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族主义 [11]
图9 赫尔曼纪念碑
神话传说的成分也可见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传统。《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即“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由“造物者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这归根结底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随着美国传统的发展，创立民族的先辈们的传说也应运而生，掩盖了先辈们之间在理解平等和权力的含义方面的分歧。比如自治是联邦概念还是民族概念。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些争端，好不容易才通过美国内战得到解决。战争的结果通常都有利于增进民族统一。然而，新的神话又出现了，比如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设立民族界限是美国人民“天赐的命运”这一说法。与古代以色列一样，美国的地理位置并不确定，特别是西北边的界限是以49度划分还是以更北边的54.40度划分。但的确有人声称这些界限是上帝所设。
现代印度、日本、德国、塞尔维亚和美国仅是很多可举的例子中的少数几个而已。这些例子说明，包括这些现代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形成和持续过程中都强调跨代的领地内亲属关系、“史实”或“不可剥夺的权力”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虽不能用亲身经历来印证，却为领地内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理由。在无法依靠经验得到证实的一系列观念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宗教。本章讨论的所有前现代和现代领地内的亲属关系中，宗教一直都是其形成和持续存在的因素。因此，现在我们就要讨论民族和宗教的关系问题。
图10 1846年前的俄勒冈领土，表明了美国西北部边界的不确定性
第六章 谁的神更伟大？
民族和宗教关系的历史和概念都极其复杂。宗教既是民族形成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与之相互矛盾。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判断它在不同的宗教环境中有何变化，因而需要作比较分析。前一章所举的四个例子中，每一种宗教都是民族存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让我们回到前一章，以那四个例子为起点开始研究这一复杂关系。
古代以色列民族的起源虽然和其他民族同样含糊不清，但它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战时营地。我们掌握的极其有限的早期历史证据中都有这种说法。如麦伦普塔赫法老纪念碑（公元前1207）是用来纪念埃及战胜一个叫“以色列”的民族；《士师记》第五章则描述了“以色列前身”军事联盟。对“以色列”一词的词源虽有争议，但如果它的词源事实上是指“神的旨意”，这种可能性就加大了。
“以色列”民族逐渐形成时，虽然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出耶和华是何时在人们所信奉的众神中成为主导的，但耶和华很可能是大卫和所罗门信仰的神。可以肯定，在以色列历史中的某一时刻，要成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就必须信仰耶和华，这也把他们与信仰米勒公的亚扪人、信仰基抹神的摩押人和信仰哈达神的亚兰人区分开。而且很显然，在整个巴比伦、波斯、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占领区，信仰耶和华使犹太民族得以持续存在。
图11 麦伦普塔赫法老纪念碑，上面写着“以色列被废弃但它的子孙仍在”，这归功于约公元前1207年埃及在色卡取得的军事胜利
一个社会主要信仰一个神——如以色列人信仰耶和华，或摩押人信仰基抹神，这代表了一个民族在其存在过程中的重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该社会排斥另一社会的神，但不否认该神的存在。对一位神的信仰只在领地范围内以及领地内人民的内部发生，因而宗教和民族是相辅相成的，宗教维系着民族的存在。原因在于，信仰这样的神——“国家之神”——把国家及其居民团结成为在文化上相对统一的、以领地为依托的民族共同体。至少在理论上，只有在一神教的前提下，其他神才能被判定为虚假偶像而遭到否认。古代以色列人虽然只信仰耶和华这一位神，但是他们以及后来的犹太人的信仰中一直包含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居住在被应许的土地上，承认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共有同一个祖先。这些理念把这些一神教徒归为一个民族，从而把他们与该神的其他信徒区分开来。
从僧伽罗历史早期至今，我们看到，斯里兰卡领土统一的艰难历程和佛教在整个岛屿的传播息息相关。在一直持续的、形成日本民族的日本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皇政体。它高度依赖于对日本众神，即各家族领地的神的信仰，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信仰太阳女神天照的民族宗教。还有，公元14世纪洛克特克及其子卡齐米日统治下的波兰王国认定是他们收复了皮亚斯特王国的领地，而罗马天主教对领地的收复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片领地起初是教皇保护国，后来又把波兰和西边路德教派主导的德国，以及东边东正教主宰下的俄国划分开来。
所有这些例子，还有其他诸如皈依基督教的古代亚美尼亚和推崇东正教的社会的例子都说明，宗教的作用就是使得先前不具备统一文化的社会逐渐形成民族，并维持领地相对统一的状态。宗教的这一作用也因为渐渐出现的集权中央的政治纲领得以加强。但是，宗教对民族统一的贡献也有一些复杂情况。例如，在古代以色列的第二圣殿时期，有信仰耶和华的萨玛利亚人；佛教在日本大部分历史时期中也很重要；佛教之国斯里兰卡也有信仰印度教的塔米尔人，印度教的很多因素也被纳入僧伽罗佛教之中；信仰天主教的波兰显然也有犹太人和少数新教徒。
民族和一神教
人们趋向于用宗教来规划自己生存的目的，理解自己所属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关系，也以此构想自身及社会在已知宇宙秩序中的位置。然而，如果此时人们信仰的是一神教，民族和宗教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复杂。这是因为相信一个万能的神是对人类的共性而非民族差异的肯定。
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对万能上帝的信仰显然由“被选中的民族”和“应许的土地”这两个概念支撑。这两个概念赋予人类两个生存目的：
（1）以注重生存为基础的民族的持续发展（据《申命记》30：19—20记载，“选择生活，让你和你的孩子们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2）肯定一种普世的合理生活方式也是一神教信仰的目标。
一神教的这一标准在概念上不需要特别清晰。例如，从波兰和斯里兰卡各自历史的角度看，具有一神教性质的罗马天主教和佛教同样证明了一神教与民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今天僧伽罗的佛教徒还把“四大天王”供奉为民族的保护神。
而考虑其他例证则可以让一神教和民族的复杂关系更加清晰。东正教传统认为，公元6世纪和7世纪早期阿瓦尔人和波斯人包围君士坦丁堡时，圣母马利亚在事先安放她寿衣的布雷契耐教堂外与保卫城池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于是就有了马利亚——希腊语称Theotokos，即“生育上帝的她”——是君士坦丁堡的守护女神这一说法。波兰传统认为，1655年圣母马利亚出现在琴斯托霍瓦修道院的高墙上，打败了进攻波兰的瑞典侵略者。因此，人们相信马利亚是捍卫波兰领土统一的女神。
还有许多例子说明神或女神被视为民族领地的保护神。最著名的就是古代雅典的恩人和守护者雅典娜女神。当然，古希腊宗教信奉的是众神。可是，人们相信超凡的马利亚在琴斯托霍瓦的作为，相信僧伽罗神话传说中的佛陀，这些都证明了一神教为稳固和延续俗世中领地的存在所作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否应该理解为一神教中的众神因素？归根结底，为什么“上帝的母亲”偏向保护波兰，而雅典娜偏向保护雅典呢？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考虑民族引发的关于一神教的复杂情况。许多国家都有“无名战士墓”，用以纪念捍卫民族的关键历史时刻和英勇事迹。例如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些墓地是领地内无名先辈和民族英雄的纪念地，他们在保卫自己民族的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所以人们认为他们值得敬重。
图12 琴斯托霍瓦的圣母马利亚（“黑圣母”）。1717年，波兰国王宣称马利亚为波兰女王
在一神教文明中，“无名战士墓”纪念的为国捐躯的战士并不是作为神来供人祈祷的。这些战士是俗世中人，可供人祈祷的圣母马利亚则是神界的力量。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因为神性的马利亚把我们带入了宗教概念的世界。但是，“无名战士墓”的宗教光环又使这一区别变得模糊。
一神教想象的客体超越了俗世，或者说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如天堂、涅槃或世界末日，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民族中当然也有想象的成分，如时间上历史和现在的连续，以及领地内覆盖面很广的亲属关系，这两者都超出了任何具体个人的亲身经历。然而，这种超越的对象，即以领地为依托的民族共同体，则属于俗世。我们已经看过这样的例子，它们说明了历史上一神教共同体如何模糊了神界和俗世之间的界限，又如何反让自己融入俗世中的领地关系。我们现在正要转向这样的融入，也会涉及英雄之墓。
圣人教派
与这样的融入相反，早期基督教曾恰当地嘲讽把罗马恺撒奉为神灵的行为。它反对把有生命的人上升到神这一异教徒做法，这在早先对死去的希腊英雄的膜拜中就可看到。然而，纵观基督教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神化人的做法可见于“圣人教派”。对圣人的膜拜通常代表一神教对民族关系的维护。为何如此呢？
圣坛是信徒们接触神灵的特殊地方。在这里，信徒和天上的神灵之间是垂直的上下关系。就圣人教派而言，圣人的墓地则成为信徒接触神灵的又一地点。这样，墓地和圣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合二为一了。但当圣人同时也代表民族英雄时，神灵便不再是绝对超自然的了。由于天堂中圣人的神圣性同样指民族的神圣性，信徒和民族圣人之间就不再仅是上下关系，而成为横向的平等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领地范围内民族圣人的圣洁无处不在，他们的创举成就了民族存在。
来看看法兰西国王路易（1226—1270）的例子，他在1297年被正式封为圣者。随着路易九世被册封，显然，法兰西统治家族——卡佩王朝——与天堂合二为一，为该王朝的统治增添了宗教上的合理性。圣人路易国王的尸身被作为圣物安放在法兰西领地内的各处修道院，在宗教上为王国领土统一提供了支持。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圣人斯坦尼斯瓦夫的尸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