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时装 [18]
中国风是西方对东方服饰奇幻想象的一股风尚。而18世纪时印度棉布空前的流行则表明，印度纺织品生产与印花设计对市场的影响能扩散到欧洲之外，一直延伸到各国在南美洲的众多殖民地等区域。大量印度棉布的低廉价格意味着其覆盖的人群范围前所未有。这也意味着纺织品设计与风格的全球化审美、大众获得时装的途径以及易于清洗的衣饰，对社会各群体（极度贫困人群除外）而言都触手可及。事实上，到了1780年代，所谓的“印花棉布热”引发了各国政府的恐慌，他们害怕各自的本土纺织品贸易会被淘汰。许多国家都通过了限制法案，包括瑞士和西班牙。玛尔塔· A.韦森特写道，据传在墨西哥，女人为了买这些外国时装竟然会出卖色相。然而，最终西方国家在这场传播迅猛的时装大潮中发现，比起与它的热度做斗争，他们更应该好好利用它来构建自己的纺织工业，并且运用从印度织物生产商身上学到的东西，在这场热潮中好好赚一笔，比如巴塞罗那就是这么做的。
这成为将要到来的一场重要全球转变的一部分——从不断创新又适应性强的印度纺织品贸易转向越来越趋于工业引领的西方世界，这一转变在19世纪加快了步伐。尤其当英国取得了一连串用于提升纺织品生产速度的发明成果之后，它取代了印度的纺织品生产，使得印度手工织造纺织品在1820年代几乎被彻底抛弃。随着西方国家开始更加依赖自己的面料生产与出口，而不再依靠进口棉布，时装业在纺织品生产领域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改变。西方时装体系迅速出现，其形式在未来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内都占据着支配地位。机械化先后使得欧洲与美国的纺织工厂能够对变化的品味和时装潮流迅速做出反应。1850年代，欧洲发明的合成染料，尤其是威廉· 珀金发现的颜色艳丽的苯胺紫染料，几乎彻底摧毁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染料工业。桑德拉· 尼森写道，这种染料使得这些新鲜而生动的色调风行全球，改变了从法国到危地马拉等各个角落的传统与流行服饰的面貌。
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不断征服的过程见证了欧洲列强对纺织品贸易的剥削。尽管维多利亚文化中充斥着显著的种族主义态度，但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却仍旧钟情于来自欧洲之外的各种产品，其中包括印度的纺织品与日本的和服。亚瑟· 莱森比· 利伯蒂1875年在伦敦摄政街开办了他的百货公司，里面销售着来自东方的家具和装饰品，由于老板喜欢更加宽松、颜色更加柔和的亚洲风格和中世纪欧洲的垂褶长裙，店内也销售着以此为灵感设计的服装和纺织品。然而，佐藤知子与渡边俊夫证明利伯蒂对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且表达了西方世界对异域风情的幻想与亚洲真实面貌之间的棘手关系。1889年，利伯蒂在日本待了三个月，像其他同代评论家一样，他欣喜地发现在西方的影响下，丝绸变得更纤薄，也更易加工，但利伯蒂不喜欢东方丝绸在颜色与图案上的变化。从日本在1850年代向西方重开国门、开始现代化进程的那一刻起，无论男女都在传统服装之外开始穿着西式服装。对于像利伯蒂这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这种变化破坏了他们对东方世界的既有观念。这种观念十分复杂，因为它已经历了长时间的逐步演变，在西方对异质文明的认知和对东方设计的再次解读下成形，这种解读是对东方作为工业化西方国家的对立面的回应。当19世纪末的“日本热”倾向于认为东方世界停滞不前，与西方时装风格的快速变换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日本自身正迅速地汲取着西方的影响来改良自己的时装设计。
本土与全球化
20世纪伊始，时装产业因而从这一复杂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一方面，某些国家，特别是处于西方对东方笼统概念之下的国度，被视为丰富的感官灵感源泉；而另一方面，西方人通常只把世界其他地区当作一种资源，而非对手。贸易网络几个世纪以来虽然也历经了改变与革新，但常常被西方力量所控制。时装产业拥有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链，然而尚未全球化，真正国际化的公司还未形成，世界各地众多国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时装体系。这并不是说时装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里不存在；其他大陆也上演着时装风格的变幻，由本土的审美趣味与社会结构推动。然而，由设计师、制造商创造，以及零售商与媒体推动的周而复始的时装潮流，在20世纪的后半程发展起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高级时装势力非常强大，驱动着国际时尚潮流。但是，其成功依靠的不仅是个人定制服装的销售，还有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可以购买与复制的时装设计销售。与此同时，伦敦、纽约等城市也在努力建立自己在时装界的身份，格外关注设计师品牌和时装引导的制造业。这一过程为战后时装产业的加速发展和成长奠定了基础。高级时装依旧迷恋着法式风格，但其他国家也迅速发展出自身的畅销时装特色，尤其在成衣领域。美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1930年代至1940年代，美国的时装经常与一种强调统一民族身份的爱国主义神话捆绑在一起推广。到了1950年代早期，尽管在服装设计与元素中继续使用着美国符号，但人们开始更为注重宣传其国际化的时装特质与时尚地位。美国《时尚》杂志充分展示了这一变化，1950年代杂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世界更多国家的时装设计作品。除了巴黎和伦敦在其评论和广告中长期占据重要版面，来自都柏林、罗马以及马德里的时装系列也在每一季中得到刊载。虽然《时尚》关注的焦点一直是欧洲和西方世界，但这充分展示了对高端时尚地位的渴求是如何蔓延开来的。
随着这些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潮流中心，美国依靠其设计简洁、方便穿着的分体服装以及优雅的礼服等强项站稳了脚跟。这些服装在战后销往更大规模的市场，而最重要的是，牛仔裤与运动服开始在战后统治全球。牛仔裤对各个年龄、性别、种族、阶层而言都很适宜，因而成为推动一种清晰的时尚态度的全球化进程最为显著的因素。虽说牛仔裤未必全然是自发流行起来的时装风格，但它们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能搭配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服装，又足以适应个人风格的那种服装的需求。到了21世纪之初，牛仔裤占据了庞大的国际市场，尽管这可能被解读为时装因而也是全球视觉特征的同质化作用，但牛仔裤非常多变，实际上能借助其数不清的排列组合，彰显民族、宗教、亚文化以及个人身份。以巴西为例，马马奥· 韦尔德制作出带有闪亮装饰物的贴身牛仔裤，以凸显穿着者的曲线。在日本，牛仔裤成为人们的一种癖好，收藏者努力寻找着稀有的老式李维斯（Levis）牛仔裤，以及像依维斯（Evisu）这样的本土品牌，它推出了印有品牌特有商标的版型宽松的牛仔裤。给牛仔裤带来丰富多样特点的不止是设计师和受热捧的品牌。当牛仔裤的靛蓝色随着多次水洗变得越来越发白，顺着穿着者的身体折出一条条痕迹时，每个人都能创造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牛仔裤。牛仔裤可以经常根据顾客需求做修改，也可以与二手或新款服装混搭在一起，打造出属于某一特定地域的小规模时装潮流。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抵抗同质化与全球化，或者至少以自己的创造力赋予它们与本土而非全球推动力相关的全新感觉。
因此，穿着者将自己服装和配饰个性化的过程使得原本全球化对视觉风格影响的简单解读复杂化了。但是，在众多例子中，大品牌在全球的扩张带来了商业街、购物中心以及机场免税店，这些地方几乎全都由相同的品牌构成。像飒拉这样的连锁品牌对本地街头出现的时装潮流能快速做出反应，并将其纳入他们的设计中，这一过程能够使他们在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城市的不同分店中销售不同的产品。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西方品牌对市场的统治可能导致世界各国特定社会阶层的时装风格在视觉上同质化，早期的精英人群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全球的时尚杂志中展示着相同品牌的太阳镜、手袋以及其他配饰，然后被渴望获得所谓的全球高端时尚风格的消费者们纳入囊中。其先驱者很明显是巴黎高级时装自17世纪开始的行业统治，但到了1970年代，各国的“喷气式飞机阶层”出现后，人们渴望的就很容易是意大利或者美国品牌了。许多城市的富人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时装风格，从而催生出依赖社会边界而非地域限制的跨国界时装。
尽管如此，细节上的差异仍然显现出来，比如说，一个民族对美丽与性别的理念上的差异。年龄是影响这些时尚潮流解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90年代，英国品牌博柏利标志性的围巾、军装式风衣以及手袋在韩国青年人群中大受欢迎。尽管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同质化的一个实例，但品牌标志的格纹却以不一样的方式被穿者演绎着。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同，人们渴望通身都是设计师服装，从鞋子到发饰的所有单品都是大牌。这种显眼的消费在西方看来并不时髦，西方着重于穿着者组合大牌并将其与古着或无名单品混搭的能力，大牌的商标不过是周期性流行一下。韩国青年对博柏利产品的狂热因而颠覆了其内敛英伦上流阶层品味的品牌形象。
玛格丽特· 梅纳德指出了加强的时尚潮流国际融合之间的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全球化品牌的结果，后者是20世纪末全球变革的产物。她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化开始影响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因而也会影响时装产业。玛格丽特援引了包括共产主义瓦解、后殖民统治终止、跨国公司与银行发展、全球媒体与网络成长等诸多国际事件，认为它们都是为时尚服装与形象带来大规模传播与流通，促使无数国家时装市场觉醒的原因。国际旅行以及移民方式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加速了地域边界的消失，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过程也引发了许多道德问题，例如，西方资本主义对廉价制造业的搜刮，再比如，与其同步崛起的快时尚也已见证了自身工业生产的衰退。从古驰这样的奢侈品大牌到盖璞这类大众市场品牌，都将它们的产品制造外包到了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这引发了全球化最为罪恶的负面影响——对工人的压榨剥削。如今，追踪供应商并维持工厂标准变得十分困难。工人们一直遭受着用工虐待和薪水压榨，他们还常常来自人口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比如儿童或新来的移民。全球化就这样戴上了一副假面，藏身面具之后的是不公正的工业生产勾当。时装产业巨大的地域覆盖范围使得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劳动力很容易被雇用到，来为增长中的国际市场提供廉价时装。这也意味着，奢侈品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