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4]
在这起规模不大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中，相比于对自发维持治安者的斥责，政界要员们以强烈得多的语气更为频繁地谈到需要新的法律（除了声称有些报纸需要立法管制之外，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鲍德温于1936年责备比弗布鲁克，说他行使“权力却不承担责任，那是历代娼妓才干的事”。我们能想象当代的某位总理或总统对默多克这样说吗？但是鲍德温生活在精英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时代。或者说，莫非那更多地是政治勇气的问题，诉诸人民最好而不是最坏的本能？也许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人员配备水平和地方保障服务的培训也属于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那些不幸阶层中的教育落后和无法无天，其问题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寓于经济中。（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论者当真都会同意？）但是，我们并不愿意为集体需求付出个人代价。有竞争力的减税政治一直在实施之中，个人主义必须有所限制。奥威尔深知公众感兴趣的内容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他写那本书的原因正在于此，书中的警告已经遭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其本身在《老大哥》节目中就被挪用为“无产者的饲料”。关于事务的决策，必定存在着某种更好的民主方式，而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的方式。民主的民粹主义模式更多地是一种唤醒政治而不是理性政治，也是一种偏离严肃问题的政治，这些问题需要以自由主义民主或公民共和的方式来解决。
第六章 现代民主的条件
为了民主，我们必须让世界安全。
（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演说，1917年4月2日）
有一个老人，他以为
街边的门部分关闭了，
但是一些硕鼠吃了他的外套和帽子，
趁着那个庸碌的老先生打瞌睡时。
（爱德华·李尔）
当美国国父们声称“所有的政府都立基于人民的同意”时，他们要么明显说错了，要么就是在假定应该如此；他们认为政府这样做的时候人民总是温和的。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实现的，未来某天会广泛普及。他们已经是一个由各州构成的邦联，拥有某些形式的代表制议会，无论权力多么有限，它们都属于希望独立于任意外部统治的公民。那句有效的集结号角，即“无代表不纳税”，实际上隶属于一条更为一般的主张：“无代表则不服从”或“只有民选代表制定的才是法律”。后一主张正是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要表达的意思，也是今天大多数人用“民主”直接指称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价值和利益冲突或者小册子在思想上引起扰动时，都想补充说，即使以民主方式制定的法律也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对人权的某种可以接受的表述。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得到同意，除了在一种清晰却几乎微不足道的意义上看，即使是一个军阀，如果想要睡觉也必须相信警卫，这是某种意愿之茧或诱导的同意。但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现代世界里，任何想要调控这种社会转型的政府都需要大众的同意——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军事独裁政权自称是民主的，而且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也的确是民主的：它依赖积极的大众支持，而老式的农民社会中的专制君主或独裁者则无须如此。
所以，现在我正在与一项基本的误解搏斗。严格地说，我是在一本以“民主”为名的书中叙写民主，但是大多数读者会认为“民主”总体上等同于善治或政治正义。这个词通常被用于我们最看重或者应该看重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治在制度上和社会意义上都应该是民主的，但还要包括个人自由、人权、经济进步和社会正义，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说民主是善治的必要元素，但既不是完美典型也不是整体的形式——如果这听起来又像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那确实如此。那则关于“民粹主义”的小故事应该表明，民主精神可能会失控。我听到过好心人要求学校应该民主。唉，那是卢梭式的胡说：天真比知识更优越，或者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不过，我在其他地方曾强烈地主张，学校应该比通常情形下更加民主。我认为公民教育对民主是一种推动，但民主的学校就用词来说是矛盾的。说某个政府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威在以非民主的方式行事，要比说它是在真正民主地行事要更为容易，除非它在基本意义和最低程度上在民主背景下实施治理：面临定期的重新选举并承认选举结果、不得不公布其决定（有时甚至要公布做出决定的过程），同时允许媒体上的公开批评。在我的理解中，大多数人用民主所指的意思，就是希腊人用“政体”（polity）或者仅仅是政治统治所指的意思，这种制度允许在无处不在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之间做出和平的妥协。这就是我写了一本《为政治辩护》而不是《为民主辩护》的原因。所以，对民主的欢呼应有所节制，而不是毫无保留。
现代民主的条件
但是，关于“民主”的歧义和“危险”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听起来可能反民主了。还是迁就主流用法，稍作妥协，来追问一下现代民主的条件吧，即使我可能迂腐地倾向于说“政权”甚至“共和政体”；毕竟这是政体的形式，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关于现代民主的条件，如果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来思考那些限定着但从未完全决定政体形式的关键因素，我们就能比通常认为的理解得更加准确。任何一位称职的学者都会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定出不同的因素列表，来激发学生思考或用新词来折磨他们。但是，我认为以下诸如此类的因素对于所有形式的政体都很重要：居民的角色、官方学说、典型的社会结构、精英的性质、典型的政府机构、经济类型、财产理论、对法律的态度、对知识的态度、信息的传播、对政治的态度。
图11 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敦促举行妇女选举权集会，包围下议院。1908年10月11日
我们来看看现代民主为这些因素所采取的形式，有时与独裁形式甚至是极权形式加以对比很有用处。
●居民的角色。现代民主国家鼓励自愿参与和个人参与，但不是强制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或不做出公民行为，于是忠诚度就有了差别。只有在战争爆发时，国家才能动员全体居民，否则人民可以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自由进退。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公正的法律允许把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推到极致；对共和主义者来说，若无活跃的公民参与，国家是没有力量的，私人生活也是不完整的。与独裁政体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仰赖被动服从和社会顺从（“让睡着的狗好好躺着”）而发达；与潜在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对比也很明显，后者要动员其居民进行社会改造。
●官方学说。在民主国家，忠诚是由民众的同意所要求和给予的，并且是基于功利和世俗的理由：国家必须在此时此地，而不是在此后显示实际的利益。如果说权威并不真正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通常却又口说着契约主义的言语，就好像权利依赖于责任一样。多样的学说是受到容忍的，只要随后可能发生的行为不直接威胁到社会秩序或国家安全。在大多数政体中，效忠是一项虔诚的职责，国家及其统治者被视为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在现代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中，效忠要归功于一种自称对历史进程了然于胸、未卜先知的意识形态，甚至内心的保留也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典型的社会结构。所有的古代和现代权力机构都同意，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现代民主作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赝品”摈弃，部分原因正在于此）。过多的财富握于少数人手中可能会威胁到民主进程，极端的贫穷则把人从正常的政体中排除出去，并会威胁到秩序。然而，什么是极端的，在政治上总是存在争论。“中间阶级”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他不掺杂的阶级。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观念，就是中间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无阶级状态——美国的、澳大利亚的、瑞典的、荷兰的、战后德国的，以及布莱尔或新工党的理想，即使现实远远地落在后面。独裁政体具有高度分层的阶级或种姓制度。极权主义政权的目标是平等主义，实际上却发展起一套阶级体系，以政治和官僚职位为基础。
●精英的本质。通常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阶层，享有一定的声望，但与商界、知识界和社会精英分享着地位，并且不同程度地向来自教育机构的候选人开放，允许其渗透，这些机构的设立部分目的正是为了吸纳人才和鼓励流动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程度永远是有争议的，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结果来看；现在，政治精英阶层的威信似乎正在下降或有下降的危险。在独裁政体中，精英阶层通常是自我延续和排外的，而在极权政权中，理论上是一个以充分的社会流动为基础的精英管理的社会，但实际上在更多时候是一个自我延续的内部党派，由一个相对较大、更符合精英管理性质的外部党派来支撑。
●典型的政府机构。议会、议院、国会，都是由选举产生，议员们公开辩论并允许报道，处于多党制度下。在地方或地区性政府中，几乎总是有来自上层的部分权力下放或旧权力的沿袭。选举制度几乎变化无穷，争论不休。（在英国“票数最多者当选”可以说是不民主的，当然不具有代表性；但答案是，问“这民主吗？”是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问“是否有助于形成透明、良好、稳定的政府？”）在独裁政体中，王室或宫殿构成了一个清晰可见、令人敬畏，通常在军事上能够防御的社会中的社会。宫墙内可能有内部政治，但不是公开的。短时间内或许会出现竞争对手的王室——“你们不来宫廷吗？”“去谁的宫廷，国王的还是汉普顿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典型机构是一党制。
●经济类型。在源头、理论和精神特质上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却通常是一种混合经济，有时是有意如此或决心如此，就像是在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中。大多数独裁国家（和军政府）都处于农业社会。试图实现工业化要么导致民主化，因为权力分散了，并且需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