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2]
在美国，我们现在所说的“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民主”，表现为乡村利益与城市的对立。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着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大部分“平民”。直到19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才居住在人口超过3000的城镇。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现，美国民粹主义的独有特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的企业家激进主义传统”。在其他地方，民粹主义植根于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农民，他们部分由贵族阶级或地方上的大庄园显贵所有，就像在沙皇俄国，甚至是今天的南美和印度一样。而美国农民，无论其农场多小，无论多么贫穷，都是终身业主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会出于共同的不满而采取集体行动。共同的敌人一成不变，包括“政府”（今天的“公民民兵”讨厌政府）、银行家、铁路公司和资本主义制度——不知何故，天主教会、犹太人和黑人常常也要对贫困农民的悲惨命运负责（霍夫施塔特称之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也是他一本书的书名）。但是，如果农民感觉受到了迫害，那是因为他们事实上经常有此遭遇。他们选择的特许专卖补救措施往往过于简单，不适于缓解所遭受的痛苦。民粹主义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以“黄金十字架”演讲横扫了1896年的民主党大会，要求恢复银币，与“钉在十字架上的黄金”一起成为全国货币。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又得到人民党的支持，布赖恩获得了可观的6502925票，麦金利得到的票数为7104779。民粹主义作为一项全国运动的最大胜利是禁酒令，即1919年的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但是，今天“道德多数”的部分目标和策略就属于这种类型。没有人向普通人推理《圣经》的字面真理，他们的呼声总统们听得到。
霍夫施塔特引用了1893年艾奥瓦州一位小册子作者的话，庶几对此作了概括：
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每当农业上的奋进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成为次要之事时，就可以肯定，已经超乎其上的各种职业是在一些不正常和不公平的人为刺激下运行的。
这几乎是卢梭又现身了：人为地威胁着自然的，这是乡村和自然的价值观，与城市的价值观以及诱导的人为知识之间长期斗争中的一个事件。当然，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农村是“乡下迷信”的所在地（正如马基雅维里在欧洲所说的，以及亨利·门肯在美国所说的那样），也是反动军队的招募场，这些军队对自由公民的那些吹毛求疵的价值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或许，我们应该嘲笑席勒发起浪漫主义运动时的恐慌，当时他听说斯瓦比亚[11]有一家工厂；不要忘记，布莱克那“黑暗的撒旦工厂”虽然黑暗，却关乎工业国家生活水平的大幅普遍提升，后者又与有效的民主有关。
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
到1886年，当那些诗句出现在新竖立的自由女神像上时，美国的民主认同正在被重新想象。如报纸编辑霍拉斯·格里利所吟咏的，有人会继续说“去西部，年轻人，去西部”，但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正在失去吸引力，对移民和本土出生的人来说都是如此——除了淘金热的“快速致富”诱惑，或者更像是四轮篷车上所写的“要么去加利福尼亚，要么破产！”，随后便“破产了”。《从小木屋到白宫》（From Log Cabin to White House）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书，后来成为一类大众文学的滥觞，只是此后的那些版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变成“从住所到会议室”。自耕农的早期共和主义理念正在让位于城市资本主义的美德，以及对城市大众的关心或恐惧。某种在美国政治中渐渐演变成的（不成功的）“民粹主义反叛”，其成因既是由于失去了尊重，也是由于贫穷、农业大萧条以及不断增长的银行负债。城市资本主义必须找到民主的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在大众文学和社会理论中都能找到。就在“强盗式贵族”的时代，其中也包括内战后的铁路和钢铁大亨以及银行家（大家都知道，皮尔庞特·摩根曾问克利夫兰总统：“朋友之间的宪法是什么？”——当今的石油大王和矿业利益集团则更为谨慎），涌现出一种大众文学，即所谓“成功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霍雷肖·阿尔杰的《从赤贫到巨富》（From Rags to Riches）。民主资本主义的口号变成了“顶部容得下所有人”。阿尔杰努力文饰这种谬误（奥威尔在很久以后则嘲笑竞争性社会的道德，称“竞争的麻烦在于有人要赢”）。在《卢克·拉金的运气》（Luke Larkin’s Luck）中，卢克是浪迹街头的贫穷孤儿，却勇敢地拒绝加入由一个叫米奇·麦奎尔的人当老大的街头帮派，诚实而明智地把给绅士们看马和跑腿挣到的每一美元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存进银行。阿尔杰告诉我们，米奇·麦奎尔是“民主党人中最坏的那一种”，他“在选举日威胁可敬的选民”（大概是从坦慕尼协会[12]拿了好处），总的来说他“说话大声，举止粗暴，目无上级”。卢克·拉金则是“民主党人中最好的那一类……是同僚们的好帮手”，他尊重法律，工作勤勉而诚实，一有闲暇就前往免费图书馆，努力提升自己。不过，问题很明显，即顶部没有空间容纳每个人。然而，当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落水时，卢克碰巧在东河[13]边散步，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她。在其他类似的小说中，卢克们则拦下受惊狂奔的马群，救下无人驾驭的马车中其他百万富翁的女儿们。在每一种情形下，主角都在账房得到一份差事，随后迅速高升，有时还娶了那家女儿。阿尔杰左思右想，“其中有一些运气，我承认”，但是继续声称，要不是卢克有美德在先，运气是不会来的，而且要不是有这种美德，他也不会在得到的差事上表现那么好；同时强调，他想要一份工作而不是一把美元作为报酬。辛勤劳动、美德和一点点运气，成就了所谓的“民主的财富福音”。这的确是民主的，因为即使顶部容不下所有人，世人还是认为，不管身处哪个阶层，任何人都可以登上顶部。当时的大多数传教士（今天的许多传教士也是）认为，财富是天国对美德的奖赏，尽管富人有义务从事慈善事业，有义务慷慨仁慈——这是他们自己的最佳判断。
从理论上来说，民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可以从赫伯特·斯宾塞的《人与国家》（Man versus the State）在美国的极度畅销和超级人气中窥见一斑，其程度更甚于在这位预言者自己的国家里。他的社会学是把对不可避免的进步，即“社会达尔文主义”（托马斯·赫胥黎“自然法则”，即“适者生存”的变化形式）的信仰，与极端的自由放任，即自由市场理论有力结合起来。他主张，社会是一个系统，如果国家不加干预，会实现自然的平衡：每一次改革的尝试几乎总是打破这种平衡，只能是用一种恶代替另一种恶。如果说有时社会确实露出“腥牙血爪”，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进化方面的发展在把不适者从适者中淘汰。该学说有一小群论者，其中既有学者，也有通俗作家。它受到新晋富人的欢迎，这些人确实遇到了难题，不是关于国家所有权的，几乎也无关社会主义（尽管其中有些人担心它处于理性和局部原因之外），而是与国会对运河、铁路、公用事业、公司法以及公共土地的使用大有关联。这些监管措施往往是对地方政治压力的回应；监管者于是与传统富人和老的统治精英的父权思想联系在一起，在托克维尔的意义上不再反民主，当然也不反资本主义，而是倾向于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过度干涉自由企业，还自认为是在负起责任。“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开始附加到他们身上，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这一点又主要取决于他们居住在国家的哪个地区。
“自由主义”已经出现了两种用法，它们将持续存在，各司其职。一种用法实际上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另一种用法则更强调政治和文化方面。个人自由必须最大化，但是所有人的自由都可能受限于少数人不受约束的自由。因此，必须强加一些监管体系——反托拉斯立法成为其中的范例。但是公民自由也需要特别保护，既是针对滥用自由企业精神，也是针对滥用民主选举权：法治（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以及联邦法院）必须限制个人主义。20世纪头十年的“国家公园”运动表明，这种自由主义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愿意站在资本主义更为狂野的一面，甚至把矿业、铁路以及不久以后的石油利益都承担起来，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资本主义民粹主义
卡内基的《民主的胜利》既显示了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也显示了它们各自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对适者生存的理解完全拘泥于字面，以至于要面对资本积累问题。那个白手起家的人是民主的英雄，但他应该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他反对“富人的儿子”，为之争辩。这样的“儿子”钱不是自己挣的。继承的财富腐蚀了赚取大量财产和守住财产所需的美德。他说：“死时富有的人应该受到诅咒。”进化规律要求百万富翁散出钱财。当然，进化也要求他授意手下的管理人员派遣一驳船武装的平克顿的人，以最血腥的方式破坏伯利恒钢铁厂中毅然决然、不顾一切的罢工。但是，卡内基世界和平基金会是真实存在的，资金充足。直到1914年，卡内基都和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新的全球经济以及关税壁垒的降低将确保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确保战争逐渐消亡。
但问题仍然是，如何在不干涉进化过程的情况下在国内花钱。赫伯特·斯宾塞曾在一场由纽约的金融家们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发表演说，讲到甚至连在乞丐的杯子里放下一毛钱都是轻率的极度不公。他拖长声音说，乞丐把这一毛钱拿去买啤酒或香烟，而不是用来拾掇自己以寻找工作，这一点都不奇怪。对穷人的救济只会使那些不适于进步的人长期存在。那么，如何不给人钱财又帮助他们自助呢？对于卡内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