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9]
与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一样，“自由、平等、博爱”写在所有的旗帜上。自由主要是免受皇室、贵族和教会控制的自由——革命获胜后个人自由就会到来，这是确定无疑的。平等不是经济平等，而是作为公民的身份平等。称呼的形式变成了公民罗伯斯庇尔、公民圣鞠斯特、公民丹东；不过，在所有那些为着相同的目标努力的人当中，或者在丹东于六月集结起来保卫共和国的公民军队中，博爱情感强烈而真实。在面向国民议会（the Assembly）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圣鞠斯特对此作了如下的注解：
建立一座城市，其公民以朋友、客人和兄弟彼此相待，这是你的任务。重建公众信心，让人们认识到革命政府并不意味着战争或征服，而是从苦难通向幸福、从腐败通向诚实、从坏的原则通向好的原则，这也是你的任务。
但是人们开始发问：这样的过渡是否永无止境？毫不奇怪的是，当代一位保守派历史学家把这一点与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论”相比拟。罗伯斯庇尔谈到了雅各宾派的理想目标，即“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让永恒的正义来主导”，但这只能体现于“由于不断分享共和感情而变得伟大”的国家。同时，他说革命的目的必须是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暴力恐吓（la terreur），不过没有爱国精神的恐怖是灾难性的，不带恐怖的爱国精神则是无力的。渐渐地，恐怖不仅意味着对反革命者迅速而无情的行动，同时也针对那些有可能反对革命的群体或个人。虽然他们可能在革命的象征意义上表现得如同高尚的罗马人——罗伯斯庇尔确实说过“自罗马人以来就没有历史了”，与罗马共和国的合法性观念的分裂却在一段时间内又弥合了。
“立宪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共和国，革命政府的目的则是创造共和国。革命是与敌人展开的自由之战；宪制是得胜的、和平的自由政权。”罗伯斯庇尔继续说道，“立宪政府主要关注私人自由，革命政府则关注公民自由。”圣鞠斯特后来则呐喊：“那些若非反对我们就是不支持我们的人，他们是谁！”（这句话在革命传统中被长久铭记，于是当独裁者或者说党魁卡达尔于1970年代中期说“那些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支持我们”时，匈牙利人感到一丝愉悦：这是一个精明的新独裁者的相对宽容。）
历史学家们现在争论的是，大革命对法国社会的改变，程度是否如人们一度认为的那么深。不过，我们在此关注的不是这一点。关键在于，要想节制支持立宪的吉伦特派和反对立宪的雅各宾派，都有赖于能够激起和引导平民的力量。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是没有任何正式的民主机制的平民意愿的体现。他们的权力立基于声望，但城市里的平民已经显示出了力量。对于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来说，无论是希望还是恐惧，法国大革命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但大多数政府不论是出于原则还是政治上的审慎，都认为需要对选举权进行一些改革，并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给予某种法律保护。不管是出于对“人民”的尊重还是恐惧，共和传统在法国社会变得强大起来。在美国，民主则走向了自由主义，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少。不过，民主在法国从来没有完全失去过平民权力那粗糙的共和锋芒。
如幸存下来的老雅各宾派所说的，拿破仑并没有激烈背叛大革命，而是领受了它的潜能并加以合理化。大革命把法国统一起来，实现了中央集权，而在旧制度下，法国的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寓于省级，高度分权。所以，拿破仑能比雅各宾派更明智地扮演罗马的角色。他那伟大的法律改革，即《拿破仑法典》，把传统的、仍属半封建性质的法国法律，改造成以罗马法原则为基础的更合理、更统一的结构。如果他自立为君，那就是在公开效法罗马的第一位皇帝，那位奥古斯都·恺撒曾自视为（或者坚决要求被他人视为）保护共和国法律的第一司法行政官。法国平民在与旧君主和旧制度大军的斗争中发现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情感都很强烈，以至于拿破仑在战争中能够仰赖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比如大规模征兵。直到那个时候（在君主制下同样一直如此），征兵工作对于兵源都不得不严格把关，主要限定于传统上忠诚的乡村地区，毕竟训练和武装城市里的暴民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征兵要想确保稳妥，只能靠强制少数男性适龄人员参军来补充正规军，而不是覆盖或压倒正规军；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武装全体平民的。不过在法国，革命精神依然旺盛，平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拿破仑可以放心地把武器交给他们，因为他被视为贵族的反对者、革命的继承人，如果他自设军衔和序列，那也（大部分）是基于才干而不是出身。对于（大部分）公共职位，公开考试取代了庇护提携。所以，我们很容易声称，大规模征兵是民主时代的一种手段（最古老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新兴的美国，杰斐逊所称的“世界最好的盼望”），正在迅速地淡化对法国原则的最初热情。
第四章 托克维尔先生如是说
专制主义……在我看来，在民主时代特别令人担忧。我相信，任何时候我都会热爱自由，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愿欣然崇拜它。
当今诸国无法阻止人类状况向着平等迈进，但是平等的原则把他们引向奴役或是自由、知识或是野蛮、繁荣或是不幸，则要看人类自己。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自传》（1873）中讲道，正是阅读托克维尔，开启了“我在《代议制政府》中，把政治理想从虔诚信徒眼中的纯粹民主转变为加以修正的民主”。密尔断言，原因在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优越性”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描述：在承认民主必然到来的同时，托克维尔指出了平民政府“特有的弱点”，并表明该如何补救。他说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努力保护民主，不让它“退化成那种独一无二的专制，在现代社会中它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即行政首脑对孤立个体构成的集合实施绝对统治，全体平等但一律为奴”。这种状态可能来自日益加剧的集权化。密尔从托克维尔那里看到，居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所有那些制度，在维持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平衡方面极为重要。密尔已经看到，在英国有利的改革频频受挫，“因为伪装而成的地方政府怀有……不合理的偏见，往往不过是打零工的地方寡头出于私心的管理不善”，现在他又认为这些地方偏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一个完全集权的国家，因而是支持对地方政府加以改革而不是肢解的理由［万变不离其宗（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托克维尔在那部两卷本巨著中对美国社会的论述，不论是否完全准确，其结论都极大影响着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未来的看法，他的许多观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托克维尔完全称不上是当代的亚里士多德，但他的严肃态度和得出的结论，与密尔的那些结论一样，值得特别关注。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政治观点自由而个人气质保守，出生于诺曼底的贵族家庭，却试图通过撰写的所有著作和担任的公职说服贵族同胞接受大革命的遗产，让他们相信时光不会倒流。他们必须承认，日益扩大的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研究的是在平等的时代如何维护自由。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指的是实际的政治平等和日益平等的条件，即他在美国发现的民主的“风尚”（manners）或行为方式，而不是经济上的平等。他对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的危险关注得太少了，仅仅认为商业和市场之间关联的强化标志着贵族气质的终结，而资产阶级伦理本质上是温和而审慎的，不利于寡头制——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幽灵可能曾在他的耳边嘀咕着“富豪制？”。尽管如此，他却是民主条件的第一位深刻、系统的分析家，无论这种条件多么难以实现。一个同时代的人称他“像虔诚的埃涅阿斯，已经着手创建罗马却还在为被遗弃的狄多哭泣”（维吉尔），内心坚定但眼泪未歇。
1831年，受法国政府之托，托克维尔和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一起访问美国，想撰写关于改革后的监狱系统的报告。此行的成果不仅有183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还包括托克维尔的两卷本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先后出版于1835和1840年）。去美国之前，他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这种想法事实上也是启程的主要原因：“坦白地说，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是美国。我在那里探寻民主本身的形象，以便了解我们对其进步不得不怀有的恐惧或希望。”此外，他那部同样影响广泛、酝酿已久的作品，即《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一书的核心主题和假设也在成形。这两部作品同属于一项宏伟计划，即确定法国旧的贵族制度如何走向崩溃，说服人们相信民主（他指的是条件的平等）无法避免，并通过研究在这些倾向走得最远的美国民主如何实际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以比较的方式遥望欧洲的未来，从而知晓如何直面法国大革命的未竟之功来保障欧洲的自由。他在上卷结束时预言，不久之后世界将由两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代表着不同原则的国家主导，即美国和俄国。上卷的最后一句话一度流传广泛：“当今诸国无法阻止人类状况向着平等迈进，但是平等的原则把他们引向奴役或是自由、知识或是野蛮、繁荣或是不幸，则要看人类自己。”
图7 托克维尔代表作首部英文版的扉页
民主的危险
在身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同时嘲讽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客们的，即所有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幕后操纵”发生的；另一种是当时的理论大家们的，认为这些事件都可以追溯到“伟大的第一动因”。他谈及的是倾向而不是“铁律”，声称在这些倾向的背景之外什么都不会发生，无论时机如何成熟，没有特定的人的自由行动，一切都不会自动发生。可以说，他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走，不过他声称朝向平等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