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3]
但是，1783年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给法国带来领土方面的收获，而且独立后的美国人也没有任何抛弃与英国的传统贸易联系的迹象。另外，此前的战争费用主要靠新的贷款而不是大量增税来维持。因此从财政角度看，战争结束得一点也不早，而和平时期仍需继续大量借款。1786年，预期中税收收益的减少和计划中的短期战争债务偿付，终于引发了财政危机。
法国并不缺少维系作为一个强国的资源。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人将比以前更为彻底地支配欧洲大陆。毋宁说，它的很多资源被其政府体制、社会组织和后来的革命者称为旧制度的文化抑制了。法国需要大革命来释放这些资源。
旧制度：政府
从政治上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国王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他对权力的使用也不对任何人负责，除了上帝。国家事务，包括财政，都是他的私人领域；在所有事情上，他都是最高主宰，他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没有哪位国王是或者试图成为完全自由的行动者。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会在所有重大决策上听取建议，生来就要成为国王的男子（法国的法律禁止女王临朝执政）被悉心教导，听取建议是其至上权威的核心本质。路易十六心里也相信这一点；但跟他的祖父路易十五（他的父亲已在其继位之前死去）比起来，路易十六并非一成不变地听从多数大臣给他的建议。他特别认为自己懂得财政事务——这被证明是个致命的幻觉。
国王在挑选自己的顾问时并非无拘无束。虽然他能不加解释便解雇他们，但他的实际选择只能局限于职业化的行政官员、法官和廷臣，这些人唯有通过私下的密谋才能引起国王的注意，而密谋的策划者是别的大臣，或大臣圈子里的男女显贵们的熟识者，或是几百个富得足以在宫廷的珠光宝气中流连的家族的门客。路易十四在上个世纪确定的礼仪成规鲜有变化，他的两位继承人就这样被囚禁在成规中，不过日子倒也逍遥自得：
他们在巴黎郊外的林中宫殿四周狩猎，这些宫殿如枫丹白露宫、贡比涅宫，当然还有凡尔赛宫——这个光彩夺目的权力殿堂被全欧洲的统治者争相仿制。即便他们到访首都，那也为时甚短。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确立王家生活风范，意在远离那个躁动不安的城市。在他年幼之时，巴黎人民曾在投石党暴动（1648—1653）期间挑战国王的权威。就巴黎人民而言，他们对宫廷仍然持猜疑和鄙视的态度。1789年时，很多巴黎人还记得，1770年，未来的路易十六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举行婚礼，首都为此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发生踩踏事故，132人死亡，而凡尔赛宫的庆典仍若无其事地进行。作为与昔日死敌的时运不佳的联盟[4]的象征，这位轻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未赢得过法国人的喜爱，即便她在1781年为路易十六生了个迟来的继承人。她的放肆做派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哪怕流言（比如有人说她在1786年秘密购买了一条奢华的钻石项链）被否认，还是有人相信。路易十六跟他那位涂脂抹粉的年迈祖父不一样，他是个守身甚严的丈夫，从未有过情妇。但这将公众的目光更聚焦在他不得人心的妻子身上，使其更形醒目。
国王在全国范围内的绝对权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一批全权行政代理人身上，这些人便是督办（intendants）。路易十六的王国被分为36个财政区（generality），每个财政区派驻一位督办。国王认为他们是自己政府的展示样品，督办们高度的职业素养也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因为行事专断而日益不得人心，17世纪以来被他们侵夺了大量权威的机构，正无情地揭发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在一些幅员辽阔的省，征税仍然需要省三级会议的许可；省三级会议尽管很少由选举产生，也没有进行抵制的最终权力，但表面上的独立还是能让它以相对低廉的代价为国王借钱。尤其是，督办们的征税和行政工作一直受到各法庭的阻碍，而大部分法庭既是司法机构，也有行政职能。司法系统的最高层是13个高等法院（Parlements），即高级或最高上诉法院；另外，所有重要的王家立法在执行之前均须在这些法院登记。在登记之前，各高等法院有权向国王呈交诤谏书（remontrances）以指出新法律的缺陷或不足。在18世纪，诤谏书不断被印制和出版，由此便将君主制政府的原则交由公众去辩论，而在这个国家，公开的政治讨论一直被视为任何臣民都不得染指的事情。到头来，国王虽然可以压制此类抗议，但这一举措需要经历的程序既费事又惹人注目，因为它要求君主或其代表亲自前往法院，以监督存在争议的政策的法律登记工作。这种程序虽然提升了国王的权威，但也加强了法官们的抗拒。
像旧制度的所有方面一样，法国司法制度的版图也没有统一性。一些高等法院的辖区只是些很小的飞地，另一些则是辽阔的省区。巴黎高等法院的辖区占整个王国的三分之一。但这些法院的1250名成员都是其职位的所有者，这是官职买卖造成的后果。从16世纪以来，国王就系统地出售公共职位，职位因世袭占有或自由支配而成为代价很低的借钱渠道。到18世纪，可买卖的官职大约有7万个，而且远远超出了司法领域；但是，这个体制中最具威望的核心是多达3200人的穿袍贵族，他们的司法职位给他们带来了贵族身份。要将他们免职必然意味着偿付其官职的价值，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受挑战地占有官职的所有权。国王可以通过宣示权威来震慑法官们，但他没有钱购回法官们的官职，因而不能罢免他们。因此，在整个18世纪，法官们能够不断提高批评的调门，不断为王权的宗教和财政政策设置障碍。只有在1771年，路易十五的大臣们觉得有可能偿付被取缔的官职，随后各高等法院被无情地改组和禁言，不受阻挠的改革机会被创造了出来，但当时的司法大臣莫普并无严肃认真的改革意图，因此错失良机。另一方面，由于各高等法院日益被视为无人代表的臣民的代言人，因此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攻击非常不得人心。为了在即位伊始赢得信任和民心，年轻的路易十六被说服免去了莫普的职务，并恢复了各高等法院。
短期来看，他的做法收到了成效。虽然某些外省高等法院依然倔强好斗，为当地督办设置的障碍也比以前更多，但在接下来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位至关重要的巴黎高等法院表现得相当驯服。然而，这是以国王不去尝试任何激进措施为代价的。创新被视为危险的事，甚至大多数大臣也是这么看的。1776年，巴黎高等法院在驳斥用捐税取代强制性道路劳役时宣称：
任何在人道和善意的伪装下，试图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平等、摧毁一个秩序井然的君主国所必须的区分和差异的制度，都很快会导致混乱……结果就是推翻公民社会，而社会之和谐唯有靠权力、权威、声望和荣誉的等级区分方可维系，这一等级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并使所有等级免受混淆之纷乱。这一社会秩序不仅是任何基础牢固的政府施政之根基，它还根源于神的律法。宇宙秩序中无限和不可更易的智慧确立了力量和品格的不平等分配，它必然导致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状况的不平等……这些制度并非偶然形成，亦非时间所能改变。废除它们，整个法国宪法便会被推翻。
旧制度：社会
然而，如果臣民中由来已久的特权和不平等不作若干改变，法国国王看来很难维系在国际舞台上的骄傲。没有什么比特权和豁免权结构更能彰明地显现出，这个王国是何等缺乏统一性：特权与豁免权赋予每个机构、群体或地区以某种与他者颇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很多个世纪以来，这个王国就是靠逐步的、经常是偶然的征服，靠王朝的积累而构筑起来的；历代国王要赢得新臣民的服从，主要靠认可他们独特的制度，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喜欢的模式。自16世纪以来，这种混乱局面又因为出售特权和豁免权（通常但并非总是官职买卖的一部分）而更形复杂，这种出售也是一种迂回的借款方式。在较早的时候，这个做法比强制富人纳税更容易。不管怎样，社会中最有权势的集团已经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豁免权原理。教士是个庞大的团体，它从王国十分之一的土地上汲取收入，并以什一税的形式收取其他土地上十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但它并不支付直接税，理由是它以祈祷及向上帝恳求而服务社会。作为社会精英的贵族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他们在很多其他土地上征收封建捐税，并通过带有贵族受封权的官职，不断将大部分最有钱的新兴富人吸收到贵族行列，但这个精英阶层也不愿支付直接税。他们的论据是，贵族通过战斗和保卫国家而以鲜血为王国服务。很多贵族的确（虽然仅仅作为军官）曾抽出佩剑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更多的贵族从未这么做。然而，不管怎样，这些陈旧的论据不足以让贵族豁免1695年及之后开征的新直接税。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省份，贵族继续逃避着最古老的基本直接税——军役税（taille），更不消说强制性的道路劳役了。对于富裕平民而言，购买此类豁免权也很容易，即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