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族主义 [15]
这些关系的形成以及支撑它们的传统，可能会有生物方面的特征。比如试图把生存焦虑降到最低，或者进化生物学所说的适应策略，便是从对缺陷的意识或对生存的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也许针对这种自我意识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动物界中支配其他动物行为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在人类身上的体现。换言之，与动物界所见的完全支配其活动的发达的本能机制（包括动物的共生状态，就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对比，人类创造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来规划自身行为，从而降低他们因缺乏操控行为的本能机制而造成的不知所为的焦虑。
这些规范行为的社会关系提供熟悉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是继承而来——当然不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文化传承。人出生后思维发展的结果，是向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承“敞开”（或者借用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说，大脑运行部分不受某种具体本能控制）。例如，孩子的思维不断发展，在所成长的社会环境里学习语言和其他传统。这样，文化继承成为人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个体在这种文化中长大，传统模式带来的熟悉感就会深深渗透到个体的心理和习惯之中。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如杜梅泽尔所说，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语言表达的内容，而且使用共同语言的人们也共享一种熟悉的文化。也许个体继承的这一熟悉模式及其在降低生物意义上生存焦虑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人们总认为相互关联是民族的一大特点。民族重要性的一部分在于它是熟悉模式的一种构架。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共同语言常被认为是民族特征的一个要素，以及为什么把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予以保护对民族成员来说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变得清晰可见了。
尽管文化传承有可能包含生物适应环境的行为因素，人类还是能通过提出什么是正确生活方式的问题来表明对这一传承采取的批判态度。假如社会关系——包括民族——的形成真的包含人类适应环境的行为成分（再说，人类是动物界的一部分，怎能没有这一成分呢？），人的反省能力便闯入在其他方面具有决定论特征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们所继承的文化环境。这样一来，个体与环境、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便有待思考和评判。让我们来考虑以生育后代为目的的男女结合这个例子。
人类意欲繁殖后代，并为了生育而结成夫妻关系，这其中生物本能的作用无论有多大，都将受到思维的控制。人类在衡量生育的生物欲望时，生育本能便有多种变化趋势，这一趋势通过人类配偶的多种形式反映出来——不仅有一夫一妻，还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乱交（比如嫖妓、偷情）和婚配后男女分开（如离婚）等情况。种群内呈现的多样性即便只限于由生物本能驱使的性关系，也只有人类才有。人的确有可能完全克制生物因素决定的生殖欲望，并拒绝由这种欲望决定的家庭社会关系。这一决定源于对正确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如《马太福音》19：12中所说，“有这样的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
不同的社会关系
人还具备其他能力，使自己有别于灵长类动物。人的自然居住环境似乎并不自然，即人有适应多种环境的能力，也有形成各种关系以解决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超越行为机制中嗅觉、触觉和视觉所能适应的空间范围，也指超越现在的时间范围而放眼于过去和将来。人的这种能力在以远距离商品贸易为目的而形成的关系中显而易见；许多宗教也反映了这一能力，人们认为古时候发生的事件——如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与人现在的行为有关。人的适应能力也反映在民族的创造中。虽然地图这种代表民族的图画形式通过想象延伸了人的视野，民族领地之广仍然超越了任何人所能嗅到、触及和看到的空间范围。人形成这些关系的能力表明人具有一种想象力，它使人相信空间距离遥远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归自己所有；相信过去发生的事件与现在有关；相信对未来的展望是出于对现在的考虑；相信另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身份也是自己的身份。各种关系可以根据上述时空标准的变化相互区分，而我们在此探寻的是民族的区分标准；还有另外一个区分标准即社会关系形成的目的。
人心目中对过去和现在事情的印象，或者对未来的想象，如果和另一个人一致，这种印象和想象便成为个体之间相互评判的标准。一个人对他人的印象决定了他对那个人的特征做出的评判，但这些特征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评判的结果就是对他人的归类：一个人要么在某种程度上与另一个人相似，构成“我们”；要么与另一个人不同，被认定为“他者”。民族是构成“我们”的例子，被认同的特征是出生地；基督教也是构成“我们”的例子，被认同的特征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这种同异程度随着对另一个个体认同和判定标准的不同而变化，也因为形成社会关系的目的不同而变化。这种目的反过来又影响对评判标准的选择，并决定某种标准是否重要。
社会关系建立在对共同点的认同或缺乏认同的基础上，可能是时断时续的，如粮食生产商通过合同和买方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受时间影响，因为粮食生产商决定和买方建立合同关系是建立在过去的经验和希望未来盈利的基础上的。这一关系还受空间影响。合同双方可能会像在乡村集市那样“面对面”，也可能像从事国际贸易那样，距离彼此很遥远，从未谋面。假如出于每个个体都能得到预期利益的目的而签订合同，却未能形成“我们”这样的群体关系，双方就会成为竞争对手，他们之间就会有“他者因素”出现。这种关系是时断时续的，因为它只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维持。
以商品交换和服务现代生活为目的而构成的经济关系，其特点是合同双方之间范围广阔的市场不受个人操控。合同双方在寻求各自的利益时，除了希望（基于信任）双方诚信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在理想状况下一方或者悬置，或者完全忽略对合同关系中另一方品质的看法。因此，在高效的经济关系中，决定个体之间异同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应该与签订商品交易和服务的合同无关。这种理想的经济关系不受个人左右，其先决条件是一种宽容态度：一些评判标准暂时被搁置，或被视为与维持这一经济关系无关。如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言，自由贸易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学说视若至理名言。
建立在宗教机构上的社会关系比基于市场的经济交换关系在时间上更为持久。因为与后者相比，宗教关系的评判标准确定的是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判定两个信徒彼此相同，是因为他们都认同过去发生的同一个事件决定了他们的现状——如一种有罪状态，并认为还会有另一个事件决定他们的将来，即是否被救赎。不认同这种过去和将来，也不以此规范自己行为的人在宗教机构之外则被视为外人。宗教组织成员认为这些人会下地狱。宗教机构的特点是明确其组织目的的评判标准，比如基督教认为耶稣是救世主，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终极的、真正的先知；这些评判标准决定宗教关系的存在。在这两个例子中，空间标准在人评判另一个人时并不起重要作用。
回到民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成分。除了法律对人身份的“同化作用”，人们相互之间对彼此身份特质的判断也决定了他们一生的身份。人们使用的评判标准很重要，它强调人类内部分化，使民族得以存在。但当人们结成经济关系时，至少理论上有一种相互宽容，原先的评判标准就不那么重要了。同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评判标准也和民族不同。这几种宗教至少在教义上都强调普世的兄弟情谊，拒绝人类的民族分化。
世上的宗教是信仰的宗教。人可以接受不同的教义而成为基督教徒、穆斯林或佛教徒。衡量民族成员的特质与此不同，它是看出身情况，通常是看其是否在民族领地内出生。这一着眼点产生了从家庭到民族的亲属关系，限制了社会关系的广泛发展趋势。但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因素——法律、政治、通讯和宗教——可以通过在广阔领地内创造统一的文化来延伸这种亲属关系。民族构成的“我们”比家族、部落或城邦这些领地群体更大，因此，领地内亲属关系的扩展显然是有可能的。也许有一天，人在哪里出生这一区分标准的重要性会在人们意识中渐渐淡漠，但目前还没有发生。况且，人类其他思想——例如渴望政府自治的自由——的干扰也制约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不论是什么原因，人类分化成各民族的现状还是一如既往。
第八章 结语
本世纪初，民族仍是人类组织、划分和衡量自身的一种方式。并且，民族主义这一不利于人类和睦相处的意识形态常常悲剧性地持续存在着，在不同程度上钳制着人的思想。一些人着魔于民族主义，从而被极端偏执思想所迷惑，在巴尔干、克什米尔和库尔德斯坦境内残杀无辜百姓，毁灭他们对快乐日常生活的憧憬，就像荷马在《奥德赛》中描述的塞壬对奥德修斯及其手下的威胁。荷马描述的彻底着魔状态所具有的破坏潜能，今天仍可以用来形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数百年以来人类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变。本书旨在弄清楚，已有大约三千年之久的巴别塔的故事是如何解释以下问题的：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的形成都围绕着自己领地内的信仰、语言，以及所谓独特的生物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区分不同人类群体的特征也可见于《创世记》的第十章，其中《圣经》里希伯来文的“goy”一词在大部分英语版本中都译为“民族”。
对人类划分为民族进行的学术研究始于18世纪后期。到了20世纪，此类著作大量增加。这有几个原因：一是试图理解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当时人们天真地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会结束一切战争，但在一个民族敌对其他民族的情况下，有千百万人遭到残杀。其他原因还有人们对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的民族自治原则的重视，这是针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战后兴起的国际联盟提出的。
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著作的出现很快又有了更多原因：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兴起的、以民族自治为名来摆脱欧洲控制的政治运动。法西斯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