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4]
从实际水准来说，法国人的总体税负在整个18世纪有所下降。但是不管交了多少税，他们都以为自己税负过重。这也是高等法院的抵制为何如此深得人心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些法官全都是贵族，除了自己他们谁都不代表。然而，他们毕竟认识到，某些紧急事态需要开征更高的税收来应付，而且他们默认了1749年对地产开征的二十分之一税。1756年，他们甚至同意该税翻倍，1760年又同意它增长至原税的三倍。但是，第三个二十分之一税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到期了。与此同时，各种地区性和制度性的减免也已商定，尤其是与教士和保留三级会议的诸省的商定。税基一俟核定，高等法院便总是抵制修订税基，虽然当时正处于一个持续的通货膨胀时期。1770年代后期，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在没有开征任何重要新税的前提下维持了四年的战争，这更坐实了对税制改革必要性的怀疑立场。法国的这一业绩是由日内瓦银行家雅克·内克缔造的，他声称，管控廷臣和唯利是图的政府财税官并厉行节约便可达成这一难以置信的成就，而他提到的这两类人一直被认为将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不过，这种大张旗鼓的节俭，目的并非直接为战争提供资金，而是旨在增强法国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信用以便维持借贷。1781年，内克首次公开发表有关王家财政的《报告》（Compte rendu auroi），以吹嘘他的成就。报告显示，国王的“正常”开支略有盈余。这正是公众想要听到的，但没有人注意到巨额的“非正常”开支并未提及，这类开支靠以正常收支结余为信用而举借的债务来应付。从长期的后果来看，这损害了内克的继任者们任何改进王国税收收益的努力，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际。稍后的人们会质问，既然1781年情况还很好，后来的情况为何恶化？谁应为此负责？
内克入阁主要是充任一位信用顾问，而非担任大臣。实际上，作为一名出生于外国的新教徒，在一个新教信仰于1685年之后便不获许可的王国，内克从法律上说不能担任公职。但他很快就懂得，如果没有大臣职务所具有的接近国王的便利，他便不可能要求大臣们遵守财政纪律。他试图利用自己的人气迫使国王接纳他为最亲密的顾问，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就辞职了。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姿态：没有人可以向国王辞职。以前也没有哪位前大臣像内克那样，继续就财政问题发表评论，并与公众一起批评其继任者的政策。这位绝对君主制风习的门外汉已然理解的是，在政治和财政事务上，公共舆论——不管政府对此怎么理解——具有日益明显的重要性；没有公众的信任，就算是最专制的统治者也难以办成任何事——也许对这种人来说尤其难以办成。
公共舆论
显然，无数条路都已走入困境。比如，如果说这个君主国1720—1788年的财政史是一段避免破产的斗争史的话，那是因为先王们几乎司空见惯地使用的拒认债务的做法，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合法的选择了。1720年的重大财政灾难导致数千人破产，当时另一位外来新教徒——苏格兰的约翰·劳试图将累积的债务吸纳为商业性的“王家银行”的资本，以此清除路易十四的战争留下的财政遗产。这次试验的失败还导致了对银行和纸币长期的不信任，虽然银行和纸币在英国和荷兰都已用来维持前所未有的反法战争。对随后的几代人而言，任何唤起此类痛苦记忆的措施，都会被广泛视为不可想象的事。
拒认自己的债务，或以不可靠的纸币而非响当当的铸币来偿还债务的国王，被认为是在拿臣民的财产不负责任地变戏法，此种行为乖张专断；然而，在法国的法律传统中，人们指望着王权遵守法律，按照建议施政，尊重神托付给王权并让其加以关照和保护的权利和特权。在18世纪，这些期望因为如下广为传播的信念而进一步强化：自然本身（正如艾萨克·牛顿揭示的）依据永恒不变的法则而非心血来潮的神意来运转，人类事务也应该尽可能地依据确定而规范的原则来指引，这种原则植根于理性之中，而在理性中，任意专断被削减到最小。任何其他形式，只要是一个人独自行使统治权，都是专制主义。18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作家孟德斯鸠曾教导他的同胞说，这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政府，那里没有法律保护臣民免受统治者专断意志的侵害。因此，当1770年一系列无情的债务合并（consolidations）——很多人视之为部分破产——与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打击接踵而至时，专制主义看来已经展开进攻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传统的中间缓冲器被弃之不顾。尽管路易十六一继位就恢复了过去的高等法院，但对传统宪政结构的内在信心却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
尽管公众认为，高额税收和破产均无必要，但唯有一个强大和自信到足以尝试这两项政策之中的一项的政府，才有可能实施其他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例如，司法机构被认为人员臃肿，业务不足，程序缓慢，费用高昂，难以信任。在一个法官靠世袭和职位购买而非以合理的资格考核来招募的体制中，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处置失当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残暴和随意性。1670年代曾进行过法典编订工作，但无果而终；因此司法始终像个迷宫，靠数不清的地方和省区习惯法以及特权维系着，多个世纪以来，很多特权和法规被反复确认以换取钱款。改革这一体制而不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会被广泛视为对公共信心的侵犯，是变相的破产；但人们根本无法指望筹到足够的钱来寻求别的解决方式。
更有头脑的观察家认为，有些办法可以成就某些不可能之事。如果经济生产效率有所改进，税收上的收益几乎可以自动产生。重农学派或经济学家们（他们是首先使用此名称的人）论证说，一切真正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如果自然法则能摆脱人为的束缚，则土地的产量会增长。这就意味着税制改革，即废除各种负担，如货币或实物形态的封建捐税及什一税。这还意味着商业自由化，即废除对价格和自由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的管制。这些思想家认为，与农业比起来，工业和商业不那么重要，而且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但在这个领域，自然活动也被过度限制、行会强加的束缚和商业垄断所阻碍。18世纪中叶之后，各级行政官员愈发觉得这种改革思想有吸引力；但是，当开始实践这些思想时，他们碰到了没完没了的困难。如果引入单一税，政府甚至无法设想暂时性的收入损失，更不消说各个法庭、省三级会议和各种行会团体的反对了。封建捐税同样如此：这是一种财产权，若无赔偿便废除是不公正的。一本宣扬废除封建捐税的书被巴黎高等法院于1776年下令当众焚毁。什一税也是这样，它是教区神职人员主要的收入来源。替代收入从何而来？同时，即使最微弱的工商业去管制化的暗示，也会受到商人、商事会和行会师傅们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的激烈反对。到1786年，只有与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而十年前废除巴黎各行会垄断权的尝试，仅仅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就失败了。实际上，对重农学派政策的力量感受最深的，是那些最弱势，以致没有抵抗力量的人，即国王最穷苦的臣民。他们领教了1760年代以来谷物贸易去管制化试验带来的冲击。改革的理念是让价格上升到“自然”水平。按这个学派的理论，高昂的价格会鼓励生产者增加生产，而最终的结果便是“丰盈”。但短期而言，较高的谷物价格意味着面包会更贵，特别是在收成不佳之时。最初一批去管制化试验发生在1763年和1775年之间，刚好碰上一系列的供应短缺；法官和地方当局从一开始就发出了警告：如果价格飙升，市场供应短缺，公共秩序就会崩溃。当大臣与承包商缔结协定以保证紧急时刻的供应时，他们被指控以“饥饿契约”来饿死人民。1775年5月，就在路易十六加冕之前数周，人民的善意屡受打击，先是去管制政策，随后是对“面粉战争”（谷物骚乱）的镇压。尽管一直洞悉民心的内克对谷物贸易实施严格管控，但他的继任者们又想再试身手。1788年，粮食严重歉收，而前些年的自由出口使得王国的储备被掏空。在普通人的信念中，国王会防止他们被饿死，这种信念在经历经济政策试验的一代人之中被侵蚀，而试验的代价正是由他们来承担的。
这些不幸之人也不再指望能从教会中神的侍奉者那里得到多少安慰。报酬过低的教区神甫、在医院及济贫院中劳碌的无私的修女，依然能赢得充分的尊重，但教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以及更富有的教产领有者维护其特权的坚定决心，却引起广泛的憎恨。18世纪中叶，教阶制度因为对异议教士的狂热迫害而失去了很多民众的敬意。这些异议教士以詹森主义的名义质疑教会的权威，而詹森主义的一系列严厉信条被1713年教宗的“一圣通谕”（Unigenitus）谴责为异端。詹森主义者受到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同情者的保护，1740—1750年代，一系列针对拒绝给临死的詹森主义者做临终圣礼的教士的诉讼，引发了对天主教教阶制度的广泛怒火。1757年，路易十五遭人行刺（但安然无恙）时，那位半疯癫的刺客看来是出于对受迫害的詹森主义朦胧的同情之心而行动。1760年代，詹森主义最古老、最顽固的敌人耶稣会士卷入高等法院受理的诉讼案时，詹森主义看来获得了胜利。法官们以这个案件为借口，将耶稣会士驱逐出自己的司法辖区。其他高等法院纷纷仿效，意见不统一的政府也默许了这一做法。三个世纪以来，耶稣会曾是大多数精英的教育者，将这个宗教团体从王国驱逐出去，造成了严重的教育混乱。随着106所耶稣会中学的关闭，某种类似于国民课程体系的东西瓦解了，一个教育辩论和试验的时代也随之开始。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调查与合并没落中的修道院的委员会指出，教会内部更广泛的改革是有可能的。
诚然，受过教育的批判者们从1720年代就呼吁进行改革。当时，上个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成就已开始渗入功利主义的教育批评运动，这便是启蒙运动。对那些自封为“哲人”、旨在普及启蒙价值观的人来说，建制教会是社会中大多数邪恶的根源。尽管福音书的仁慈启示从未受到质疑，但人们认为，自古以来的教士将大量的迷信和非理性加在福音启示之上，他们通过对国家的影响力、通过对教育体制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他们乐于鼓吹暴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