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1]
（亚伯拉罕·林肯于葛底斯堡，1863年11月）
献给亲爱的共和国，在她平等的法律之下，我与任何人都不分尊卑，尽管我在自己的祖国被剥夺了平等。我在此献上这本书，怀着强烈的感激和爱戴，这种情感本土出生的公民既感觉不到也无法理解。
（安德鲁·卡内基，《胜利的民主：共和国的五十年进军》，1887年）
图8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肖像习作，马修·布雷迪绘于1863年
葛底斯堡演说是献给在最近的战场上建立的国家公墓的，当时内战尚未结束，这段话试图把《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自由观念以及宽泛的多数主义民主观念“民有、民治”，统一进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使其变得神圣。林肯故意将《独立宣言》在道德上置于宪法之先，毕竟宪法没有提到平等，而且容忍奴隶制。反对废奴的联邦主义者愤怒地抗议说，总统在这次面向人民的演说中绕过了宪法，一如他在解放奴隶的宣言中所做的。但是，战争有时是社会变革的加速器，能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当首席大法官在战争伊始抗议林肯通过总统令把电报公司收归国有时，林肯曾说，坦尼应该在战争结束后把他的人派过来和自己的人谈谈。民主国家必须自卫。
到1850年代至1870年代中期，美国的例子表明（实际上仅仅它的存在就表明）民主是可能的，它正是个人自由和平民权力的这种混合，即便是在一个大陆国家，而不再是在拥有广阔腹地的城市。美国内战爆发时，欧洲各地的保守主义者曾放言“告诉你吧”，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正如他们通过研究经典作品和法国大革命所得出的那样。但是，北方的胜利、奴隶的解放、北方工业的经济实力、由国民构成的军队的爱国主义以及林肯的言辞给了他们答案。卡内基这本书的书名当然会提醒他们，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胜过了种植园主们的农业式“棉业集团”。
当载着移民的船进入纽约港时，首先迎候他们的是自由女神像，上面镌刻着：
送给我，你那疲惫而穷苦的人们，
你那拥挤着渴望自由的大众，
被遗弃在你海滩上的人们，
给我，在风浪中颠簸的无家之人，
我在金门边举起灯盏！
卡内基是对的。在他迁移到“自由之地”后，祖国仍然没有给他选举权，实际上他的父亲由于要求“一人一票”、每年召开议会和实行无记名投票，一直作为宪章派煽动者被监禁于苏格兰。美国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正如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俄国将要体现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一样。难怪19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都禁止教授美国历史。
难堪的事实
那个时候，谁也无法明智地把英国的议会制政体称作民主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对绅士的崇拜，而不是对普通人的崇拜。卡内基读过罗伯特·彭斯的诗句：
瞧那家伙，号称勋爵大佬，
就会趾高气扬、瞪眼看人那一套。
虽然有那么多人对他言听计从，
也不过是个草包。
他身挂绶带勋章，
而独立思考的人
看到了只会发笑。
但是，讽刺和对民主的滥用只不过是使英国选举权的增长有意地、惊人地放缓。尽管民众反响强烈，1832年《改革法案》与民主并无哪怕些许的关联：它把旧的基于财产的选举权置于统一的、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只把选民人数从43.5万增加到65.2万。黑格尔把1832年以后的英国政制称为“世界历史上自由原则最为深远的进步”。1867年《改革法案》是对工人阶级躁动的回应，比1832年《改革法案》要重要得多，但是新的财产和地租资格限制只是为了让熟练工获得选举权。到1869年，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获得了投票权，1884年的法案又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约40%。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都不相信完全民主的选举权：格拉德斯通是道德家和渐进主义者，迪斯雷利则是宽容的机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说1867年《改革法案》并不完全民主，它确实创造了大量新的选民，使得政党制度必须越出威斯敏斯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竞选。政党领袖既要在国内抛头露面，又要忍受来访的数量极多的权力掮客，这些人口音粗鲁，分别来自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北方的那些工业城市。在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女性们进行激烈辩论、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后，把妇女同样纳入其中的普遍选举权，直到1918和1928年《人民代表法》出台才走过了令人不安的阶段。战争的紧迫性（不是什么悦耳的理由）改变了议会的意见。在工会和劳工运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民主实践普遍存在，但在议会和议会选举中则不然。
在英国自由党内部，关于政制是否应该更为民主的辩论越来越多——劳埃德·乔治在20世纪初便如此主张，但是他的上级阿斯奎思认为已经足够民主了，就这样吧。难道英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地方治安官不容忍民众聚会吗？“公开发表议论的地方”（The platform）比选举权范围增加得更快。
图9 在庞奇先生看来，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是急于预见未来政治的高贵罗马人
保守的领导人重复了许多老式论点，讲到民主的危险之处，但是渐渐地，这个该死的以“D”开头的词前面的限定词被忽略了——“肆无忌惮的”“耳目闭塞的”“过于泛滥的”或“缺乏教养的”，民主的危险也被忽略了。类似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人物，与之前的迪斯雷利一样，极有信心地认为人民可以被“驾驭”。张伯伦的权力基础寓于“伯明翰核心小组”（caucus，从美国政界引入的术语），却在1886年格拉德斯通的《爱尔兰自治法案》问题上与自由党决裂，击败了政府，让自己的追随者以统一党的面目与保守党结盟。他有本领以各种名义来驾驭新的选民，这些名义包括国王和国家、帝国式爱国主义、自由贸易，或者帝国的关税优惠——任何能够确保“为大众提供廉价食物”的东西。
“民主”并不是一个能够把国家凝聚起来的词。即使是在学术著作中，对英国的制度也不应该以民主相称。该制度首先是在报刊上被冠以“民主的”称谓，1916年中期在议会中该称谓则叫得相当频繁，当时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可怕损失呼唤着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正名，这种东西比“国王和国家”更为伟大，后者不过是对工厂工人和新兵蛋子，尤其是身处凯尔特边缘地带的新兵蛋子更有吸引力的战斗口号（sluaghghairm）。当伍德罗·威尔逊把美国带入战争时，就官方层面来说，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拯救民主”——虽然国会随后对任何国际层面的民主都失去了兴趣，驳回了威尔逊提出的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为此联盟他倾注了希望，也用尽了最后的心力。战后工党的领导人急于与苏联共产主义拉开距离，显得更有兴趣利用现有的议会制度为“人民”掌权，而不是把这种制度往民主的方向上变革，使其社会主义色彩更淡。然而，工党运动中存在着紧张关系。当时“城市社会主义”力量强大，与工会和合作社一样，在决策过程及其平等主义目标方面都是民主的。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一种是它应该在社会、准自治小团体、地方工会和地方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种是核心权力必须着眼于人民的利益、通过威斯敏斯特在白厅中获得利益——这是费边社的理论、韦伯夫妇的理论以及今天新工党（虽然有了“人民”的新形象）的理论。
沃尔特·白芝浩的名著《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曾被解读为一部客观的、描述性的作品，属于新型的现实主义，就像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与学院派的画作恰成对比；如白芝浩在关于君主制的那一章所说的，“考察一位退休寡妇和失业青年的行为如何变得如此重要，真是令人愉快”。但是，还不只是现实主义。这本书是为1867年《改革法案》之争所展开的论辩。作者身为自由党党员，警示了民主的危险，也提出了规避这些危险的多种方式：“女王身份尊贵，她的作用不可估量”——那一章开篇便是这句话。在这本书1872年第二版的引言中，他说得清楚明了，生怕人们读不出弦外之音：
用平实的英文来说，我担心的是两党都会争取工人的支持；只要他告诉他们自己喜欢什么，他们便都会答应按他的意愿行事……对于一群贫穷、无知的人来说，两个教养良好的富人团体不断主动遵从他们的决定，并争夺执行这些决定的职位，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腐败、更为糟糕的了。如果以这种方式工作，人民的呼声（Vox populi）将变成魔鬼的声音（Vox diaboli）。
白芝浩继续说，他最担心的是持久不变的“下层阶级的政治联合……既然他们当中这么多人有选举权……担心无知凌驾于教导之上，人数凌驾于知识之上”。至于他的担心到头来为什么是杞人忧天——即使工会运动和工党在不断壮大——则是另一回事。它的重要主题或许是，托利党和自由党的大人物们不得不学会扮演煽动家，就像罗马贵族一样；白芝浩用对那句口头禅，即“人民的呼声，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的蔑视来呼应他们的担心。当格拉德斯通（又一次）从退隐状态中复出，要求英国干涉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的暴行时，他在从火车背后展开的著名的洛锡安郡竞选中发表演说，还在其他议员的选区中发表演说，让人立即担心英国政治正在变成美国式的。
民粹主义
美国的大众选举权（当然，妇女和黑人是被无视的）传播了一种政治风格，这种风格当然不是全新的，却从谨小慎微、有理有据的论证方式中挣脱出来，仿佛实际上是在试图说服；那就是早期共和国的“公民文学”的风格，甚至是有关奴隶制和分裂国家的辩论的风格，也是英国议会辩论的风格。这种老式风格适合于人数较少的政治阶层，他们往往通过友谊，甚至家族渊源，至少是通过社交熟人和共同的行为准则结合在一起。但是，要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或者呼吁大众选举权，则需要领悟和激起共同情感的力量。最伟大的艺术就是率而直言，把简单的语言与常识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就像林肯那样——当时在他那些流传最久、最为著名的演说中，那种朴实无华、不甚体面的语言受到了极大的批评。但是，最恶劣的艺术堪称，而且也的确是，“煽动暴民”。
民粹主义经过演变，意思上有许多指向，我把它视为一种试图激发多数人的政治和修辞风格，至少是他们的领导者热切相信的多数人（一如现在的“道德多数”，显然是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