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主 [17]
在开展竞选时，党的领袖可以用朦胧的诚意把难题撇在一边，不作真正严肃的辩论。各政党集中精力于中间立场：降低税收取代公共支出成为选举的口号。新的中间阶级远比老的中间阶级更崇尚个人主义、更专注于自我和家庭，对公共服务更为冷淡，更少认为权利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党的领袖和管理者变得公开、坦然地对直接的选举策略、个性设计和媒体表现兴趣盎然，甚于对思考和倡导与长期社会需求相关的观念和政策的兴趣。那些曾在社会民主政治领域呼风唤雨的城市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都从事着“拯救鲸鱼”、“禁止转基因食品”、动物权利等大小事业，却不涉及贫困问题和经济不公。他们会批判种族主义，斥之为实际上是对人的尊严和任何一种民主的冒犯，却不去直面歧视的根本原因——赤贫、经济上的不利处境，甚至是相对剥夺。英国的政治领导人曾经惯于在演讲台上和回忆录中，把英国的民主和自由归于在地方政府和志愿机构中服务的伟大传统，现在却突然开始贬低地方政府甚至把它说得一钱不值，说它是国家政治和选举策略中的一张百搭牌，并发表旨在恢复志愿服务的言论——当然是有利于灵魂的，却也有利于节省政府服务并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不久以前还被视为民主的根基。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可怕事件成为一个借口，用来激起民众热情，漠视曾经伟大的宪法权利和公民权利传统。
用带有一些民粹主义色彩的词来说，现在我已经陷入了一种境地，政治思想家会更为冷静也更为理论化地把它表述为自由主义民主与更为古老的公民共和主义观念（强调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与他人一齐如此行事是一种道德教育。事实上，在英国和美国，严肃的政治思想得到显著传播和复兴至少已经有十几年了。唯一的困难是它只限于大学，学者们彼此交谈，也和他们聪慧的学生交谈（不像大多数商业研究那样轻而易举）。它对政治家或新闻界影响很小。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曾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竟然一直伴随着一种理想的衰落，即人民的政府应该由人民来管理。”
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作家普遍认为，使个体公民的自由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确保每个人都在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声称，只有通过这样的充分参与，才有希望防止政府的事务落入统治阶级的手中。然而，自17世纪以来，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却否定了这种观点，转而赞成反差强烈的另一观点。关于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公理是，使自由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必定是把公共需求被合法地加诸私人生活的程度降到最低。
我只是不同意他在暗示中把期限定得过于死板。这种公民共和主义在早期的美利坚共和国表现得很强烈，却在美国内战后“胜利的”民主资本主义中，作为平民力量被一扫而空；这种堪称对自由的积极态度，在宪章派和劳工运动中普遍存在：自由不仅仅是不受干涉，而且是为了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而自由行事。不过，这并没有贬低他所提出的宽泛的观点。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机构的规模，似乎对好公民比对积极公民需求更甚：民主机制相对平稳的运行和安全，实际上有可能看起来降低了对民主精神的需求，从而扼杀积极的民主精神。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几乎所有重要指标，现在都显示出明显的下降，不仅表现在投票人数上。
公民资格
最后要问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卢梭的问题：我们能进行民主教育吗？关于政府，有什么样的例子能够提供帮助或成为阻碍？恰巧我被任命为某教育大臣顾问小组的主席，职责是：“提出关于在学校进行有效的公民教育的建议，包括参与民主政治的性质和实践；个人作为公民的义务、责任和权利；以及对社区活动的个人和社会的价值。”“有效的公民教育”和“参与实践”，这是我能够忍受的职责，付出的小小代价是，对这些煽动与政府的总体风格或集权政策之间的反差（矛盾？），尤其是在本党内的反差，暂时保持沉默。幸运的是，政府并不完全和谐一致。他们当然想要良好的行为和良好的公民，但也想要（昆廷·斯金纳和我有时候太悲观了）关于积极公民或公民共和主义的古老语言和愿望，这样的语言和愿望在一些关键背景下不断爆发出来，比如在获取法定公民权的新誓约中、在对我任职的委员会的职责中。最终的报告获得了一致同意，被确定为英国中学新的和必修的课程。它规定：
我们的目标在于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让人们认为自己是积极的公民，有意愿、有能力，准备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影响，并有批判性能力在说话和行动之前衡量证据；巩固现有的社区参与和公共服务传统中最好的内容，并把它彻底地扩展到青年当中，使他们作为个体有信心在年轻人当中找到新的参与和行动方式。
我常常疑惑，我的小组中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正在支持公民共和主义的激进议程，而不是自由主义民主那要求较低的“良好公民”和“法治”责任。下给学校的“公民令”为这个更为激进的议程提供了工具：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参与学校和社区事务；学习辩护技巧；把“政治素养”视为技能、知识和态度的混合这一观念；学会意识到文化多样性——英国国内的不同民族、宗教和种族；所有这一切，以及在之前没有国家公民课程的地方的更多内容。我常常疑惑，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社会所产生的渐进却真实的效果（如果有什么效果的话，现在也是掌握在教师而不是政府手中），以及对于政府本身的行为产生的效果。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苛求，在如何实现自己的要求方面更有见识，而且更令人懊恼的是，也更加不可预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自由公民的麻烦在于，政府从来都不太确定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自由。
一面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于政府行为的便利，一面是分裂性更强、更不可预知的公民共和主义理论：两国的一些政要试图消除两者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出于真心诚意还是悲观怀疑，他们试图把公民身份归结为“志愿服务”，或者在美国归结为“对服务的学习”。困难之处在于：过多的志愿服务可能只是意味着，由善意的老年人来告知年轻人该做些什么。志愿者们如果不被视为公民并被赋予执行任务的责任，却又在目标或方法看起来错误或琐屑时没有责任提出修正的建议，他们就可能会成为炮灰并且变得幻灭。
西欧的大多数国家早已在中小学校开展公民教育，现在，由苏联解体而来的国家也把公民教育纳入课程，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想对冲数十年的灌输而不是教育所造成的对政府的悲观怀疑。英国现在看到了这种需求并采取了行动，而美国正在公立中学着手恢复、修复并有望改造（而不是巩固——还言之过早）公民教育。主要动机可能是想恢复或创造良好的公民意识，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认识到的是，这只能是学习积极的公民意识的一个深受欢迎的副产品，旨在把权力赋予年轻人。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以非讨论性的、不带疑问的因而也是无聊的方式来学习“宪制”，这种老式惯例（通常被称为公民课）至少是无用的，在糟糕的情形下对于鼓励民主精神还会起反作用。即使在消费社会的核心，即使是在公共生活中那些人所留下的令人沮丧的例子，也存在这种小小的调解倾向，有可能很重要；或者它至少表明，民主制度背景下的民主共和主义观念如果不是占主导地位，就还没有像思想史家所暗示的那样以任何方式被打败。一些正直之人虽没有读过它，却正在如此行事。
结语
所有关于民主的讨论都没有定论，永无尽头。幸运的是，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形同地狱的还是温和仁慈的，无论是大屠杀还是地球上的新耶路撒冷。正在浮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不是福山愚蠢主张的“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的道德感和责任一样强大，或者说同样脆弱（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学说中，出于某种原因被遗忘的部分）。“主权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主权（如果其中的部分国家曾经有的话）或者像过去那样强大，但是他们在经济领域所能实现的政治缓和，对本国居民来说并非微不足道。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令人沮丧。
图13 柏林墙，1989年11月8日
对于民主来说，这样的局势并不像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中的那样特别安全。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意愿或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广民主，甚至是推广人权。国家之间也没有民主，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论坛上自主地投票，现在的美国政府把国内的院外活动集团置于在全球变暖、维和以及以平等条件组建战争犯罪国际法庭方面采取统一行动之前；“反恐战争”到头来也滑稽而武断。
民主机制有望扩展的原因，主要是在一些重要的消极论据中找到的：一党制国家或军事政权往往经济效率低下、腐败且挥霍无度，其治理行为和计划不受公开批评。这样的政权可能会崩溃而真正地破产，大规模通货膨胀使货币一钱不值，最终可能激起国民叛乱，国家机器的支持者则陷入懒散的绝望。1989年11月参与东欧起义的人们表现英勇，其中确实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莱比锡、德累斯顿、柏林、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地的工人、教徒和学生并不知道警察和军队不会朝自己开火（有时是违抗开火命令）。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人民的力量”和人类的勇气，即便他们只是加速而不是造成这些政权的崩溃。苏联共产党试图通过公开化（glasn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