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时装 [9]
时装产业的演进
文艺复兴时期的时装产业因纺织品的全球商贸往来而蓬勃发展，东西方商品相互自由交流。服装制作应用的技术逐渐成熟、优化，16世纪西班牙的裁剪教材使得更合身的剪裁成为可能。15世纪晚期，战争和贸易使得不同服饰风格在西方世界扩散，其中勃艮第宫廷的浅色风格占据主流，而深色系的西班牙风格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不断传播。这种种潮流都是消费者对奢华和炫耀的欲望的一部分，等到17世纪路易十四对法国纺织品交易施行了制度规定，这种欲望开始变得正式化。这一举措不但巩固了已有好几个世纪历史的纺织品生产与全球贸易网络，法国最高统治者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同时也认可了时装不仅能够塑造民族身份，还可以影响它的经济财富。于是，这一需要在不久后见证了巴黎高级时装公会的早期雏形于1868年成立，为的就是监督巴黎的高级时装产业。与之对应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在持续不断地建设着自己的时装和制衣产业，墨西哥的生产力在1990年代的提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7世纪见证了里昂的丰富面料、巴黎的奢侈品贸易、伦敦的成衣业日渐得到认可和巩固，它们凭借小规模的服装制作，依托专注传统技艺的小型工作室、家庭作坊快速发展。这些生产带动了本地富裕阶层和旅游观光者对时装的消费，它们也是成衣制造的早期尝试，在未来会给时装产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让更多的人穿上服装，产生更多的经济利益，时装产业也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贸门类和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
军需生产为成衣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军品工厂与外包制衣工坊一起为军人生产制服。18世纪及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类生产进一步扩大。早期的成衣生产主要是毫无个性的服装，例如给海员制作宽大的工作服，裤腿肥大通常是他们衣着的特点，还有为奴隶生产的基本服装。尽管本身并非时装制造，这些生产活动还是为即将出现的成衣产业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崛起在成衣产业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1812年，美国军队服装公司在费城开业，成为最早一批成衣生产商之一。伴随美国内战带来的巨大的军服需求，还有淘金热给李维斯带来的牛仔生意，一个基于生产方式和服装尺码标准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兴起了。克劳迪娅· 基德韦尔在她的书中指出，19世纪末人们对成衣的态度出现了一种与之对应的变化。成衣不再被当作拮据和底层身份的表征。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工人和居民需要买得起的服装，并且要“跟主流时装看上去没有多大差别”。城市之中更多时尚潮流随处可见，人们期望自己在人潮之中与众不同的愿望，成为驱动成衣产业的另一股力量。
需求总是和创新紧密相连。珍妮纺纱机（约1764年）提高了面料生产速度，提花织机（1801）使更复杂的织物设计成为可能。然而，正是合理的尺码标准体系的形成使得高效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也使得时装产业从19世纪中叶开始更加发展壮大。举个例子，根据菲利普· 佩罗的著述，截至1847年巴黎共有233家成衣生产商，雇员规模达7000人；而在英国，据1851年的调查，服装贸易雇用的女性数量位列第二，仅次于家政服务。从这一点看，女士成衣产业同样也在发展，与早期男士成衣的情况类似，女士成衣主要是斗篷这类的宽松服装。
胜家公司于1851年投入市场的缝纫机，有时被看作成衣行业发展的革命性因素。然而，直到1879年蒸汽或燃气驱动的缝纫机往返摆梭被发明出来，服装生产的速度和简易性才得到大幅度提升。安德鲁· 戈德利曾有记录，一名熟练的裁缝每分钟能够缝制35针。但到了1880年，动力驱动式缝纫机能够每分钟完成2000针，而到1900年这一速度已经攀升到每分钟4000针。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例如裁剪和熨烫技术的改良，在极大缩短生产时间的同时也减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负担。
1880年代从俄国种族迫害之下出逃的大量移民，给英美两国的成衣产业增添了更多动力，犹太裁缝和企业家也成为时装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伊莱亚斯· 摩西（Elias Moses）在广告中号称自己是“伦敦第一制衣……开创了成衣新纪元”，而后又宣称“当前的制衣速度和火车一样迅捷”。摩西把自身行业效率飙升的技术和更为迅猛的交通方式类比，确实再贴切不过。火车路网不仅加快了贸易和分销，更打开了传播的可能性，将时装潮流扩散到各个阶层甚至不同国家之间。
从19世纪中叶妇女们头戴的用来遮挡海边阳光的黑纱，到越来越受欢迎的舒适的男式西装便服，旅行度假服饰及运动休闲时装促进了成衣产业的蒸蒸日上。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日子里，女性开始进入白领职场，她们迫切需要适合公共场合的新款服装。作为女性着装原型模式的“裁缝定制”也在1880年代得到了新的发展。穿上了女士衬衫的新女性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在此背后19世纪末不同性别群体中众多的新时装风格蓬勃兴起。确实，美国制造的“仿男士女衬衫”在1890年代之初就已经风靡，证明了消费者需求与供应商创新之间的紧密关联，它不断驱动着时装产业向前发展。
如果说18世纪见证了点燃大众对时装欲望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发展，那么19世纪则将这种对新奇与感官体验的热爱转变为遍及全球的视觉和商贸狂潮。发明家们接连开发出大批量生产的裙衬、束身内衣、裙撑等一个又一个专利产品，用最新的技术重塑着女性的身体；橡胶、赛璐珞材质的出现，给渴望拥有精致绅士风度的年轻男性提供了既可以轻松负担又容易打理的洁白领子与袖口；苯胺染料的出现意味着织物可以大胆地将科学革新与时尚融合起来。
成衣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高级时装业也越来越多地习得了商业往来中的博弈伎俩。露西尔和沃思等代表性设计师以及主要的几家百货公司所使用的宣传策略，尤其是时装秀，发挥了巨大作用，将各种流行风格的华美形象广泛传播。这些展示活动在市场的各个层级传播并造成影响，也给想要将最新潮流改造为符合自身价位的生产商们提供了模仿的样板。美国买家尤其热衷于挖掘高级时装真品气质中的商业潜力。他们花钱参加各场时装秀，与卖家达成协议后采购一定数目的服饰，然后根据这些服饰生产限定批量的复制品。如在17世纪之时，“巴黎”就是奢华的同义词，这个城市的名字出现在各式广告、专题报道之中，被世界各地无数的商铺和品牌放在自己的名号里，以作为时尚可信性的标志。巴黎代表了优雅和旧世界的奢华，当其他城市努力打造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畅销的特色时尚风格时，巴黎也为它们的服装产业提供了一种发展范式。
至19世纪末，时尚作为服装产业的一股主要推动力不断勃兴，它把流行服饰带给了更广泛的人群。时装一方面使得人们得以构建新的身份；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的背后是对以女性和移民群体为主的产业工人的剥削。血汗工厂是这一充满活力的现代化进程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自1860年代起，行业丑闻不断爆出，确保如期交货及低廉零售价格的逼仄空间、长时间劳动和极微薄薪水的故事一次次震惊了政府和社会民众。关于生产道德的讨论带来了大规模的工会联合，20世纪早期，限制最低薪酬的法律也得到推行。尽管在剥削劳动力问题上臭名昭彰的是致力于大规模、标准化服饰生产的服装业，时装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从未中断。维多利亚时代缝制定制礼服的那些孱弱年轻女子的形象，在今天被替换成各路信息曝光中服装品牌在亚洲和南美洲雇用的童工。
时装生产商们自古就需要保持与市场的密切联系，并针对消费者对某一特定流行趋势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今天发达的信息网络让服装生产装配可以分包到越来越远的地方。随着20世纪渐渐远去，科技手段使得每一个服装款式的销量数据能在各个店铺的各个收银机上进行整理检点，进而能迅速向工厂下单。运输方式和分销渠道的改进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极大地为一批成功的国际服装巨头们增加了便利，比如瑞典的海恩斯莫里斯（H&M）、西班牙的飒拉（Zara）。这些公司能够快速响应设计师的时装系列，同时密切关注着街头流行的新兴趋势，以复制最新的高级时装，有时候甚至能抢在高级时装上市之前先推出自己的产品。这种模式同样意味着工人的工作环境更加难以保障，引发了针对高街品牌的种种指控，盖璞（Gap）的遭遇就是个例子。
现代时装产业的结构在1930年代已经确立。随着20世纪逝去，这一产业被冠上“快时尚”的名头，从前按季发布的节奏已经被打破，服饰产品如今能够不间断地出新，持续供应给各个高街时尚零售商。1920年代的高速增长为这套系统奠定了基础。那个十年见证了更大规模的投资、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流，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时尚，而不是质量和功能，能够赋予服装甚至汽车更多的卖点。“大萧条”开始后，人员和财力的大量削减让人们更注重精简有效的工业生产，建设国内市场，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区域以作为目标市场，巴黎的高级时装设计师和美国的成衣生产商们，都把南美地区视为新客户的重要潜在来源地。
战后时期，消费市场和国内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美国的支持和商业知识的帮助下，意大利和日本发展出了各自的时装产业，在时尚服装与衣橱基本款之间取得了平衡。确实，这一结合非常重要，泰莉· 艾金斯认为它对于延续一个品牌的商业生命至关重要。她断言美国设计师艾萨克· 麦兹拉西1998年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同名品牌业务，就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时尚服装上，而忽略了经典款式的需求。
这再一次证明了时装产业的善变，设计师和生产商必须考虑周全才能增加并稳定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一点体现在高级时装设计师品牌授权生产、开发的成衣产品线，以及20世纪晚期出现的成衣品牌衍生的副线上，比如高缇耶童装（Junior Gaultier）和唐可娜儿（DKNY）。这些系列依托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