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5]
●财产理论。在现代民主国家，拥有财产仍然是个人价值的标志，最初是道德上的价值，现在则经济意味更浓。有些人认为，上帝派发奖品，却不对运动员的身体障碍负责；但是，即使是在世俗方面，占有财富也需要某种正当性。罗尔斯拒绝字面上的平等，同时认为所有的不平等都需要从对他人的益处方面来公开辩护。财产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流动和个人化：从土地继承到土地购买，从土地到房屋和工场，再到合资股票和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所以，“财产”最终得以跨越国界流动。在独裁国家，只有土地和钱财构成财产。在极权政权中，理论上没有个人财产，永远只有从职位而来的收益、外快和特权。
●对法律的态度。在独裁国家，法律或者是习惯法，或者是独裁者宣布的意志。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既可能是习惯法，也可能是成文法，但新的法律是由代表大会或议会制定的。针对个人之间事务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问题，但由公正的法官通过一般规则来调节，而不是像在独裁国家那样由个人偏好或干预来规制。在极权政权下，法律是由意识形态的一般意图来解释的，而不是由白纸黑字的字面意思来解释。
●对知识的态度。再一次，对比使得现代民主更加清晰。在独裁国家，知识被看作政治权力的统一工具，是“权力之谜”的一部分，或者是由统治精英分享却不可公开质疑或辩论的秘而不宣的“国家理性”。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混为一谈，审查成为国家的必要制度。在现代民主国家，知识被视为分散的，所关联的问题不一定纠缠在一起。大多数道德真理在应用中被认为是相对的，向公共辩论敞开，与科学真理截然不同。官方赞助独立的学术中心，促进知识的传播。这种社会要想运行不怠，知识就必须传播，远离审查制度。
●信息的传播。宣言是独裁国家的典型表现，报纸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典型表现。没有常规的新闻，于是谣言和八卦变成了独裁国家的社会风俗，正如身为窃听者的间谍和身为安全阀或隐形讽刺者的小丑。报纸的成长及其摆脱国家控制，与民主选举权的发展是相生相伴的。印刷材料超越口头传播和谣言，成为公共信息的来源。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越来越依赖于那些能够获得有关国家运行情况的较为准确信息的人们，依赖于国家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公众的需求和反应。于是便有了对官方出版物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客观需求，与极权主义政权下所有知识都被视为宣传鼓动或国家秘密对比鲜明。
●对政治的态度。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治见解总是受到容忍，通常还得到积极的鼓励。政治被公认为一项和解性的公共活动，以妥协为目标或者不可避免地要妥协。在独裁国家中，政权或者超越于单纯的政治活动之上，或者仅仅局限于宫殿、王室或密党的私隐中。在极权政权中，政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假象，像所有的妥协一样，或者是纯粹的谋略，或者是有待根除的社会矛盾的症状。戈培尔说：“政党的存在使问题无休无止，我们的存在则是为了解决问题。”
这些极为简单的比较能够表明，虽然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歧义并没有消失（意见与知识的对比、“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粹主义，以及大众支持为一些现代独裁政权赋予的力量），但是当我们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与理想中的最佳状况比较时，还是出现了充满力量、极为重要的特征。只需指出两项特点，以及好处：第一，相形之下，很明显当关于其政制体系的真相被写下来并且为人所知时，独裁政权就受到了损害。因为，封闭的精英阶层全都依赖于关于政府运行方式的一些神话和欺骗。如果人们广泛而公开地说，他们并不总是明智、正确，有时统治精英需要掩盖自己在系统地剥削人民而不是爱护人民，他们就危险了。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国家能够承受人们说出关于制度如何运作的真相。有人认为，这样一来它们实际上得到了加强，因为和独裁国家不同，当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为人所知并且能够公开批评时，就有可能被纠正，必要时还能够放弃。具体的政府会受到质疑、失去信任甚至失去执政资格，但是政权或者整个政制体系的稳定通常不会受到威胁（除非舆论受到引导，认为所有政治家都腐败和谋私，也许就连政治活动本身都是腐败的）。
其次，经由对比表明，公开、透明的政府，以及不仅是信息自由还包括信息的可获取性和流通，与实际参政一样重要。参政（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以及民主政府的机制）的重要性一刻也没有降低，但是在现代民主国家的范围内，对于直接参政有着严格的限制，这种参政方式至少是古代的民主国家和城邦的理想。因此，幅员辽阔的政府既受制于知晓人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历史上有很近的例子），换句话说即受制于舆论，也受制于人民能够直接参政。另外，政府需要知道，如果自己引路，是否有人追随。某些立法要想获得实效，需要的是行为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尊重或畏惧法律（比如限速、公共卫生运动、能源节约、种族关系等）。作为一位研究英国政治的明智的美国学者，塞缪尔·H.比尔说，议会作为一种手段不仅是在代表现有的同意，也是为了“动员同意”。关于信息自由的良好立法，很可能与对选举代表制度的改进一样，在动员知情的同意方面有重要作用。
日本发生的一件事
有人主张，对于民主制来说真理能够而且必须讲述，对于独裁制来说，讲出真理则会置其于危险境地；日本政治思想家、文化历史学家丸山真男所说的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便表明了这一点。一个名叫河野广中的人，起初是个强烈反对日本现代化方案的传统主义者，后来却成为日本自由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河野广中在回忆录中讲道，他的转变是通过阅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现代派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很是有趣）实现的。
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身在马背上。一瞬间，我的整个思维方式被颠覆了。在那之前，我一直受到中国儒学家和日本古典学者的影响，甚至倾向于拥护“驱逐野蛮人”的政策。现在，我的所有这些早期想法，除了关于忠诚和孝道的，都被击成了碎片。那一瞬我知道，我自此以后必须最为珍视的，是人的自由和权利。
丸山悲愤地指出，其中的两项保留对日本民主以及自由的“政治学”或者说对政治的批判性研究来说都是致命的，这两个实体在他看来是相互依赖的。“河野丝毫没有意识到，保留这种传统道德可能会给自由主义带来问题。”因为“孝道”意味着不应该对自己的氏族（极为庞大的家庭）成员进行公开批评，“忠诚”则意味着，如果议会以君主的名义通过法律（一种在英国和德国受到赞赏的习俗），就无法质询立法的过程和原因。面对1930年代日本国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时，这会使民主派和自由派既在道德上又在政治上变得无能为力。丸山指出，就在国会第一次会议之前不久，极端民族主义文件《教育敕语》发布，此后在国会上不容置疑，因为日本国被视为一个道德实体，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利来确定价值。直到不久之前，在英国还有一些意见认为，君主和整个王室应该象征并巩固道德价值。
比较有时既能带来信心，也会引起担忧。1930年代，在民主国家人们的观点几乎统一起来，认为与日本等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独裁国家，尤其是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以及苏联相比，自由社会在效率上付出了代价；上述各国每一个都声称是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本国经济，并且用这种有效的控制来改进军队装备。许多演说家和社论说，这个代价必须要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表现说明，上述声称有许多是空洞的。墨索里尼所声称的效率到头来只是徒劳的自夸；希特勒承认，不同部门和党魁之间在战争物资的获取方面存在对抗，甚至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情报机构，原因部分在于他自己在行政事务上的无能，部分在于“分而治之”；斯大林以颇有几分类似的多疑（绝对权力似乎从不会让人感到安全），于1930年代中后期在职业军队中清洗了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军官；在日本，军队和政治领导人之间信任和联系的瓦解，导致军队在确定现实战争目标时完全无视政治因素。奇怪的是，当英国无路可退，当美国遭到日本袭击时，两国为备战而进行的经济动员比纳粹德国规模更大且效率更高。在英国，高级公务员在战前不相信计划，也不相信计划是可能的，现在却迅速创造出了计划经济，甚至征用了劳工、征用了妇女。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纳粹没有征用妇女，直至面临着战败的威胁。
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摇身一变成为高效的战时经济体呢？答案可能寓于自由社会的根基中。亚里士多德早在那时就看出来了。他问道，暴君怎么能指望自己长期掌权？他给了一个听起来最为古怪的答案。暴君必须让所有才能卓越（arete）的人“闲荡于宫门外”，必须禁止一切讨论会（symposia），即那些宴饮和社交俱乐部，各种身份的人在那里于漫长的午休时间相聚，谈话、提神，做类似的事。为什么？呃，让他们在附近闲荡是为了留意他们，让他们成为受监视的人，防止他们密谋。但是，为什么要禁止无辜的讨论会呢？因为正是在这样的非政治制度中，人们首先学会了彼此信任。没有相互信任，就不可能推翻暴政。在我看来，英国战时经济之所以能高效动员，是因为人们相互信任，决策可以移交，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来实现核心计划，同时又不需要来自上层的持续监督。（这是一种艺术，在紧急情况之外我们现在并不一直维持：有足够的时间来制定详尽的问责和监督机制，以确保公职人员履行职责；这实际上在信任度降低时干扰了他们完成工作，他们本可以出于职业责任感这样做。）
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隆美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猜对了1944年盟军登陆的地方。然而，当希特勒因为加莱海峡而不是诺曼底的虚张声势而倒下时，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装甲军团放在不当的位置上，大着胆子尽可能放在两地之间。即使如此，他还是要等待三天，希特勒才同意诺曼底登陆不是虚张声势。那时已经太晚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位英国指挥官发挥主动权，违背丘吉尔的命令，并赢得胜利，那么不夸张地说，他应该已经成为切尔滕纳姆、瑟比顿、东汉姆等地的公爵；如果失败了，则成为巴巴多斯或福克兰群岛的总督。但是，如果隆美尔做了类似的事并且失败了，立即便会被公开处死；如果成功了，他会在受到短暂的职业景仰之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