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7]
人们希望此举能够平息事态，但实际上，只有大约一半的教士服从了。当教宗于1791年春公开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后，很多教士又收回了宣誓。这是大革命第一次，也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局势极化的开始。随着革命的“爱国派”动员起来以推动忠诚宣誓，头年冬天开始建立的政治性的“雅各宾”俱乐部急剧增加，而反革命者则很快将他们的事业与受威胁的基督教联系在了一起。接受宣誓过的“组织法派”教士的圣礼，成为忠诚于整个革命的试金石。任何真诚的天主教徒，包括国王都无法回避这个决定。
局势的极化：君主制
回到巴黎后，路易十六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制宪议会的所有改革措施，但他偶尔还表露出某种热情。他甚至批准了有关教会的立法，尽管他自己知道教宗很不满意。但是，到1791年春，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他总是回避组织法派教士举行的圣礼。威胁性的示威游行开始在杜伊勒里宫周围出现，因为巴黎一边倒地支持忠诚宣誓。民众之中再度出现的敌意使得王室决心逃离。6月20日夜里，王室悄悄溜出巴黎，向东部边界进发。国王很不谨慎地留下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谴责了大革命的很多做法。但这些逃跑者在瓦雷讷被截住，颜面扫地地回到了巴黎。
瓦雷讷逃亡揭开了大革命的第二次大分裂。1789年几乎还谈不上共和主义，而且，当国王回到巴黎、接受议会呈送给他的一切时，共和主义就更是微弱了。但是，在瓦雷讷逃亡之后，国王长期而明显的暧昧立场造成的不信任，终于爆发了出来，首都民众和众多激进政论者纷纷要求罢黜国王。大部分议员吓坏了，赶忙放出一个明显的官方谎言：作为他们宪政之基石的国王是被人拐走的。当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与共和诉求调情时，大部分议员退出该俱乐部，组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斐扬”俱乐部；这时，群众在城市西面的大型军事检阅场——马尔斯广场——聚集，以签署共和请愿书，但国民自卫军向他们开火。议会决定立即完成制宪工作，并打算让宪法更易为国王接受，以便能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议会匆匆修改了宪法草案，删除了宗教问题的条款并限制出版自由和政治俱乐部，然后将草案呈送给国王；国王公开接受之后，其地位得以正式恢复。9月的最后一天，制宪议会结束，其成员在形式上失去了在即将掌权的立法议会中的席位。
图6 手执三色旗、身着制服的国民自卫军
立法议会在国际危机的气氛中召开。1787年以后，瓦雷讷逃亡使得法国的事务首次成为各大国关注的问题，而不是被当作令人鄙夷的笑柄。1790年5月，制宪议会明确宣布，放弃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除非进行自卫。但是，当那位决心将自己的困境变成国际事件的国王被耻辱地抓回来时，其他的君主深感不安。在1791年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中，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受路易十六的两位外逃兄弟——阿图瓦伯爵和普罗旺斯伯爵——之邀，威胁将进行武装干涉。瓦雷讷逃亡之后，数以千计的军官加入流亡贵族队伍，他们正成群结队地跨越边界，梦想带着外国军队一起返回。国王和王后也抱有这些梦想，但新当选的议员们视之为一种挑衅。在整个秋天和冬天，他们对接纳流亡贵族的德国小王公和其背后的哈布斯堡皇帝，言语越来越激烈好战。他们还试图促使路易十六采取妥协立场，为此通过了强化制裁抗拒派教士和流亡贵族的法令，他们知道国王可能不会批准这些法令。加勒比奴隶大暴动的消息传来后，再加上随之而至的咖啡和糖的短缺，到处弥漫的偏执和狂热进一步升温。尽管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表达出某种担忧，即虚弱的部队无法击退组织良好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已经因战争狂热失去了理智。国王跟罗伯斯庇尔的看法相同，但他从战争中看到了解救自己的希望，于是很乐于在1792年4月20日向皇帝宣战。
局势的极化：战争
战争是第三个导致大革命走向极化的重要事件。正像预期的那样，它迫使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余所有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革命的成败与民族的存亡合二为一，于是，对1789年以来的任何成果的批评，都可以貌似有理地被谴责为叛国。最易受到控诉的人就是国王本人，因为对于针对抗拒派教士和流亡贵族的法律，他一直坚持握有否决权，即使6月20日巴黎人围攻他的宫殿后还是如此——这些暴动者自称无套裤汉。毫无疑问，前线传来的灾难性消息增强了国王的决心：普鲁士已经参战并准备入侵法国领土。甚至法国的将领们也要求进行和谈。但这一要求无异于叛国，议会决定以国民自卫军志愿军（féderés）增强正规军。当志愿军抵达巴黎时，来自马赛的志愿军唱起了一首嗜血的新战歌，这首歌后来就永远以他们的故乡命名；而此刻普鲁士的指挥官已发出威胁，如果国王受到伤害，将摧毁巴黎。这就坐实了路易十六通敌的看法，8月10日，巴黎叛乱社区的无套裤汉及志愿者进攻王宫。国王逃到议会去躲避，而他的瑞士禁卫军在保卫他空荡荡的宫殿时遭受屠杀；他的王位已经无法挽回了。
议会表决暂停君主制，并召集一个由男性选举产生的新立法机关——国民公会，以便为这个国家起草一部共和宪法。
推翻君主制的全面影响和意义，要等到年底之时才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期间，普鲁士人进入法国，巴黎陷入恐慌。一个由巴黎煽动家丹东主持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高昂的情绪组织防御，为此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急措施，监狱里塞满了嫌疑犯。当爱国的无套裤汉也被催促参与这些活动时，焦虑之情传播开来，人们担心监狱如果没有他们看守就会发生越狱。9月2日，当普鲁士人占领凡尔登的消息传来时，人们闯入监狱，将囚犯揪出并大肆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造成约1400人死亡，其中很多人是抗拒派教士。狂热的民粹主义政论家马拉敦促外省效仿首都的榜样，但大屠杀的消息让国内外舆论倍感震骇。这比1789年偶然的私刑暴力要严重得多，从此人们得到了一个冷酷的教训：若不对下层人加以控制究竟会发生什么。大革命的敌人总是预言会发生血腥的混乱局面，但即使是希望发生此类事件的人，大多也觉得很难为屠杀寻找理由。此后，生活在巴黎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屠杀会再次发生。
然而，数周之后，危机似乎过去了。在国民公会取代立法议会的前一天，一支法军在瓦尔密与普鲁士入侵者对垒并击败了后者（9月20日）。这是六个月辉煌的军事胜利的开端，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奥属尼德兰和莱茵河左岸将被法军征服。到11月，法国人被胜利带来的表面的安宁所陶醉，他们向“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表达其“友爱并提供帮助”，在其进军的道路上提出“向城堡开战，对茅屋和平”的口号。他们许诺说，所到之地都将实行革命的社会政策，这一过程的代价将由教会和贵族来承担。记者议员布里索1791年10月以来一直是主战派的主要代表，此刻他宣告：“我们不能平静，除非欧洲，全欧洲，都成为一片火海。”这一挑战因为路易十六的命运而更形复杂。国民公会的第一项法律是宣布废除君主制。后来它将新共和历的起始日期追溯到这一刻，称之为共和元年。这就留下了一个如何处理“路易·卡佩”或“最后的路易”的难题。有人认为他应该因其反民族罪行而受到审判，另一些人则说，民众推翻他已经是对他的审判和有罪宣判。但在国民公会前受审最终还是通过了，对国王的起诉涵盖他1789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尽管辩护者否认了所有指控，但12月间不到两天的诉讼就已确定无疑地决定了判决书。唯一有争议的事项，最后也一次投票通过：处决他。还有一些未获通过的提议，如将审判结果付诸全民公决，或者宽大处理。但多数议员知道，时刻在监视着的无套裤汉很可能对以上两个提议都不会同意；于是，1793年1月21日，前国王被公开处死。丹东在国民公会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扔掉了你们的长手套，长手套就是国王的头颅！”
内战和恐怖
但挑战很快到来。处决国王几天之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联手，不久西班牙和几个意大利国家也步其后尘。当国民公会决定征召30万新兵以扩充武装力量时，抵制行动席卷了法国西部各地，在这些地方，对抗拒派教士的迫害本已激起民变。在卢瓦尔河以南的旺代地区，内战很快爆发，自行组织起来的叛乱者自称“天主教和王党军”，以图恢复殉难国王的继承人的王位。就在此刻，同共和国外敌的战争形势开始恶化。法国军队被赶出莱茵地区和比利时，前线法军将领叛国投敌。危机使得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严重。主张进行无限制战争的一派，以布里索和一批来自波尔多的议员为首，被罗伯斯庇尔称为“吉伦特派”；这个派别认为，法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这场战争，且不损害在国内实行的独特的代议制原则。正是他们要求就有关国王的判决举行全民投票。另外，9月的屠杀之后，吉伦特派厉声谴责说，沾满血污的巴黎民众威胁国民公会的会议。这些立场导致他们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剩下的领导者，如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山岳派（Montagnards，字面意思为“山上的人”，意为占据国民公会最高处的席位的人）。除了个人恩怨，山岳派认为，吉伦特派对巴黎的仇视是自杀性的，因为这会让人无心处理更为实际的紧迫事务。他们认为，唯一可靠的出路是迁就无套裤汉，即便这意味着对他们更加严重的暴力本能和行动睁一眼闭一眼。到5月，坏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山岳派断定，要让吉伦特派闭嘴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无套裤汉的要求，将他们逐出国民公会。6月2日，29名吉伦特派议员被逮捕。
图7 1793年1月21日：处决路易十六。留意图右空荡荡的基座，那里曾立着他祖父的雕像
此举的直接效应只能是进一步激化危机。几个外省城市早已对无力影响巴黎的事态感到不安，这时干脆掀起公开的叛乱。在整个夏天，马赛、波尔多和里昂先后脱离国民公会的控制，到8月底，地中海重要的军港土伦向英国人投降。此间的7月13日，无套裤汉在新闻界的偶像马拉在浴缸中被来自卡昂的叛乱者夏洛特·科黛刺杀。很多此类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叛乱”，并不像旺代叛乱那样具有相当明确的反革命色彩；这种叛乱只是对首都的极端主义和动荡不定的抗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