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5]
二百周年
用以反驳经典解释的论说，至少有其内在一致性和可理解性。而后修正主义的“语言转向”日益受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影响，其著作十分晦涩，专业圈子外的读者很难理解。因此，当法国的社会党总统提前好几年发布命令，要求1989年的大革命二百周年必须被庆祝时，他将庆祝活动的学术工作委托给索布尔在去世前不久所说的“我们优良的古老传统”的捍卫者，后者仍然地位牢固。索布尔在索邦大学的继承人米歇尔·伏维尔被赋予协调全球性学术纪念活动的使命。他工作得十分努力，以至于最后医生们劝告他别干下去了。但从学术方面来说，二百周年就像更具公众色彩的活动一样，根本无法控制。尽管伏维尔和孚雷都在各个大陆参与巡回研讨会，但他们从未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坛上，孚雷及其追随者还抵制了伏维尔当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会议。这很难说是孚雷在1978年似乎曾号召的学术中立立场。作为一个容易引起党派偏狭情绪的课题，大革命显然远没有结束，甚至对那些声称它已经结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图11 学者的重负：评论者对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反应（《每日电讯报》，1989年6月3日）
实际上，二百周年触发了成批的詈骂风格的著作问世，它们大多谴责大革命的某个方面，或谴责其遗产。在法国，为旺代叛乱者辩护的声音特别响亮；在大革命期间，这些叛乱者曾是法国国内最坚定的敌人，因而也成为最野蛮的镇压的受害者。虔诚的农民曾长期被斥为迷信的狂热分子，如今，他们在游击战中的英雄主义被深情地记录下来。天主教教士们提醒其教民，现代渎神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与此同时，在英语世界，数百场学术会议在梳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争论，而出版商和媒体也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纪念一下二百周年；那年的一个轰动事件是西蒙·沙马的《公民》的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大革命的大部头的“编年”，但它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争论，其兴趣仅在于绘声绘色地讲述一段可怕的故事。全书的主旨是，进行革命是件荒唐事——幸好当时东欧人挑战苏联各卫星政权的革命遭受挫折。不过，在沙马那种狄更斯式的叙述背后，还是有某种思想立场的，它基本上与孚雷的立场一样。这本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声称，恐怖只是给1789年带来了更高的人口死亡统计，而“暴力……不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副产品……它就是大革命的集体力量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大革命才成其为革命”。沙马的故事在1794年随着罗伯斯庇尔倒台和恐怖的终结戛然而止，这一点意味深长。
大革命的经典解释者们最爱引用的祷文之一，出自第三共和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他在歌颂第一共和国的成就时说，大革命是一个整体（bloc）。应该完整地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恐怖在内。大革命不能被分解。修正主义强调偶然、意外，以及面对这些事件时切实存在的选择，如此则有其他所指——年轻的孚雷在和里歇一起谈论大革命的侧滑时，就是这种情况。只有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在对即将到来的恐怖毫无意识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弑君、非基督教化和断头台才不会给它们此前的历史投下阴影，亦不会覆盖其后发生的一切。然而，后修正主义者对这一视角背过身去。他们强调，文化限制因素决定着什么是历史行动者能够或不能够行动或思考的，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决定论的道路，这种决定论与经典史学家的决定论并无不同，后者强调经济社会因素，而当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全盛期。孚雷在强调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酝酿出恐怖时，便将恐怖视为判断这场运动的全部意义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对于形形色色的后修正主义者来说，大革命仍然是一个整体，就和那些他们声称已经击败了的对手们的看法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新的整体。后修正主义强调恐怖的中心地位，这促使人们不仅全面谴责大革命，而且谴责任何纪念它的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正如密特朗期待的那样，整个法国仍然到处是纪念人权诞生二百周年的庆典活动。伏维尔则一再重申，他对左翼价值观的信念可追溯到雅各宾主义，不过他拒绝承认与孚雷有任何形式的争论，只是温和地评论说，学术研究对任何观点开放。但是，除了少数坚定的共产党人，一度占支配地位的经典传统的支持者们，已从二百周年的历练中有所体会。1990年代，《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开始小心翼翼地刊登非罗伯斯庇尔学会成员的论文，并且开始评论他们的著作，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斥责。马蒂厄、索布尔和伏维尔的教席上，如今已是一位研究旺代的史学家。[5]自孚雷去世以来，有关雅各宾主义的一些新的同情性分析开始出现，但它们还是太急切地去否认这个看法：恐怖属于雅各宾主义的主流部分。然而，最沉重的打击不是来自学界的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而是来自苏联令人震惊的垮台。
梦想的终结？
至少从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来，人们不断意识到，苏联曾采取各种镇压行径。不过，在苏联表面看来仍很繁荣强大的日子里，人们可以争辩说，它的意识形态很管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值得付出的一笔代价。同样的论说也曾用来证明1793—1794年恐怖的合理性，后来的亲雅各宾史学家们也曾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的统治表明，苏联这座宏伟大厦已难以支撑，也难以维系在东欧的姊妹共和国，此时幻觉便冰消瓦解了。70年来，这个政权承载着自罗伯斯庇尔倒台以来一再受挫的希望和梦想，但很难说它更加成功；跟深受它和它的朋友们尊敬的原型政权比起来，它付出的生命代价要沉重得多。如果这些政权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继承人，那么托克维尔和孚雷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增进自由，而在于扩张国家权力。对理性化国家的美好前景的信念，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两百年中的所有其他革命，都是其真正的继承人。当西方的历史学家在为如何，甚至是否纪念大革命的第二个百年而争吵时，这个幻觉已经消失了。
当然，极权主义人民民主并不是1790年代首次得胜的思想方式的唯一遗产。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二百周年之际庆祝人权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要将大革命的记忆同恐怖分离开的步骤。它同时也是在承认，人权意识形态比以前更为重要。独裁和屠杀的政权不能独占大革命的遗产。在现代宪政民主之下，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得以保障，其生活机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革命的遗产中，他们可以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庆祝的。法国大革命的抱负十分宏大，革命之后的几乎所有人都能发现在其中有某些东西可以赞赏，或可以悲叹。大革命发起的战斗并非全都结束了。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可以视为雅各宾派的失败，欧洲联盟看起来则很像一个吉伦特派的计划：把1789年的自由果实传播到整个欧洲。反过来说，这种理想遇到了民族主义本能反应的抵制，其中大多数的抵制首先是由来自革命法国的挑战而激发起来的。1987年，在二百周年的全部象征意义显现出来之前，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这样写道：“对1789年的某些主要后果的最苍白的列举”，
可以让人更加意识到，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世界……是法国大革命酝酿的各种倒影、政治设想和结构、话语公设构成的复合体。事实胜于雄辩，法国大革命有其后续效应，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经常出现模仿性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它是基督教创立以来又一个关键的历史——社会时期……时间本身，或曰过去历史的周期，看来有了第二个开端……1789年一直延续至今。
——G.斯坦纳，《反革命面面观》，载G.贝斯特编《永恒的革命》
不过，最后一句话或许可以留给本书一开始时的那位作者。欧内斯特·沃辛说：“我亲爱的阿尔吉，全部的真理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他的朋友回答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绝不是简单的。”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大革命之前
1756—1763 七年战争
1770 未来的路易十六同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
1771—1774 莫普改组高等法院
1774 路易十六登基。解除莫普的职务
1776 美国《独立宣言》。内克进入政府
1778 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伏尔泰和卢梭去世
1781 内克辞职。
1783 《巴黎和约》；卡隆担任财政大臣
1787 缙绅会议
1788 8月8日，决定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
8月16日，国库暂停支付
10—12月，第二届缙绅会议
12月27日，第三等级代表数倍增
大革命时期
1789 2—6月，三级会议选举
2月，西耶斯出版《什么是第三等级》
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
5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民族主权[6]
5月20日，网球场宣誓
5月27日，三个等级最终合一
7月14日，巴士底狱陷落
7月，农村“大恐慌”
8月4日，废除封建制、特权和官职买卖
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10月5—6日，“10月的日子”：妇女向凡尔赛宫进军，国王和议会迁到巴黎
11月2日，教会财产国有化
12月12日，发行指券
1790 2月13日，修道誓愿被禁止
5月22日，放弃对外征服
6月19日，废除贵族制
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
8月16日，废除高等法院
11月27日，教士效忠宣誓
11月，柏克发表《法国革命论》
1791 3月，潘恩发表《人权论》
3月2日，解散行会
4月13日，教宗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5月14日，《勒沙普利埃法》禁止组织工会
6月20—21日，瓦雷讷逃亡
7月16日，路易十六恢复原职
7月17日，马尔斯校场屠杀
8月14日，圣多明各奴隶起义
8月27日，《皮尔尼茨宣言》
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宪法
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
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
12月19日，路易十六否决惩处流亡贵族和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1792 4月20日，对奥地利宣战
4月25日，首次使用断头台
6月13日，普鲁士对法国宣战
6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