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4]
一笔有局限的遗产
我们在这一章看到，法国大革命留给19世纪的遗产是巨大的，但这笔遗产总是有偏颇的，经常还充满矛盾。在欧洲，20世纪建立起的那些革命的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比这笔遗产更为持久，而仍然存在着的体制，其自身已经发生了转变，转变的方式也许会让其奠基者感到愤怒。从长期来看，挫败革命冲动的是文化多元性的持久存在。1789年以来，由国家权力强加的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从来没有成功消除那些较少理性色彩的认同资源的作用，这类资源如习俗、传统、宗教信仰、地区和地方忠诚，还有不同的语言。大革命的所有理性化步骤中，最雄心勃勃的大概是重新确定时间原点的努力，即以1792年9月共和国建立为时间的起点。月份被调整，并重新命名，七天一周被十天一“旬”取代。但这种革命历法从未流传开来，于共和十四年（1806年）末被拿破仑正式废弃。这是一个预兆：面对人的抵制或冷漠，很多其他的理性化计划也将失败。19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上大部分信仰普世共产主义的政权纷纷解体，上述力量也随之恢复元气并重新出现。即使在20世纪共产主义从未取得胜利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去中央集权化和权力下放、承认语言多样性、放弃国家过于积极地承担或获取的义务，已经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鲜明特征。随着1989年二百周年纪念日的逐渐远去，最初意在对大革命提出的持久价值观进行的颂扬，如今更像是一场葬礼。
第六章 位置
1789年6月27日，英国评论家阿瑟·扬在巴黎写道：“整个事态看来已经结束了，革命已经完成。”人们将不断重述同样的话，一般来说话中的希望多于确信；他们这样说了十年，直到拿破仑于1799年12月正式宣告革命结束。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意思也完全在于终结法国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不过在随后的16年中，他将继续向外输出这类事件。此外，大革命不纯粹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动乱。其中涉及的原则和理念之间的冲突，将贯穿19世纪，并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胜利而再度复苏。因此，当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于1978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的开头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terminée）”时，很多法国知识分子仍然深感恼怒。
历史挑战
孚雷的意思是，大革命现在已经是，或应该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就像研究墨洛温诸国王的中世纪史专家（他的榜样）面对其课题一样，应该超脱而平静地对待。不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人书写大革命史更像是纪念活动而非学术分析；革命史的正统性为一系列共产党人或其同道者掌握，这些人占据着大学体制。孚雷的攻击与其个人的经历交织在一起。他虽是索邦大学的毕业生，但一直鄙视大学学界，他的职业生涯是在其竞争对手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即后来的高等研究院，EHESS）展开的。年轻时他曾是共产党员，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他幻灭了，他退了党。当他与另一名退党者丹尼斯·里歇于1965年写下一部新的革命史时，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们异口同声地将他们谴责为冒失的闯入者，没有资格研究这个课题；他们提出的解释认为，大革命发生了“侧滑”，这是在诋毁大革命在目标和方向上的本质一致性。到1978年，孚雷抛弃了这个看法，但并没有消除这个看法引起的敌意。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于1997年去世），他将这场攻击进行到底，尤其是在二百周年的论战期间。就在那一年年底，他高兴地宣布，他赢了。
经典解释
被他打败的是什么呢？他称之为“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的对手则称之为大革命的“经典”解释。其基本要点曾是（至今还是，因为虽然孚雷很得势，经典解释仍有支持者）确信大革命是一种进步的力量。作为启蒙运动的果实和辩护者，大革命以其坚定的民主政治行动，不仅要将法国人，而且要将整个人类从迷信、偏见、成规和不合理的社会不平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雅各宾”的基石，它与1790年代无数的俱乐部分子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它建立在19世纪那些革命传统的守护者的工作之上；最著名的守护者也许是儒勒·米什莱，他是位歌颂“人民”的启示录式的作者。雅各宾主义的观点自信满满，唯一让它苦恼的是恐怖，它并没有试图为恐怖开脱，只是认为恐怖是种残酷的必要，是国家防御的本能反应。
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种历史学中的雅各宾主义开始获得新的政治意蕴。从1898年开始，伟大的左翼政治家让·饶勒斯开始创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强调大革命的经济社会维度，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素。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撰写过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字，但是，要把一场以攻击贵族和封建主义为开端的运动，融入一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冲突的历史理论，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从这种观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史的关键时刻：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旧的封建贵族。因此，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社会问题。在饶勒斯写作自己的著作的同时，富有攻击性的青年职业历史学家阿尔贝·马蒂厄为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誉而开始了毕生的战斗；他认为，在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之下，未来社会主义的理念已经展现出清晰的“先兆”。马蒂厄准备用自己的观点给整个大革命史学打上烙印；他作为一个法国人的热忱，从1917年起因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和启示而倍增，后者看来是要复活在1794年被背叛的许诺。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将在列宁的苏维埃联盟复活。马蒂厄虽然只是短期内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建立了一个与此呼应的、属于自己的历史党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杂志《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至今仍是专门研究大革命的主要法语期刊。从马蒂厄去世的1932年直到孚雷崭露头角，这个研究会及其成员支配着法国的大革命教学和写作——除了维希政权让它陷于沉默的那几年，它一系列的主要人物占据着索邦大学的大革命史讲席。孚雷发起论战时处于这个使徒名单上的人是终生的共产党人阿尔贝·索布尔（1982年去世），他很自然地把那些徒劳地泼向他自己信念的脏水称为“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但修正主义并非始于孚雷。它起源于1950年代的英语世界——在英国是阿尔弗雷德·科班，在美国是乔治·泰勒。在19世纪的英语文化中，很多伟大的思想者曾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着迷，但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兴趣流失了。一小批仍被这个课题吸引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影响很小，他们在法国几乎不被承认。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西方民主制在国内外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时，将近代史上的一些伟大片段从偏见和歪曲中解救出来就显得十分紧迫。科班和泰勒都决心与他们所称的法国“正统论”正面交锋。科班声称，1789年的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一说是个谎言；摧毁旧制度的议员是官职所有人和地主。此外，泰勒论证说，革命前的大部分财产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且，就算存在这种资本主义，它对摧毁旧秩序也不感兴趣。实际上，这一摧毁工作远非扫清制约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的障碍，它是一场经济灾难，驱使所有人将资金投向土地。这些批判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随后的1960—1970年代，英语国家的新一代学者根据这些线索的提示，沉入法国的档案馆以检验这类新假设。到1980年代，他们已基本摧毁有关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解释的经验论基础，及其思想上的一致性。
法国人一开始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仍抱有延续已久的鄙视，将泰勒和科班视作冷酷的斗士，认为他们对柏克读得太多，唯一的愿望就是诋毁大革命，将革命贬低为对西方资产阶级霸权的持续威胁。但是，当孚雷和里歇从狭隘的法语文化世界的内部对经典解释发起挑战时，罗伯斯庇尔主义者被迫进行防御。孚雷的英语没有问题，他在1970年代初开始将外国学者的发现和观点融入自己的解释中；他的解释的另一个来源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59年去世），这位法国人在法国曾长期被忽视，但在英语世界很受重视。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意味着民主和平等的到来，但非自由的来临。拿破仑和他的侄子——这位出身古老世家的贵族很不喜欢他们——已经表明，独裁何以能在民主制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因为大革命已经扫荡了所有曾保障自由精神存活的制度，这些制度曾约束着国家权力的无情扩展。这些洞见让孚雷确信，大革命根本不是偏离正轨之后才走向恐怖。恐怖的可能从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在宣布民族主权原则、不承认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合法的利益冲突的时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自由高调，大革命并不比旧君主制更能容忍反对派，现代极权主义可以在1789年和1794年找到源头。
后修正主义
这已经不只是修正主义了。科班、泰勒及追随他们的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以新的证据削弱了经典解释那种笼统的社会经济论证，但他们很少想去建立新的宏大概论。他们所坚持的主要是：可以从政治、偶然性甚至意外等角度，对大革命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头几章所采用的基本是这种方法。但此类建议无法让更有抱负的人满意。当孚雷以大革命必然走向恐怖的立场和信念去描绘它时，其他人——主要在美国——以文化的视角寻求对革命行为作更为充分的解释。他们认为，1770—1789年的政治冲突中出现的众多“话语”，很大程度上为革命者毫不妥协的语言和主张奠定了基础。他们借用德国左翼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思路，认为在大革命之前一代人的时期内，公共舆论脱离了国王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对君主制的尊重和敬畏逐渐消失了。孚雷觉得这种解释趋向甚至比早期的修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