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5]
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是自己成就的牺牲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法国的识字人群从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提高到将近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教会教师付出的努力无远弗届。更大的读者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对各类印刷品的需求。书籍产量激增，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作品，如畅销故事书、面向公众阅读的诉讼案情摘要、报纸等等，同样如此。到路易十六时代，巴黎已有一份日报，大部分外省城镇已有周报。的确，它们的大部分页面用来刊登广告，就算刊登新闻，亦无任何评论。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严肃认真的关注，可以通过在国外法文出版社出版的日益繁多的著作得到满足；在当时，如果加入正在迅猛发展的某个文学会或读书协会，便可以摊薄定期阅读的费用，这些协会的图书室订购了所有重要的定期出版物。印刷品需求不断增长的另一个迹象是，政府审查人员的数量在增长，所有面向公众的重要出版物都须交由他们审查；还有，海关官员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阻止颠覆性的色情作品、渎神著作——日益被称为“哲学”文本——的非法进口。18世纪中叶，大臣们对阻止这股洪流感到绝望了，此后他们对大部分非法行径睁一眼闭一眼。到路易十六时期，政府加倍监控读书群体所能得到的读物。但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久人们开始尝试对被报道和探讨的作品施加影响，正如当初防止它们出版一样。路易十四可以告诉他的臣民该怎么做、怎么想，但在路易十六时期，臣民需要的显然是说服。
在海峡对岸，国王和臣民积极合作的好处，很早之前就已显露出来。1720年代以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作家就曾赞赏英国的自由、宽容和议会制政府等具有能动性的自由。英国在18世纪中叶的历次战争中的成功表明，它的制度出人意料地高效，尽管仍然有人怀疑存在危险的不稳定性。当大不列颠的殖民地掀起叛乱时，它的光彩有所暗淡，对英国的迷恋也因为对所有美洲事务的热情而有所降低。但英美争吵的核心是自由和政治代表制问题；当路易十六与宣称“无代表不纳税”的共和主义反叛者结盟时，他自己的臣民很难不作这样的反思：这个原则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法国？在某些有三级会议的省，这个原则当然是存在的；但这就使得别的地方的情况显得更加反常。随着税收压力的增长，1760年代某些法官就开始呼吁恢复被遗弃的三级会议。1771年，莫普打压各高等法院时，有些人更进一步，要求召集最接近于英国议会的法国机构，即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它最后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其他人眼见绝对君主制那些令人舒适的模棱之处如今已显得很无力，便开始思考和设计更为合理的代议制机构，他们显然是要将纳税人纳入管理机构。大臣们并不必然反对这个可能排挤高等法院及其影响力的原则。内克甚至开始了一个旨在引入“省管理机构”的计划，任命当地地主组成议会，分享督办的职权。在他辞职之前，这样的议会仅设立了两个，不过它们并未随内克下台而消失。在路易十六时期，君主制正在变得不那么绝对了，这个过程虽然缓慢、犹疑、带着众多疑虑，但君主制已经意识到，舍此只有制度上的瘫痪。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已经日益意识到，法国必须靠有效的共识，靠王权之下最杰出、最有教养的臣民的合作来统治。
“预革命”
因此，1787年的危机不只是财政方面的。1783年为回复到和平时期的状态而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卡隆，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以期赢得持久之信心。由此造成了新的借款，后果只是适得其反。当举借新债的尝试碰到巴黎高等法院日益强烈的抵制时，卡隆转而考虑更为激进的措施。1786年8月20日，他向国王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改革计划，后被廷臣、主教塔列朗称为“或多或少是这些年来所有最杰出的思想得来的成果”。国王在对该计划思忖再三之后，以真诚的热情接受了它。
计划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税制改革：一种以新的形式征收的、统一的、无豁免权的实物形态的土地税。该税及其他一些次要的新措施，将在全国范围内由大的地产主选举的各省议会负责监督。代表制政府将被推广普及，但不设立全国性议会。其次，改革带来的税款收益，将因为一个符合重农学派方针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得以提振：如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废除强制性道路劳役，废除对谷物贸易的管制。1786年，与英国的一份商业条约已经为英国工厂主打开了法国市场，以换取农产品。然而，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能指望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改革产生效果之前，需要更多的贷款。因此还需要一项新的重大提振举措来鼓舞借款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卡隆希望他的计划能得到与会成员经严格遴选的缙绅会议的认可，如他所言，缙绅是所谓“有身份地位之人，公众信任之人，他们的赞同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公众舆论”。他曾考虑召集三级会议，但认为三级会议可能难以控制，转而任命144名亲王、高级教士、贵族和法官，随后他才于1787年2月向这些缙绅代表提出他的计划。
这是一场政治灾难。没有几个缙绅接受卡隆关于国家面临的危机的看法。即使那些倾向于接受卡隆的看法的人，也认为卡隆应对国家的危机负责，因此他不是解决危机的恰当人选。卡隆试图越过批评者，向更为广泛的公众群体求助，他将这些批评者描绘成一己私利的捍卫者；但他的尝试事与愿违，国王被迫将卡隆解职。利用缙绅会议上台的大主教布里安，随后提交了一份卡隆计划的修改版。缙绅们则提议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审查国王的账目，路易十六拒绝了，但此时事态已陷入僵局。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与会代表宣称，他们无权批准任何改革。他们表示，这一权限只能归三级会议。
与缙绅们打交道的经历只能让会议显得比此前更加危险、更不可预测，5月25日，会议被解散。于是，人们又试图通过各高等法院来推动改革，但后者声称它们也无此权限。当群众涌上街头为三级会议欢呼时，巴黎的法官们被流放了。这场危机的重要性因为荷兰共和国的事态而更形明显：9月中，普鲁士入侵并占领了荷兰。路易十六曾威胁，如果荷兰领土被侵犯，将进行干涉；但是，由于过去开征的税收快要到期，新税又未获批准，布里安劝告国王，称干涉的代价承受不起。这是波旁君主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地位的终结；这等于承认，即使国际抱负离自己的边界近在咫尺，它也无力为这一抱负埋单了。
一年之内，它的国内政治权威也蒸发了。启动一场与巴黎高等法院协力进行的改革——这个方案终于在充满质疑的谴责声中失败了，而且各高等法院拒绝处理案件达六个月之久。1788年5月，一场莫普式的尝试企图重组高等法院，并削减它们的权力。为赢得公众的支持，同时宣布的还有一系列广泛的法律和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在横扫全国的公众咆哮声中被淹没了。即便是承诺一俟这些改革付诸实施便召集三级会议，赢得的也只是公众的蔑视。到8月初，当王权经常性的短期借款方拒绝继续借款时，布里安政府的命运便注定了。8月16日，国库暂停支付。这场破产曾是30年来的历届政府竭力避免的。布里安辞职了，他建议召回内克。当那位日内瓦的神话制造者凯旋并复职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召开。
全国性代表大会的召集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终结。君主制最终因为制度和文化上的瘫痪而走向覆灭。各种改革方案也随之而去。没有人知道三级会议会采取什么行动，甚至连它的组成和选举也不清楚。于是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政治真空。法国大革命就是填满这个真空的进程。
第三章 历程
就在君主制权威陷入破产之前的一个月，一场大范围的冰雹席卷了法国北部，摧毁了大部分快要成熟的庄稼。由于卡隆于1787年批准谷物可自由出口，原有的库存已经很少，因此1789年收割季前几个月的气候，势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包价格将会上涨，消费者将把更多的收入用在食品上，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会随之下降。由于1786年商业条约的影响，制造业在廉价的英国商品的竞争冲击下已陷入衰退；就在面包价格飙升时，失业也开始蔓延。一场罕见的严冬更让困难局面雪上加霜：河流封冻，磨坊停转，大宗运输无法进行；河流终于解冻时，洪水又到处泛滥。因此，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将会发生于一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而且会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
选举政治
内克复职后，迅速恢复对谷物贸易的管控。但为时太晚，此举只不过让他惊人的人气更加高涨。他需要这种人气来处理其他难题。最紧迫的难题是三级会议应采取何种形式。布里安最后的举措中，有一项是宣布国王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看法。对于巴黎高等法院，这似乎暗示着一种事先操纵这次大会的意愿。为预防这样的情况出现，法官们于9月25日宣布，三级会议应按最后一次召集时，即1614年时的形式组成。眼光敏锐的观察者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试图延长制度性瘫痪的方案，而这一瘫痪症已经导致绝对君主制的瓦解。1614年的三级会议上，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分别代表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所有其他人。代表们按等级表决，因此任何两个等级都可以在表决投票上超过第三方。由于教育、财富和产权在整个18世纪的发展，这样的权力分配和代表制度不再能反映现实状况；一个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巴黎思想群体开始成立所谓“三十人委员会”，试图在公共舆论中掀起反对浪潮。这些人的小册子在全国广泛传播，当再次召集的缙绅会议拒绝内克的催促，并支持1614年的会议形式时，他们的努力更是平添了力量。缙绅们的谨慎看起来——或有人使其看起来——是旧的“特权等级”为掌握权力而企图损害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自1787年初的危机以来，社会对抗的政治第一次开始主导公众辩论。那个冬天最著名的小册子出自叛逆教士西耶斯之手，标题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