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0]
从这些省级资料中（并不是一切都发生在巴黎、伦敦、柏林，甚至华盛顿），他得以提出具有持久重要性的理论：实际的革命只是加速了旷日持久的中央集权的进程；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是试图自我改革之时；革命发生在经济好转的时刻，而不是特别艰难的时期。他把最后两个论点总结成，在专制和贫穷中人们绝望地受苦，只有在出现希望的理由和改善的迹象时才会奋起。
他两部伟大作品的基础都是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区别。为了弄清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他发现很有收获的一个做法是，在古典意义上把“民主”单纯视为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用法进而又意味着社会条件日益平等。他把美国当作一个粗略来看没有阶级的中间阶级社会。民主国家可能会鼓励言论自由和个人在政治行动中的选择，也可能不会。托克维尔认为，它们有可能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的自由，其中既有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陈述的一般原因，也缘于美国特有的一些制度。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中的许多事物却对自由和个人主义产生了独特的威胁。他谈到“多数人暴政的危险”、舆论的偏狭、对统一与平庸的崇尚，以及对古怪、多样和卓越的狐疑。在篇幅极短的“文学贸易”一章开篇，托克维尔那贵族式的蔑视一闪而过：“民主不仅给贸易阶层注入了文学品位，而且为文学带来了贸易精神。”不过他说得有理。
他在下卷第六章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深深的恐惧，这段话必须充分阅读，才能捕捉到他那重要理论的令人激动之处。
我试图追溯专制主义在世界上可能表现出的新特征。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无数的人，人人平等而相似，不断地努力获取微小的点滴愉悦，让它们充斥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分散居住，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命运来说都是陌生人。孩子和私交对他来说便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胞，他离他们很近，却看不见他们；触碰他们，却感觉不到他们；他只存在于自己当中，只为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拥有亲属关系，至少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这种人类之上，有一股巨大的守护力量，独自承担起责任来让他们获得满足，并照看着他们的命运。这种力量是绝对的、缜密的、规律的，富有远见，又很温和。它像是父母的权威，如果和父母一样，它的目标是让人长大成人的话；但是相反，它试图让人永远处于童年：如果人们除了欢乐一无所思，那么只要他们高兴，它就很满足了。为了人们的幸福，这样的政府甘愿受累，不过它情愿担任这种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唯一仲裁者；它确保他们的安全，为他们预先准备和供应必需品，促进他们的欢愉，管理他们关心的主要事项，指导他们的产业，调节资产的继承，细分他们的遗产：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让他们省去所有思考的忧虑和生活的烦恼。
这段话是修辞性的，有点过头，完全不讲政治正确，对现代趣味大加嘲弄；这种社会孤立的景象有点夸张（虽然许多现代社会学家也曾经在谈论中用到“孤独的人群”“异化”“失范”或“独自打保龄球”等类似的词语）。但是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迫使我们去思考基本的问题，而不是下一次的选举结果或者邻居的想法。这段话曾被误读为对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的预言，忽略了“富有远见，又很温和”的表述；它想表达的恰恰相反。托克维尔说的并不是个人会被意识形态化，被领袖或党派动员起来，相反，他们会变得愚笨，对共同的政治行动失去兴趣。这更像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无产者的讽刺描绘，他们同时被恐怖和官方炮制的“无产者草料”贬低至无能为力和无关紧要的境地（既是对奥威尔的时代也是对我们的明天的讽刺）。也许，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与老式的保守党对福利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批评有一些共同之处，现在看来已经不幸地越来越得到普遍接受的是，人们对此失去了控制。不过，这也是对消费社会的一种可能的批判。
民主的优点和辩护
在上卷的“多数人在美国的无所不能及其影响”一章中，托克维尔更为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没用那么多修辞；其前一章是“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优势”，后一章是“在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动机”。美国人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性的。为革命发起的战斗，是为了维护殖民者对其原初和固有的自由所怀有的观念。其中没有如法国出现的那种惨烈以及社会连续性的暴力中断。他预见到了奴隶制问题的麻烦，认为这与美国普遍的民主和自由观念是不相容的，但他敏锐地看出，奴隶人群想要享有这些权利，而不是认为它们来自败坏的源头而试图加以摧毁。美国法律和个人权利受到广泛尊重，宪法和法律界保护着这些权利——托克维尔对小镇律师的实际能力和行事公正有些乐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怀有公共精神（这种精神在共和国早期对其他旅行者来说显而易见），并愿意尝试几乎任何东西——普通人崇拜，后来被称为“做得到”精神。他说，尽管有“舆论暴政”，但用杰斐逊自己的话来说，正在不甚牢靠地出现一个“天赋和德性的天然贵族群体”。这些人能够保持贵族在技术和卓越方面的美德，让它们不致被特权和社会等级的旧制度荡涤。
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没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有效的地方自治无处不在，新教教会数量众多且不受干涉，另外还有许多志愿者协会和互助俱乐部。他创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其基础不是国家主权，也不是雅各宾派声称代表的人民主权，而是后来的论者们所称的多元主义。民主不是“人民”与国家之间（雅各宾主义）或个人与国家（自由主义）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中间组织、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现代以前的思想家们把中间组织斥为令人沮丧的秩序或改革：霍布斯曾经把“社团”（corporations）称为“政治体内脏中的蠕虫”，“如果没有分权的主张，英格兰就不会陷入不久前的内战”。卢梭憎恨它们，视之为封建余孽，颠覆了普通民众的公意；边沁把它们整体视为“阴险的利益”，认为其妨碍了统一、理性的立法，这种立法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而不是为了促进社团利益。托克维尔却看出了多样性的好处：
政治协会、商业协会或制造业协会，甚至是科学协会和文学协会，都是共同体中强大而开明的成员……通过捍卫自己的权利免遭政府侵犯，它们拯救了国家的共同自由。
不过他又说，一个社会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关于先前历史的客观问题。道德因素总是存在的。对于相同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他只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制度下对自由是认真的，就应该容忍相当多样化的群体利益，不论这有时候看起来多么不民主。他还区分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对他来说，民主政府应该积极而有力，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取的——当然，要在宪法的界限以内。他说：“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试图使政府变得软弱、懒惰，而只应该是防止它滥用自己的才能和力量”，这意味着保留并鼓励省级和地方的行政职能。
他总是强调选择。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后一卷，他脱开第一卷也是更著名的那一卷中关于美国生活的那些有时妙趣横生的细节，总结了自己的论据。他的论点简单、明了地表明，历史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我们必须加以选择。自由是道德上的自由：先考虑某种情形的事实，而后选择和行事，使他人自由选择的空间至少不会受到损害，而“他人”既是个人也是群体。我们不一定总是这样做，且通常不会这样做。我们可能不希望挑战多数的意见，或者可能会偏偏认为，始终如此行事是人之个性的真实而可信的标志。但托克维尔不过是说，我们应该选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事，有道德地、有见识地做出选择，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人，对方也可能如此对待我们。
没有任何保护机制可以完全从一个国家复制到另一个国家，或者如果复制了，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历史和历史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美国的例子足以表明，对某些法律和习俗的自觉而理性的忠诚，甚至能够约束多数自身。没有任何法律能够不依靠其背后的意志而运行，但是没有机制，仅有内心的意愿是徒劳的。所以对托克维尔来说，一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那样，行动和认知必须齐头并进。与他人一起行事时，个人在最佳状态下也只能做好自己。国家如果根基深厚，地方稳固，就会强大，而效忠是有条件的。美国的联邦制并不会削弱权力。19世纪初期，英国托利党的辩论家们不断预言美国要崩溃，因为在制衡和分权体制下，没有明确的主权来源。但托克维尔暗示，联邦制是极为强大的权力来源。自由不会削弱权威，它是唯一能够不靠强力或欺骗而得到接受的权威来源。他的结论似乎是，如果在民主的多数主义和自由之间能够实现恰当的平衡，人们就能接受民主，发挥其优势。
也许他立论极好，或者像理论家们常常所做的那样，表明了其他人独立得出同样结论的逻辑，以至于终有一天美国人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说的民主”必定同时意味着自由和平民政府——还有什么？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对民粹主义而不是民主有些怀疑。在法国，当所有人都以自命不凡的乏味证据声称“托克维尔先生如是说”时，它几乎成了流行语。就这样吧。使艰难的事实被接受为平庸乏味，也是不小的成就了。在拙著《为政治辩护》的开篇，我说我想“让一些陈词滥调变得意味深长”。现在我还是这个想法。
第五章 民主与民粹主义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在涉身一场伟大的内战，考验着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如此孕育、奉行此道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正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此献身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