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族主义 [8]
民族尊崇祖先，也尊崇通常早于你几百年前在民族领地上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因而被视为这片领地的先驱，他们创建的家园维持着当代人的生活。是他们开垦、耕种了土地，建造了市镇城池，并修建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也是他们曾经保卫这片土地。在民族家园形成过程中，把自己献身于这片土地、开创民族领地的人们和你之间有了一种联系：你同样居住在这块经历了历史变迁的领地上，被视为祖先的人们开创、保卫了这块土地，你是他们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先人把民族自我的一部分置入了这个家园，这一自我通过继承的传统表现出来，而你又认为这些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你是谁。这种被认可的、以领地为疆界的亲属关系，通过在广阔领地内一种统一的文明生活方式——帝国——呈现出来。例如，罗马帝国在颁布了卡莱卡拉诏书（公元213）以后，向很多帝国居民授予了公民身份。
你想象中在民族家园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祖先，把你和这个大家园融为一体。先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领导者开创了他们的，也是你的领地，使他们得以生存，也使你得以生存。民族家园中围绕领地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的时间深度，体现在你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视上。因此，在你的社会和之前的社会之间，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在现代民族成员和早期社会成员之间，也有了公认的亲属关系。其实，人们认可的领地祖先和他们的社会形态，很可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当代人及现行社会形态。祖先的很多习俗和法律可能是不同的，他们的宗教也可能是不同的，他们的领地范围肯定也是不同的。领地祖先所理解的自己的民族，甚至可能和你理解的民族也是不同的。按照一百多年前欧内斯特·勒南的说法，领地内先辈概念形成中的一个必要因素，是“对人的历史的错误理解”。在理解民族归属问题上，如何解释“对人的历史的错误理解”？民族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又如何评价它在历史中的出现？这些是下一章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 历史中的民族
考察历史中的民族常常从16和17世纪的英国，或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开始。可见民族是较晚出现的。它是政治活动中民主思想的结果，是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流动的结果，也是交通和通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一结论仍需详细论述。
可以肯定，“公民”中的民主理念、产品和服务的广大市场，以及通讯进步，都促进了先前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的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民主宣扬民族成员平等的思想，因而极大地增强了共同体的民族感。产品和服务的广大市场及其所需的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维持现代经济精细的劳动分工需要流动的人口，而人口的流动也加强了民族感。人们离开农村去寻求工作和教育机会，他们因此汇聚在大城市里。大学和职业学校由此创办起来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培训，其中包括学习民族历史。显然，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通讯方面的发展（印刷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和电影）使有文化的人增多，也让先前的口头文化及其文字表达通过印刷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进一步在民族领地内传播本民族语言，宣扬民族文化。由于语言成为衡量民族归属的“标志”，因此在领地内使用同一语言也使民族更加稳固。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着民族集体自我意识中“我”的概念。
但是，这样的分析所筛选的例证，只说明了民族仿佛是历史的新产物。此种分析及所得结论，势必会忽略民族早期的发展状况，如第三章中简要论述的中世纪英国国家法律的出现。这不是本书的思路。必须承认，有些例子也让人们对历史中的民族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
常有人说，历史常常对民族有着十分不同的表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美国内战时期人们对于民族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以及民族过去是什么）的争论。对民族的表述，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也不尽相同，如使用多种语言的瑞士和使用单一语言的英格兰。民族的出现及其持久存在，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一个平稳的过程，也不能归结为是由一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它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同时，也不能把它局限在一段历史中，比如只考虑前几个世纪。让我们对此作进一步分析，首先简单考察一些让人们对历史中的民族的理解变得复杂的例子，看一看处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四个社会：从杜多伽摩尼国王统治到阿努拉德普勒时期（公元前161—公元718）的斯里兰卡、公元前586年之前的古代以色列、公元7世纪晚期到9世纪——包括奈良时代——的日本，以及中世纪——尤其是14世纪——的波兰。
前现代民族？
僧伽罗人在领地范围内形成民族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于公元4和5世纪的僧伽罗历史——《岛史》的记载，尤其是《大史》中的记载。人们相信，佛陀曾三次到访斯里兰卡，并将此地从原先迷信、邪恶的土著夜叉部落手中解放出来，把整个岛屿净化成为佛教领地。领地内的僧伽罗民族和佛教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宣告确立了，佛教因此被认为是基于宇宙秩序，即佛陀的创举而建立的。今天，遍布整个岛屿的佛教寺庙依然在证明佛陀在斯里兰卡过去和现在的足迹。马希延格讷市保留着佛陀的锁骨；萨满峰上可以看到佛陀的脚印化石；更重要的是，康提还存有佛陀的牙齿。
在第二个例子中，人们在古代以色列传统中发现，当时认为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地方——迦南——可能不会成为他们的地盘，因为此地被亚纳族巨人、神话中的拿非力人占据（《民数记》13：32—33；《创世记》6：4）。但是，摩西向以色列人保证，这整块土地将归以色列人所有，因为耶和华将带领他们投入战争（《申命记》1：28—30；9：2—3），以完成他们的主对以色列公认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承诺。
在第三个例子中，公元8世纪早期的日本编年史《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坚称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的后裔，日本是由太阳女神的父母所创造的。
最后一个例子是文森提所著的13世纪早期的波兰编年史中讲述的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斯坦尼斯瓦夫主教的尸体被肢解并分散在当时被视为波兰领地的各个地方以后，又神奇地长成一体。正如他们的民族一样，一旦其领土统一，就能够复活。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神话传说帮助构建了领地内持久存在的民族形象。这些神话传说——亦即毫无现实依据的观念——构筑民族形象，是通过不同方式，在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和公认的宇宙秩序（神的创举）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由此，地域共同体的独特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而把该共同体和其他领地的民族区别开来。比如古代以色列不同于埃及，波兰不同于德国。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神话传说绝不仅限于远古社会，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也屡见不鲜。纵观历史上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正应了德尔默·布朗所述：民族的形成使神话传说更像史实，使真实事件更像神话传说。
民族通过历史认识自身，并由此构建民族身份。这里的历史是广义的，包括模糊了事实与有意义的想象之间界限的神话。但是，这种对民族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为什么？现在书写民族历史，总有问题出现，使民族的自我认识变得更复杂。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书写民族历史时通常偏重对过去的某种解释，表达的却是对未来的设想。斯里兰卡、古代以色列、日本和中世纪波兰的历史都以不同形式说明了这种情况。
早期僧伽罗人的历史中也写到，佛教武士国王杜多伽摩尼（公元前161—前137）是如何率领佛教僧侣征服信仰印度教的塔米尔人，并在全岛领地内建立佛教统治的。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早期被佛陀征服的土著夜叉部落的神话故事，是为了让后来杜多伽摩尼战败塔米尔人变得顺理成章；早先历史中描述的，有统一领地、统一宗教的岛屿，也让佛教徒国王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为巩固政权，历史的书写采用神话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来描述拥有共同宗教和领地的民族关系。然而，500年后的情况远比历史记载的要复杂得多。佛教国王杜多伽摩尼早期的军事胜利代表了岛屿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早期阿努拉德普勒时期的僧伽罗历史记载显示，岛内长期不稳定，南部岛屿罗哈纳和中部阿努拉德普勒王国之间的地域冲突连连，岛屿共同体的理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不稳定状态又因印度教复兴引起的来自南印度的外来侵略而更加恶化。
古代以色列则借助过去的出埃及的神话故事和与非利士人的战争这样的历史事件，塑造有统一法律、统一宗教、统一领地的“全体以色列人”的民族形象。然而这一民族形象代表的也只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书写希伯来文《圣经》的同时，其实发生了亚述国征服北部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2）以及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公元前586）的历史事件。波兰人关于斯坦尼斯瓦夫七零八落的身体又复活的故事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分散的肢体象征着12世纪末13世纪初皮亚斯特王国分崩离析的情景。当时部分国土被条顿骑士团和捷克人控制，身体的复活则象征着皮亚斯特王国领地重归波兰民族所有。
为了普及对当前形势的特殊理解并达到未来的目标，这些历史故事虽然只对过去做出了选择性的陈述，还是显现出其阐释中包含的复杂情况。例如，斯里兰卡岛屿史中一直记载着塔米尔人和塔米尔领地，数世纪以来都有塔米尔王国的存在，其中塔米尔人、僧伽罗人和他们各自的宗教传统相互交融。仔细阅读希伯来文《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仅对“应许之地”的占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对其疆界也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理想地描述了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率领下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幼发拉底河的整个领地，其疆界是模糊的。还有一种通常被视为更符合事实的说法（《士师记》1），认为这块土地是逐渐被（也许是具有“原始以色列人”特征的群体，如加勒布族）征服的；它界限明确，并标明了领土的有限范围（例如《民数记》34：1—10）。
除了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解释领地内一个民族对自我的认识，民族内部不同传统之间的矛盾也要求如此。佛教武士国王杜多伽摩尼的例子提及他对塔米尔人的屠杀违背了佛教中的非暴力原则，佛家的救赎思想因此被削弱。政治和宗教的矛盾在此显而易见。历史通常会试图尽量减少宗教教义和政治的不一致。例如《大史》中不道德地把塔米尔人描述成比人类低等的动物。
古代以色列传统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