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3]
当然，还有另一种城市民粹主义者，也是城市资本主义民主同样奇怪的产物。他们的确发放了一点牛奶、一些面包卷，还提供了许多岗位：爱尔兰移民的新的城市政治核心组织，后来还包括意大利移民的。阿尔杰的米奇·麦奎尔将为他们工作，并且确实经常威胁相当数量的选民不要参加投票。但是在其他城市，坦慕尼协会之类组织的老板们是属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尽管林肯说的“受治于人民”（by the people）还看不出来。坦慕尼协会的一位领导人（sachem）兼市长理查德·克罗克的代理官员，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人，有过一个著名的哲学思考：“丝袜原则固然很好，但是它们无法让你在第十四选区走得很远”，在该区“谈论莎士比亚也是徒劳”。当然，对选举腐败的这种友好的宽容，只要是由人民做出的，就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且远远越出了大城市，有时甚至决定着总统选举本身的结果。
图10 伍德罗·威尔逊会见国会议员，由马克斯·比尔博姆根据想象绘制
所以，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有不同的模式，但在总体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美国并没有欧洲意义上的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关于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许多著作问世，但两类著作对政治和文化都没有任何持久的影响。这就是我在美国民主上着墨颇多的原因，因为与旧世界那更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分歧和阶级——文化分歧相比，在美国，宪政和个人主义的力量以及民粹主义的弱点对全世界来说依然无比清晰。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中写道：“原子式社会自由这一现实，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假设。”他认为那项传统是自由主义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不过是悖论，他们的传统一直是保守主义的，他们对民主，甚至自由主义民主的概念本身一直有些不安或困惑，无论我们如何自称。H.G.韦尔斯在1906年一本富有创见的旅行书《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in America）中说：
美国社会……并不完全对应于整个欧洲社会，而仅仅对应于其处于社会中层的大众，对应于贸易和制造阶层……它是欧洲有机体的中心部分，既没有怀着梦想的头部，也没有从属于人的脚部……从本质上讲，美国是一个由中间阶层演变而来的社会，所以它的基本问题就是属于现代个人主义社会的，明显而清晰，不受任何封建传统的束缚和映照，无论是在顶部还是底部。
当代民粹主义
进入今天的世界，民粹主义只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两年前，伦敦周日小报《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决定公布已经获释的恋童癖患者的地址。与此同时，《老大哥》电视节目正在第四频道播放。在那场游戏中，观众每周可以投票，一个一个地选出把谁从封闭的社区中撵出去，每一个时刻都进行电视转播，直到（不完全是）仅剩下获奖者。所以，当卡罗琳（不是吗？）获释或被踢出的时候，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朴次茅斯一个遭到指控的、获释的恋童癖患者家门外面愤怒的暴民场景，切换到《老大哥》工作室外面的那些场景。当然，一群暴徒面容丑陋，恨意满满，有暴力倾向，而另一群暴徒尖叫着“我们讨厌尼克”时，则兴高采烈，很是滑稽。一群是真的，一群是做戏，但都是暴民。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将“人民”与“暴民”区分开来。人民在政治上寻求有效的代表，暴民则仇恨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社会。有趣的是，她称暴民为所有阶层的残渣（被捕的足球流氓的社会阶层和职业实际上比许多人认为的要混杂得多）。她声称，暴民是极为个人主义的，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想当老大；除非出现一个有魅力的首领，把他们身处社会之外的感觉合法化，把他们的共同仇恨凝聚起来，使之比间歇性的骚乱延续更久。当然，我们的两组暴民从社会中遭到排斥的方式迥然不同：按社会剥夺的许多标准衡量，处于破旧的保罗斯格罗弗住宅区里的暴民，是从客观上被排除在外的；仿真陈述工作室人群中的暴民则是主观上遭到排除的，他们乐于将自己排除在严肃和社会责任的传统观念之外。我们不妨把这两者分别称为充满仇恨的暴民和虚张声势的暴民。
因此，第四频道实际上为虚张声势的暴民创造或改编了一档精彩的娱乐节目，把游戏节目与降格的、弱智化的纪录片聪明地结合在一起，使部分人开始认真关注民粹主义如何在自由民主的文化中抬头，其原因至少有四个。首先，它创造了自然主义的幻觉。几乎所有的电视剧，不只是肥皂剧，都是为了让我们看与己类似的人做容易识别的事；很少有想象、幻想或魔幻现实主义，虽然乍看之下，出现谋杀、强奸、其他暴力犯罪甚至风流韵事的频率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异常的。他们收窄而不是拓宽想象力的空间。不过，大多数人都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请注意：记得我曾不得不告诉一位搭档的11岁养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牛仔和印第安人并不是真的被杀了。她问我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干这种事。这是仿真陈述的模糊区域，甚至成年人也会被愚弄或犯糊涂——那些电影知道肯尼迪为何被杀，或者会还原一位沙特皇室公主遭到的合法却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我们经常处于新闻与娱乐彼此混淆的世界。第四频道愚蠢地声明，《老大哥》节目是在严肃地报道人们在压力下的反应。考虑到监视录像会遭到大幅删减和编辑，幸福的家庭又深知自己可能出现在镜头上，这（用边沁的话来说）就是在踩着高跷胡说。
其次，《老大哥》赋予了观众宣判的权力，让他们拥有民主参与和大众权力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种幸福的幻象，与拿到恋童癖患者的地址不同。“把他钉到十字架上，钉到十字架上！”不仅小报鼓励这种心态，英国广播公司也越来越如此。《今日》节目会问受害者的亲属，该如何惩罚犯罪者；或者出于明智的简练，采访一个普通人，以获取（经常是）一种轻率、无知、充满偏见的观点，仿佛能代表“人民”；好吧，至少是一个真实的声音，一个把各个地方的民粹主义联结起来的充满魔力的词，不仅在艺术领域，也在新闻以及偶尔在政府事务中。
再次，《老大哥》吸引了一大群暴徒来到现场，观看他们投票选出的人从与天堂相反的处境中被驱逐。主持人达维纳风风火火地穿过他们，就像《爱丽丝》中一个狂乱的后现代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信使，诱导并告诉他们台词，但是所有的脚本当然都不同于朴次茅斯的暴民头子。她恰当地体现了聒噪的琐碎浅薄或纯粹的漫无目的。不完全是希腊的民主女神。然后，虚张声势的暴民就可以回家了，在电视图像上看自己扮演充满仇恨的暴徒。这就是当代的现实。
最后，《老大哥》完全改变了奥威尔隐喻的思路。虚张声势的暴民中如果有任何一人去读《一九八四》，必定会感到失望。奥威尔的“一号空降场”处于极权主义的专政统治下。电视屏幕断然不是为了娱乐。在这里，他没有注意到在鼻子底下生长的东西。但是，今天的屏幕正在被用于监视，即使现在主要是为了娱乐。《老大哥》节目假装是人民或虚张声势的暴民的声音。好吧，我们是民主国家，不是吗？为什么人们不能拥有想要的东西？哪怕是一种民主的专政，或者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不需要认知、理性讨论，也不需要求助于权威和经验。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精英主义。那种情形我们一点也不想要。但要指出的是，如果电视和小报中那些躲在舆论背后又出于商业目的煽动舆论的人，真的怀着严肃的态度试图确定它是什么（不仅仅是通过察看数字、电子邮件、读者来信，当然还有编辑的直觉），民粹主义取代以善治、代议制民主和理性辩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理由会更充足。但是，专业的深度民意调查成本高昂。更为简单、花钱更少的做法是，派个记者去寻找一个丰富多彩、善于表达的个人。一想起比阿特丽斯·韦伯令人泄气的格言，即民主并非谬见的叠加，民粹主义的潮流就让人震惊。不过等一下，说理、自由和人权必须限制多数人的意志或与之相互作用吗？比如，看看死刑问题。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自己笔下老大哥支配他人的方式，与《老大哥》节目中的情景喜剧、游戏节目以及了不起的空洞言行有一些相似之处。党员受到严密控制，但是党内核心无意把无产者由间歇性的暴徒变成党员。他们直接因文化上的降格而被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趋于弱智化，甚至避免想到去要求公平份额。记住，“真理部”有一个为无产者准备的特别部门：
这里出版“垃圾”报纸，内容尽是体育、犯罪、占星术、耸人听闻的五分钱一篇的柔情小说、充斥着性爱情节的电影，以及完全通过机械手段、在一种被称为“作曲机”的特殊万花筒中谱成的感伤歌曲。甚至有一个完整的分区，即“情色区”，专门炮制最为低劣的色情文学。
这不是对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权的讽刺，两位先生都传统而拘谨，尽力对大众进行洗脑并加以动员。奥威尔的描写是对英国大众媒体的野蛮讽刺，是十足的、斯威夫特式的夸张或漫画，其间遍布着他那带有嘲讽意味的悲观主义。那时只有一份报纸能对号入座，即《世界新闻报》。
奥威尔极为认真地声称，资本主义面临着至少在形式上有文化且自由的选民，它只能通过文化上的降格，即有意不充分利用文化水平的资源和潜力，来维持一种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财富体系。他是否对哈贝马斯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了解？他们正是这么主张的。我对此表示怀疑。老乔治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煽动充满仇恨的暴民的那位编辑，可能以为她凭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