国。斯大林死后，这些政策依然维持着，不过没那么残酷了；苏联崩溃之后，教会再次复活了。与此同时，苏联在东欧的各卫星国，更为清楚地了解过分激烈地与教会对抗的后果。1978年，波兰出了一位教宗，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可以说是一个征象：近两个世纪前首次出现的极端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已开始坍塌，教会正在恢复信任。
理性化
革命者对宗教的批判，甚至在变成一场倾尽全力的攻击之前，就已成为1789年的革命者们更为广泛的信念的一部分，这信念就是推进人类事务的理性化。他们认为，旧制度的崩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控制环境、按有意识的计划或一系列原则去重塑人类事务。以前的人们从未有过这样非凡的机会。当他们的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先后推翻其他的旧制度时，他们赋予（毋宁说是强加给）自己的臣民同样的机会。所有新安排和新出现的制度，其要旨现在看来都是理性化和一致化。行政地图和疆界被重绘，区划大致平等，各种不规则的现象都被根除。法国当时划分的省（departments）一直保留到20世纪且未经改动。交换和流通手段也实现了统一化，包括通货、度量衡、语言；其基础是由中央细心制定的教育体制，以及单一明晰的法典。在1790年代，上述事务有些仅仅是个草案，或刚刚开始；但是，由于拿破仑的推动和其目标之坚定，大部分事务被牢固确立下来，并成为随后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这涉及的是现代国家如何自我组织的问题。的确，在国际竞争的无情压力之下，很多国家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不过遭遇很大的争议，而且人们还在讨论，导致法国旧制度垮台的是否就是这些步骤。大革命将抵制性的制度和力量扫到一边，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法国的势力曾到达的其他地方。大革命在这样做的同时，为所有政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教训：一旦下定决心，现代化会变得多么容易。
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远非那么容易。它们是通过在国内狂热而野蛮的措施、在国外无情的军事手段才达到的。根据官方的数字，恐怖期间的罹难者为16 000人，但可能还要加上在1793—1794年的战斗和报复中死去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