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3]
民主和政治（political）统治，以及后来出现的通过公民之间的政治辩论来进行治理的传统，发端于希腊城邦（polis）和古代罗马共和国的实践和思想。如此看待“民主”的历史以及现实中的各种变化用法，并不是目光短浅的欧洲中心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希腊——罗马中心论。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伟大的帝国（在任何用“欧洲”指称的陆块区域或地理心态之外首先兴起的大规模国家形态）和普世的一神论宗教出现于中东和亚洲，现代科学和民主的各种观念和实践则是在欧洲首先出现的。无疑，科学、宗教和民主在传播过程中都会采取不同的形态，既影响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又反过来受到它们的影响。
第二章 启程处
我们不会停止探索，
所有探索结束的地方
将在到达启程处的时候，
并且是生平头一次知道这个地方。
（T.S.艾略特，《小吉丁》）
现在回到“民主”这个词上来。《牛津古典词典》告诉我们，这个词首先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之交，彼时雅典的多次叛乱已经推翻了一个僭主王朝。这个词的意思是Demokratia，即人民（demos）的统治（kratos）。“僭主制”（Tyranny）本来仅指一人统治，他不一定是当代意义上的压迫者，通常是王位的篡夺者；个体的僭主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或者没有那么坏。尽管如此，僭主还是被城邦中为数众多的居民所推翻，后者已经开始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polites），即拥有合法权利，包括有权发言，有权在事关政体（politeia）共同利益的事务上被听取意见，成为商讨对象。在《安提戈涅》中，当安提戈涅的表兄海蒙为她能够得到赦免、保全性命而与统治者克瑞翁争辩时，索福克勒斯写出了这个过渡时期的紧张状态。她做了什么？每个小学生曾经都知晓。她违抗克瑞翁的命令，也违反叛徒的尸体应该曝露给秃鹫和狼群、不能按惯常仪式体面收葬的法律，埋葬了身为反叛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
克瑞翁：这么说她没有违法？
海蒙：你的同胞不会把这项罪名加给男人。
克瑞翁：城邦想要教我如何统治？
海蒙：哦，这是谁啊，现在说话像个孩子？
克瑞翁：除了我，难道还有谁能在这个城邦发号施令？
海蒙：如果只听命于一人，就不是城邦。
克瑞翁：但是按照惯例，支配权属于统治者。
海蒙：你独治一片荒原会很出色。
我们仍然在使用城邦的语言，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词汇，包括古代和现代的，都出自希腊或罗马：独裁、暴政、专制、政治和政体、共和国、参议院、城市和公民、代表，等等；几乎是全部，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只属于现代的可怕发明，既是词语也是行为企图，即“极权主义”。在工业时代之前，这是一个不为人知也无法想象的概念，若不是民主作为多数人的权力而得到发明和传播，这个概念本来也不可能产生。专制君主和暴君主要依赖于被动的人群；他们不需要集体动员，况且让农民集体放弃土地耕种既不容易也不实际，即使放弃，农民在战争中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拿破仑后来说：“未来的政治将是动员民众的艺术。”只有工业化和现代民族主义才创造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
民主：挑起战端的词
如果说对我们来说“民主”几乎总是“好事”，即便有时对所有人来说都有点模糊，那么对希腊人来说，它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划分派别、挑起战端的词，把人按治理学说和社会阶层区分开来。贵族派别发起过反政变，来对抗治理国家的民主方式，这些派别的鼓动者和同情者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把demos视为表示敬意的“人民”（如数个世纪后的贵族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将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举杯祝酒：“献给我们的主人，人民”），而是视其为暴民，即无知而报复心强的群众，那些一贫如洗、受不起教育，因而不适于参加公共辩论、担任公共职务的穷人；以及那些太容易随煽动者摇摆，被对方拿空洞的许诺换得权力的人。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中用恶语公开指责民主是让舆论统治着知识；只有那些对事物的本质有哲学认识的人才适合统治——如果我们从字面上解读柏拉图（是否应该如此解读还有待商榷），那么除了在僭主或国王那里，这种观点基本上不受待见。总体来说，柏拉图向往的是品质卓越和个人完善这类理想化的贵族美德。
民主的根本理想是自由（eleutheria）。这种自由既是参与决策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几乎是义务，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个人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在公众集会上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自由，以及在家庭隐私状态或讨论会（symposia），即男性的社会讨论俱乐部中自主发言和思考的自由。平等受到推崇，但那是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绝不是经济平等（除了在一些讽刺戏剧和喜剧的狂想中，甚至是女性集会上女性之间的平等）。此外，还有城市本身免受外部征服的集体自由。作为整体的希腊人以身为自由人（eleutheroi）而自豪。他们不仅作为集体是自由的（实现这种自由经历了一些困难，最明显的是来自波斯诸帝王的支配），而且认为自己作为个体在道德方面优于他们所谓的野蛮人（barbaroi），原因就在于，野蛮的波斯人无论多么见多识广，都不享有自由的政治和民主。这是一种文化差别，而不是种族差别，是自由人的文化与专制主义臣民的对立。
贵族统治的难处和弊端都很多。主张在治理活动中由明智而经验丰富的人来统治，存在明显的缺陷。亚里士多德在演讲集《政治学》以及关于政体的研究中指出，贵族制作为一种理想，太容易要么沦为寡头制，即权势者的统治，要么沦为富豪制，即富人的统治。然而，政治和良好的治理活动都需要技巧和智慧。最好的答案就是找到某种中间道路：少数人经由多数人的同意进行统治，即“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无论如何，少数人的统治总是需要安抚多数人，尤其是为了国防和战事。用雅典人的话来说，要有人为三列桨大战船划桨，并且既乐意又纯熟；郁郁寡欢的奴隶或趋炎附势的雇佣军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它属于捍卫自己的城市，或者积极扩张城市力量的自愿公民。
图2 在英国发现的女神密涅瓦的头部。密涅瓦是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和庇护者帕拉斯·雅典娜在罗马的化身
民主的两张面孔
不过，民主制度也有属于自己的困难，即使雅典人将民主拟人化为女神，并把她与庇护者和守护神雅典娜处处放在一起献祭。让所有有发言权和投票权的人（数以万计，虽然在一座城市的实际居民中总是少数——妇女、青年、外邦人和家奴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都加入进来，则意味着冗长的数字、无尽的会议以及公职的频繁轮换。我们现在称之为“直接民主”，与之相对的是当代的“代议制民主”，此时大多数人所要做的不过是选举代表，其时间间隔在希腊人看来漫长得有些危险。希腊人的社会就是所谓的“面对面社会”。事实上他们认为，除非在相对较小的城邦中、每个人都熟知事态的情况下，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城市不应该大于“传令官（stentor）声音所及的距离，这样传令官或公告员的声音就能从城市的一边传到另一边；也不能大得让每个公民无法知道所有其他人的性格”。（今天，我们通过电视来了解庞大社会中的其他人。）亚里士多德可能认为，即使是雅典在爱琴海一带培植的由更小城市组成的小帝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
然而，民主的理想是清晰的，对这种理想的一次伟大陈述历经数个时代流传了下来，久久回荡，此即伯里克利演说。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向雅典同胞赞颂他们的民主，由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述下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整个欧洲和美国，连同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新成立的共和国中，每个小学生都至少知道其中的段落。对经典作品的研究很少是政治中立的，往往也绝不是反动的。
任何人，只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有能为国家所用的东西，就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一如我们的政治生活自由而开放，在人与人彼此的关联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如果邻居以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我们便不会与他关系紧张，也不会对他怒目而视，这样的注视虽然不会带来真正的坏处，却会伤害人的感情。我们在私生活中自由而宽容，在公共事务上却谨守法律。原因在于，它要求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意……在这里，每个人不仅对个人私事怀有兴趣，也将国家的事务放在心上：即使是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自身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极为了解——当代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我们不说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会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而是说他在这里毫不相干。而我们雅典人，亲力亲为，对政策做出决定或提交给适当的讨论：我们不认为言词与行为互不相容，最糟糕的事情是在对后果未作恰当讨论之前，便贸然采取行动……
是的，的确，“只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有”。对妇女之平等地位和奴隶制之极度不公的坚定而有效的信念，又用了两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被广泛接受，而且还不是普遍接受；但是，解放要求的是在现有民主（尽管语义含糊）中拥有平等权利，不需要改造或拒绝民主；实际上，19和20世纪的改革者，无论男女，都使用了民主的论据。不过，请注意两点。的确，“我们谨守法律”。不言而喻的是，漠视秩序的人没有自由。但是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实际的含义他们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正如伯里克利的演说可能暗示的，他们认为，公开的公共讨论和辩论之后所给出的同意无法带来对法律的服从。毕竟，最重要的或者说基本的法律是城邦本身的传统，往往归于奠定传统的神话人物，并在城邦守护神的传说中被人格化。这些正好构成了城邦的身份。主张改变这些法律会被视为可怕的罪行，几乎就是在提倡从身份、历史和神圣性方面集体自杀。当然，城邦管理的法律或规定必须经过公开辩论才能通过，为了城市的存续和福祉及其基本法律的缘故，也可以加以改变。埃德蒙·伯克从现代眼光来看是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他在1780年代有过一句名言：“为了保存，必须改革。”这句话点出了同样的差别，尽管其界限本身一直没有定论、一直可以争论，且往往含糊不清。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焦虑地、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