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法国大革命 [0]
Copyright © William Doyle, 2001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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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716 号
书 名 法国大革命
作 者 【英国】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
译 者 黄艳红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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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回响
第二章 缘起
第三章 历程
第四章 终点
第五章 起点
第六章 位置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革命历法
索引
注释
序言
沈坚
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时，一种对法国大革命新的历史解释在西方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新的解释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与传统的法国大革命解释不同，这一“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思想方面，而不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它也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而是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汇合的总爆发，由财政危机触发，后来走向无序；它的影响也主要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方面，对法国社会的改造并不大。
本书的作者威廉·多伊尔就是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80年，作者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迅速走红，此书也一版再版。1989年，他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出版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此书2002年再版。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写一本导读性的短篇法国大革命史，虽然可以驾轻就熟，但也容易落入俗套，陷入雷同的泥淖。作者说“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的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此书依然写出了新意。作者将法国大革命的大众影响以“回响”的方式放在卷首，宛如小说作品的倒叙，让人急于想了解究竟。为了引人入胜，“回响”一章还引用大量为人熟知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如奥斯卡·王尔德、柏克、卡莱尔、艾玛·奥希兹、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甚至提到在欧美国家家喻户晓的“让他们吃蛋糕吧”的传说，生动展示法国大革命在民众中的影响，并以广阔的视野提到了它的世界影响。
在叙事方式上，威廉·多伊尔一如既往，将自己的观点掩盖在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娓娓道来之中。该书篇幅虽短，信息量却很大。英语原著在“回响”以后各章都以疑问词开头，如“为何发生”（Why）、“如何发生”（How）、“终结了什么”（What）、“开始了什么”（What）、“历史地位在何处”（Where）。本书分析了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和过往历史学家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一书在手，可以对法国大革命了然于胸了。
本书译者是我多年相识的学生和同行，也是法国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这几年来著述和译著颇丰，勤勉耕耘，必有所得。由专家来翻译专业著作可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读了译著后，还意外发现，译者的中文表达也非常好，译文流畅，用词精到。此书出版可喜可贺，同时向译者表达我的敬意。
该书篇幅不大，序言更该简短，就此打住了。
2016年12月
前言
就一个此前已有各种篇幅的著述的课题写一本小书，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更大。我们会想起一些以不同的形式数次“撰写雷同作品”的人士，但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的出发点不是复述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尽管任何自称导论[1]的文字某种程度上都免不了这样做。我想讨论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意义何在，为何其影响力在发生后的两个世纪中以多种方式持续存在。法国大革命的整个故事，无论是作为18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作为后世脑海中的一整套观念、形象和记忆，都在强有力地证明历史的重要性，并且堪称历史复杂性的显著范例。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它是个重要参照，对于21世纪是否仍然如此，也许正如一位中国智者所言，言之尚早。
我最初认真地研习法国大革命，是在本科高年级的时候。这得益于诺曼·汉普森的神来之作《法国大革命社会史》的启发。该书的作者如今已年逾八旬，但它仍在重印，这一点我并不意外。后来，我有幸在约克大学成为诺曼的同事。谨以此书纪念我们多年的友谊，并致谢忱。尽管它比诺曼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纤薄，但愿他不致认为个中情谊与丰厚的生日礼物相比有丝毫之折扣。[2]
威廉·多伊尔于巴斯
2001年4月8日
图1 路易十六：踌躇满志的绝对君主
第一章 回响
“沃辛先生，”《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夫人说，“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让我觉得有点困惑。在我看来，在手提包里出生，或至少在那里面被哺育——不管提包有没有把手——是对人生基本尊严的一种蔑视，这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一个最恶劣的极端行为。我想，你知道那场不幸的运动导致了什么后果吧？”
沃辛先生想必是知道的。在19世纪，每个有着不错的基本知识的人，都对18世纪末年那场标志性的大动荡有所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人士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1789年及随后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了解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如何以一场延续一代人之久的“大战”才告终结的——这场反拿破仑的战争给其父辈或祖辈的生活打上了烙印。沃辛先生一边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梦想着迎娶布莱克奈尔夫人的女儿，也许他并没有多大的求知欲。不过，即便是他，也很可能了解法国大革命中最糟糕的极端行为，了解它们如何冒犯了生活的基本尊严。他也可能知道，一场群众起义走向了暴民统治，导致君主制被推翻、贵族受到迫害。他也可能知道，大革命选择的复仇工具是断头台，这种无情的砍头装置致使巴黎的街道上流淌着王党和贵族的鲜血。创造欧内斯特·沃辛先生和布莱克奈尔夫人（她的祖先若是法国人，恐怕也难逃断头台的噩运……）的作者在巴黎的阴暗流亡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巴黎，奥斯卡·王尔德周围布满了第三共和国领导人精心设置的象征物和影像，它们唤起的是对大革命所缔造的第一共和国的记忆。铸币和公共建筑上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每逢庆典，街道上飘扬着红、白、蓝三色的旗帜，这是法兰西民族在1789年采用的三色旗的颜色。每年7月14日的国庆节纪念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人民在那一天进攻那座险峻的国家监狱，然后以自由的名义夷平了它。在这公众庆典的时刻，法国的爱国者们高唱《马赛曲》，这是1792年发起反对暴政的战争时出现的颂歌。王尔德在巴黎时，巴黎最壮丽的景观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埃菲尔铁塔，它是1889年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次大型博览会的核心展品。
在法国生活或到访法国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回响；或说是拿破仑的回响，他曾在三色旗下踏上征途，曾经驯服并利用了大革命释放的能量，而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曾在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前统治了法国22年。任何人，只要他对法国稍有了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要是通过学习法语来了解就更好了，法语当时仍然是大多数人外语学习中的首选），都不能不意识到，那场刚刚走出亲历者记忆的创痛和动荡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深刻印记。很多人相信，或感觉到，这种印记应该是有益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每个人都知道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故事、都为之深感震撼：1793年，王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断头台，而当初她得知人民没有面包时，曾说“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这个故事仍是家喻户晓，但没人在意，这是个老故事，安托瓦内特出生之前就有了，让——雅克·卢梭早在1740年就听说过。）各个新民族曾以宣告自己的解放为骄傲，或采用三色旗以展望其解放，如1789年布鲁塞尔的爱国者、1796年米兰的爱国者。这一自由的旗帜仍在到处飘扬，从罗马到墨西哥城，从布加勒斯特到都柏林。波兰人先是于1794年高唱《马赛曲》以抵抗对其祖国的瓜分，后来又于1956年唱着《马赛曲》反对苏联的暴政。1789年革命之后，没有几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在所有国家，都有人回望那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从中寻求启示、榜样、典范以及警示。
海峡对岸的视角
最超脱于这些做法的，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国家。它们最近的革命发生在1789年之前，只有爱尔兰除外。即便是当时同情法国人的英语国家人士，也认为法国人给1688年在英国、1776年在美国宣告的自由带来了麻烦。不管怎样，这样的同情者终归是少数。对大多数说英语的人来说，其思想态度的模型早在1790年就由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铸成了，它的问世比大革命“最糟糕的极端行为”要早好几年。当时有改革派称，法国人进行的只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人1770年代的反叛（柏克曾是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所完成的工作；柏克对这一见解义愤填膺，他坚称法国大革命是某种全新的事物。此前英语世界的历次革命，目的在于保卫自由的遗产免受攻击。而根据这一新的法国标准，这些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成其为革命，因为法国人要以全面摧毁的方式来建立他们所谓的自由。如果谨慎一点，如果对祖先的智慧怀有一点敬畏，他们本来能够纠正原有制度中少量而轻微的缺陷，并像英国人那样自由而平和地处置问题。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