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1]
但法国人积习难改，1830年，巴黎发生新的革命（尽管为时更短），三色旗再次飘扬。过去的阴影为何萦绕着未来？随着亲自缔造或亲身经历最初的那场灾变的一代人逐渐离世，历史学家开始把它当作分析对象。今天，这些学者大多已经被遗忘，没有被遗忘的那位，在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那里也没有得到多少敬意。此人就是托马斯·卡莱尔，但在塑造民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方面，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他的《法国大革命史》（1837年）以不可复制的粗犷笔调，描绘了一幅满是愚蠢和报复的混乱画卷。与柏克不同，他没有为革命者所摧毁的旧制度辩护。他认为旧制度是腐败的，其命运乃咎由自取。当廷臣们在装腔作势、饶舌之人在夸夸其谈时，饥肠辘辘的大众已开始思索他们所受的压迫：“难以言表的混乱无处不在，它在内部翻腾，硫黄味从众多的表面裂隙中溢出。”大革命是群众暴力的一场大爆发，人们的怨愤之情可以理解，尽管很难为之辩护。试图指挥或引领这场暴动的人，大部分都是蠢货或恶棍，所有这些人自以为是的做法让人心生怜悯。其中最可怕的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他试图靠恐怖来统治，此后，在非法国人的脑海中，他被永远定格为“海绿色的不可腐蚀者”（既指他的气色，也指他的权威）。他将受害者一个个送上不归路，最后自己也坐着囚车（tumbril，这个指翻斗小推车的词快要被人忘记了，此后只在这一特殊语境中使用）步他们的后尘。当囚车经过时，“小红帽们发出瘆人的欢呼声”：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这些人不穿贵族的齐膝短裤，且以红色的自由帽来张扬其爱国主义。他们，还有他们吵嚷尖叫的女眷，都被发自肺腑的社会复仇欲望驱使着。卡莱尔认为，只有三个人能够疏导这种本能的力量。一个是米拉波，但他于1791年死去，其志未酬。另一个是丹东，1792年他曾凭自己的胆识将法国从外敌入侵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两年后也被恐怖浪潮席卷而去：“虽然满身缺陷，但他毕竟是个人物；他有火一般的热情，有一种源于自然的伟大的火热胸怀。”［就在卡莱尔写作此书时，格奥尔格·毕希纳正给德国人上演他的《丹东之死》（1835年）；在这部剧作中，相比于那些合谋杀害他的小人，如罗伯斯庇尔之流，丹东太有英雄气概了。］最后一个人是拿破仑，他在1795年把军队带入政治，用“一阵霰弹雨”浇灭了巴黎最后的叛乱。
图2 1790年代，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从伦敦看到的海峡两边的对比
戏剧化表现
卡莱尔的文字有别具一格的力度，它给后世留下的关于那段岁月的印象成了司空见惯的常识：没完没了的骚乱，血腥暴虐，无情的“无套裤汉行径”，咆哮愤激的暴民。他的描述具有不可抗拒的戏剧效果。不过，卡莱尔同样关注无辜受难者的悲怆，这些人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暴力的牺牲品。甚至当罗伯斯庇尔身披他的天蓝色新斗篷、坐在车上辘辘驶向断头台时，作者也流露出些许同情。这本书读来既让人激动，也令人震骇，人们把它当小说读，书也卖得像小说一样好。小说家们欣赏它，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查尔斯·狄更斯。
的确，狄更斯在《双城记》（1859年）中刻画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对后世人的影响至为深远。这部小说从柏克那里借用了一个基本主题——狂暴、骚动的巴黎与安全、繁荣和宁静的伦敦之间的对比。但是，对狄更斯来说，最明显的指导者和启发者是卡莱尔。他采用了后者关于旧体制的描写：一幅残酷的、压迫性的阴暗画卷，一个“纵情掠夺和压迫”的世界，那里清白无辜的不幸之人，会因权势者一时兴起就被囚禁在阴森险恶的巴士底狱，根本不经过审判而在狱中度过数年；那里的贵族觉得，甩下一枚金币就可以补偿轧死在自己马车轮下的孩子的生命。声誉扫地的掌权者统治着赤贫又悲惨、对社会充满怨恨的人民，其中有位德伐热太太，她一边冷漠固执地忙着手头的编织活儿，一边为复仇到来的时刻筹划着，到时就可以报复欺压她家人的贵族老爷们了。革命爆发，这个时刻终于来了：“‘巴士底！’这吼声听起来像是全法国的呼喊都已凝结在这个令人憎恨的字眼中，人间的海洋随着这咆哮声翻腾，来自深处的浪潮一层层涌起，最后淹没了这座城市。警钟已敲起，鼓已经被捶响，暴怒的大海正在滩头发出雷鸣般的吼叫，攻击开始了。”德伐热太太帮着引领这一攻击：“‘什么！我们可以像男人们一样去杀人……！’随着她一声尖厉而饥渴的呼喊，一伙妇女便聚集到一起，她们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她们都是在饥饿与仇恨中拿起武器的。”这样的骚乱持续了好几年，到1792年，断头台成了复仇的工具。德伐热太太和她的复仇伙伴们便围着断头台编织，一针针地计算着死者的数目。法国到处是“头戴红帽和三色徽、佩带民族火枪和马刀的爱国者”，他们阴郁多疑，发自本能地憎恶所有“贵族”。“衣着体面的人应该送进监狱，就像穿劳动服的工人应该去劳动一样。”到1794年初，
每天，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装满被判刑者的小轮车剧烈颠簸着。可爱的姑娘，明丽的妇人，头发有褐色的、黑色的、灰色的；有年轻人、健壮男子和老人；有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所有这些人都是献给断头台的红酒，他们每天都从可怕的监狱的阴暗地窖中被带出来，穿街走巷送到刑场上，以满足断头女神嗜血的饥渴。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哦！最后一个词授予断头女神要容易得多！
虽然法国贵族夏尔·达尔奈逃过劫难，迫害他的德伐热太太也在追究达尔奈之前就被杀了，但在小说的最后，为了满足德伐热太太的复仇欲望，英国律师西德尼·卡尔顿还是自愿牺牲在断头台上。
这些与浓墨重彩、令人心碎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形象，为奥斯卡·王尔德那一代人确定了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标准。对于下一代人，以及整个20世纪，这些形象因为蒙塔古·巴斯托那些不太有才气的文字而更加强化；她很可疑地利用了自己遥远的匈牙利出身，称呼自己为奥希兹女男爵。《红花侠》（1905年）及其续集记录了一个英国纨绔骑士珀西·布莱克尼的故事，此人过着双重的生活，以各种伪装将无辜的贵族从断头台上偷偷带走，送达海峡对岸的安全处所。跟狄更斯相比，她还是有所不同的。巴黎人民仍是“躁动不安、愤懑抱怨的大众，只是名义上的人类，因为有关他们的所见所闻都表明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些野蛮的受造物，受肮脏的激情、复仇欲和仇恨心理驱使着”；但他们的受害者，“那些贵族……他们所有人，男人、妇女和孩子，因为命运的偶然而成为自十字军以来缔造法国之辉煌的伟大人物的后代”，他们是同情的对象，对于自己祖先的那种传说中的压迫，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段历史纯粹是嗜血的杀戮，这种杀戮欲只是因为“那该死的海绿[3]”，以及他勇敢的秘密行动小组而被成功地抵制，抵抗者全都是英国绅士。与卡莱尔和狄更斯不同，奥希兹很少暗示说，旧制度的命运是咎由自取。书中只是为“美丽的巴黎”而叹息，如今它“因为寡妇的哀号、失去父亲的儿童的哭泣而变得面目可憎”。
男人全都戴着红帽——其干净程度千差万别，而且都有三色帽徽……他们脸上如今都带有一种千篇一律的狡黠的怀疑神情。现在，每个人都是窥伺自己同类的密探：玩笑之中最清白的话语，也会随时被视作有贵族倾向，或视作背叛人民的证据。甚至妇女也常有一种奇特的恐惧表情，褐色的双眼中闪烁着仇恨，她们到处窥探……窃窃私语……“该死的贵族”！
20世纪的平行线
《红花侠》最初是一部成功的戏剧，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改编和加工，将它搬上舞台和银幕。《双城记》同样如此。这两部作品给古装片带来的效益太丰厚了，以至于出品人无法长时间抗拒。不过，对于追寻革命样本的20世纪的观众来说，现在有了一些更直接的例子。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革命，立刻被约翰·里德以卡莱尔的风格写入了《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中，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典范。它还被更直接的新媒体——电影——搬上了银幕。随后在德国和中国发生了更多的革命动荡，而在20世纪后半期，无数的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革命。在大众的想象中，列宁、斯大林、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已经取代罗伯斯庇尔或丹东，成为革命者的典范。即便是曾经独一无二的断头台恐怖，在犹太大屠杀的毒气室、古拉格有组织的暴行、柬埔寨的屠杀场景之前也已相形见绌。然而，在1917年，很多俄国人自认为，而且人们也普遍相信，他们是在重新开启1789年以后在法国进行的斗争。接下来的革命者，即使不那么自觉地奉法国人为先行者，也都在人民主权学说中寻求合法性，追根溯源，这一诉求是1789年被首次明确表述出来的。很多人，甚至那些声称鄙视尤其为共产主义所崇敬的革命传统的纳粹分子，他们用来庆祝自己权威的仪式和庆典，很容易让人想起1790—1794年首次在法国出现的那些精心安排的大型节庆。
科西嘉人的贡献
一个被法国大革命的洪流托举起来的人物一直广为人知，他就是拿破仑。他是历史上极少数全世界都知道其不带姓的名字及其相貌，尤其是戴着帽子的相貌的人之一。他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他作为一位将军而取得的显著功绩。但他的军旅生涯建立在大革命提供的机会之上，而且，当他在一系列的胜利后建立新体制时，他觉得这些体制的运转，理所当然地应依据1789年之后法国所阐发的原则。确实，关于他和革命的法兰西民族如何撕裂欧洲其他地区（大不列颠除外）的记忆，一直萦绕着19世纪。俄国人因为1812年入侵受到的精神创伤尤其严重，尽管是他们（至少是他们的气候）打败了拿破仑。半个世纪后，托尔斯泰将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作为《战争与和平》（1865—1869）的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从沙皇亚历山大往下，都在同一时刻对这位科西嘉篡夺者及其象征的事物感到震惊和憎恶。不管怎样，他改变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