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6]
到12月，反对1614年形式的呼声已经被广泛认可，以至于内克觉得有了胆量去采取行动。他颁布命令说，鉴于第三等级在国民中的比重，它的代表人数应翻倍。但是，如果还是按等级而非按人头表决，这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内克相信，一旦三级会议召开，教士和贵族可能被劝导放弃自己的特权。他指望的是，第三等级代表翻倍是个不彻底的措施，对该措施的普遍不满会支配1789年春的选举，届时抵制各等级的联合将变得几乎不可想象。按人头表决的确成为选举大会关心的中心内容之一；但这些大会也是分裂的，每个等级选举自己的代表，其后果是使得事态进一步两极分化。情绪激昂的群众支持第三等级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形，教士和贵族选举人开始把自己的特权视为其身份的根本保障；于是，他们选举的人大部分是坚定的不妥协者。从各方面看，在起草用以指导当选代表的陈情书（cahiers，一种申诉清单，也是1614年形式的一部分）的过程中，观念进一步明确化了。此刻出现的问题不仅是三级会议如何组成，还涉及它需要处理的议题。起草陈情书相当于现代的第一次民意测验，申诉和意愿范围之广让人瞠目结舌。几个月前还只是梦想的东西，陡然之间有了实现的可能；陈情书的基调清楚地表明，很多选举者的确希望这些梦想能通过三级会议兑现。
民族主权
但是，当三级会议于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时，人们深感失望。会议一开始，内克作了一个令人厌烦的报告，而且，第三等级的代表一开始就清楚表态，说他们不会作为一个单独的等级商议任何事务。他们呼吁贵族和教士与他们一起议事，但没有得到回应。虽然有少数贵族同意共同议事和表决，但即使是他们也拒绝突破等级区分。僵局持续了六周，在此期间，面包价格一路上涨，很多地区的公共秩序开始崩溃，春天曾到处洋溢的希望开始转向失望。终于，在6月10日，西耶斯提议第三等级“断绝联系”并开始单方面议事。表决结果为压倒性的赞成，随后他们邀请另两个等级一起进行资格审查，三天之后，少数教区神甫打破特权等级的团结，答应了这个邀请。随后几天，其他教士陆续加入，于是，这个不再仅仅代表第三等级的团体认为，现在需要一个新名称。在西耶斯的再次动议下，6月17日，这个团体选择了一个响亮而坚定的名称：国民议会。它随即颁布法令，取消一切税收，然后对其重新批准。个中意味显而易见：议会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掌握了主权。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奠基性行动。如果国民是主权者，那么国王就不再享有最高权威。路易十六因数天前长子早夭而深受打击，此刻他一扫忧伤，宣布将召开御前会议，以发布自己的纲领。为此，自封的国民议会常用的会场被封锁，但这个可疑的议会于6月20日在一个室内网球场集会，举行了一场群情激昂的宣誓，声称在赋予法国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议员们的意志在三天之后面临首次考验：国王在做出一些让步之后，否决6月10日到17日之间的所有要求，下令各等级分厅议事。议员们拒绝了；但内克辞职的消息让国王一时慌乱，于是他未对议会采取行动。到这个时候，每天都有一些躁动的群众从巴黎涌向凡尔赛宫。由于意识到不能再指望国王的支持，主张等级分离的贵族和教士发现他们的内部团结正在走向瓦解。很快他们便大批加入国民议会，6月27日，国王正式命令最后一批强硬派也应加入。内克收回了辞呈。王权看来彻底投降了。
6月26日，内阁命令一些部队向凡尔赛集结，内克对此并不知情，可能一开始国王也不知道。随后几周，更多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到7月初，深感不安的议会要求国王撤走军队。国王回答说，为保障公共秩序，必须部署军队——这个理由看来足够充分；但是，当7月12日内克被解职时，更为凶险的猜疑出现了。两万士兵现在就驻扎在法兰西岛四周，看来已经摆好阵势以震慑首都——一旦需要采取行动压制议会的话。在听到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后，巴黎炸开了锅，人们既害怕又愤怒。德国雇佣兵企图驱散群众的行动使事态更加恶化，法兰西卫队常驻巴黎的守军开始逃离部队。很快，成群饥饿的叛乱者抢劫城里的军事据点，夺取武器、弹药及储存的面粉。7月14日，他们向庞大的巴士底国家监狱聚集，这座监狱上的枪炮控制着巴黎城的整个东部边缘。在逃兵的帮助下，人们向监狱发起进攻并迫使它投降，进攻开始时向群众开火的指挥官被杀。巴黎落入了叛乱者之手。巴黎周围的军队的确足以镇压这场反叛，但指挥官们跟国王说，他们也许不会服从开火的命令。在这种局面下，国王无能为力，于是下令撤军。一场反革命就这样被击败了。国民议会得到了拯救。
图4 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宣誓。国民议会发誓，在赋予法国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
最初的改革
因此，7月14日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而是把开端终结了。打开阴暗神秘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解放预料中受专制主义迫害的大批人民。里面只有七个囚犯。但这座中世纪堡垒是王权的象征，一开始就自发摧毁它，也象征着一个声誉扫地的旧秩序的终结。6月17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曾支持国王反击行动的人，如今也承认当前的局势：国王的兄弟阿图瓦及其最亲密的宫廷朋友立刻离开了这个国家，成了第一批流亡贵族。国王前往巴黎后，接受了三色革命帽徽，后者来自匆忙组建的民兵（不久被称为国民卫队）；国王还认可了自行任命的市政机构，国民议会也终于着手进行在网球场宣誓承担的制宪工作。选民们春天确立的强制委托权被废除，作为宪法序言的权利宣言也开始起草。但就在此刻，巴黎和某些外省城市的骚乱已传播到农村；在新的收割季到来之前数周，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恐慌”，“盗匪”横行乡间，毁坏庄稼，抢劫无助的农民社区。在普遍的妄想狂的气氛中，对领主房屋和封建权威象征物的攻击随处可见：正如陈情书显示的那样，农民认为这类象征物是他们所有负担中最不合理的东西。议会中的有产者，不管是不是封建权利的所有者，着实对农村出现的大混乱感到惊恐。为挽救动荡的局面，一个激进团体计划采取激烈措施，即废除封建捐税。8月4日夜，一个大贵族提出了这一计划，立刻在议会赢得了热情的赞许，该机构在成立三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颇不耐烦地避免采取积极行动。不久，一些非封建权益也被提议废除。各种特权，旧制度社会组织的命脉，已经在长篇大论中被废弃了。官职买卖制同样如此，很多特权就是从这种制度衍生而来的。人们还宣告了免费司法和税收平等。教会被剥夺什一税，这是教区神甫最基本的收入。会议末了，当议会宣布国王是“法国自由的恢复者”时，法国社会生活的诸多组织已注定要在整个大革命中最激进的几个小时之内被摧毁。
图5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正如现场的几个人注意到的，那晚的气氛中有某种魔力——这魔力起了作用。农村的骚乱逐渐平息了。议会（现在叫国民制宪议会）得以继续其宪法制定工作。《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最终于8月26日颁布，接下来的几周，该宣言奠定了立宪君主制的几个首要原则，排除了立法机构的两院制，并授予国王对新法律的有限否决权。然而，国王似乎并不打算立即接受这一限制，或者接受8月发布的所有重大举措。7月出现的各种猜疑，现在又开始在巴黎发酵，那里的民众显然把自己视作大革命的拯救者和守护人。10月初，凡尔赛宫传来新的军队部署的消息，报道者是巴黎的一份报刊，此时出版已经自由，报纸持续激增；于是恐慌蔓延开来，人们以为国王又要尝试夏天没有成功的企图。数以千计的妇女不顾国民卫队的约束，向凡尔赛宫进军以对国王施加压力。她们侵入凡尔赛宫的议会大厅，闯入宫殿，威胁到王后的生命安全。最后她们大声要求，唯一能让她们满意的做法，是王室跟她们一起去巴黎。国王马上发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10月6日，他随着凯旋的妇女们一起回到首都。几天后，议会也迁往巴黎。
局势的极化：宗教
现在，路易十六成了巴黎的囚徒，直到1792年8月君主制被推翻，他将一直如此——除了1791年6月那次倒霉的外逃。然而，议会的处境同样如此。议员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幸存，很可能要归功于巴黎的群众行动，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对这种亏欠深感不安。他们颁布针对骚乱的戒严法、将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限定在殷实的纳税人范围之内，这些都反映出这种不安。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立宪君主制，它应受到从富裕的有产者中选举的代表们的监控。他们对财产权的坚定信念，同样反映在他们拒绝废除绝对君主制遗留的债务上；事实上，他们还大大加重了这一负担，因为他们承诺补偿所有会因他们的改革而消失的财产，包括补偿可买卖的官职的任职者。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承诺不可能通过税收得到满足。实际上，由于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税收收入正出现灾难性的锐减状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牺牲教会以满足国家的债权人。
由于在8月4日废除了什一税，议会已经承担起教会改革的责任。为教区神职人员寻找替代收入，在其承担的新责任中并非最微不足道。但是，教会仍广有田产和捐赠，8月4日已有个别人提出，这些产业合法的所有者应该是国家。11月2日的决议规定这些产业“由国家支配”。它们将被出售，以支持国家债券的发行，这种债券被称为“指券”（assignats），其他公共债务也将以指券来偿还。对很多教士及虔诚的信众而言，此举像是对天主教更为广泛的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议会一边高声援引在整个18世纪大力抨击教会的哲人们，一边宣告新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并禁止修道誓愿。1790年4月，有人曾敦促议会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被拒绝；到这个时候，在南方的尼姆附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冲突。最后，鉴于国家要以公共资金来向教会付钱，议会决定重组教会，重组的原则就是正在整个国家施行的宽泛原则。于是，1790年7月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士和主教由世俗人士选举产生，教会辖区边界被国家化，教宗的角色纯粹是荣誉性的：作为一个外在的统治者，任何此类原则都没有与他商量。教士们自己也未参与商讨，结果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