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时装 [16]
规则与变革
伴随着对时尚图片中男性，尤其是女性的表现方式的抗议，各种试图控制或管理时装生产与消费的尝试也不断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禁奢法令一直被强制实施，通过限制特定群体使用特制面料或装饰类型来保持阶级区分，或者是强行向民众灌输节俭观念。例如，意大利通过立法来管制人们在诸如婚礼等仪式上的着装，同时也限制了不同阶层女性领口所允许裸露肌肤的尺寸。这些法令定期在整个欧洲实行，但效果依然有限，毕竟其监管实在难以实现。正如凯瑟琳· 克韦希· 基勒比在提到表达了对服装过度展示的社会担忧的意大利法律时写道：“这些法律本质上就是在自欺欺人：通过法律禁止奢侈品刚好采用的一种形式只会催生新的形式以避免迫害。”由于时装始终处在变化之中，虽然早期的变化速度稍慢一些，立法速度难以跟上这些变化的节奏，而且如基勒比所言，这些穿衣人同样富有创意，通过改变服装的款式以规避法律，并创造出某种时装风格的全新形式。
禁奢法令在17世纪式微，虽然它们在二战时期有过复苏且成效甚著。早期对外来货物的进口禁令是出于经济与民族主义的原因，但二战的时间跨度与范围意味着许多类似的法令又因海空战争大肆展开之后严格的国际贸易限制而加重。物资短缺导致许多参战国实行定量配给。1941年，英国通过发行全年可兑换服装的服装券来管制服饰的生产及消费。每个人所分得的服装券数量在整个战期及战后期有所变化，但它们却对获取衣饰实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英国、美国以及法国的法规还规定了服装生产中允许使用的面料用量，并大大削减了可以使用的装饰数量。获取时装的这一严苛的转变在英国公共事业计划的推动下得到了缓和，这一计划雇用了包括赫迪· 雅曼在内的许多知名时装设计师，设计出既遵守法律规定又时髦有型的服装。然而，新衣服的匮乏意味着人们很难规避战时的限制法令，公众与媒体对过度铺张也持严厉态度，认为这种行为缺乏爱国精神，与全民抗战的努力背道而驰。
战后，苏联阵营国家得以延续对时装的这类限制，并试图给时装加上反社会主义的罪责，这在各国收效不一。东德的贾德· 施蒂茨写道：
通过将女性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与她们作为生产者的角色联系起来，并且将理性的“社会主义消费者习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来宣传推广，官员们努力引导与控制着女性的消费欲望。
然而，根据职业特点设计制造的服装，包括围裙和工装等，吸引力非常有限，而且正如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样，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更具功能性的时装风格之外还发展出一种国家许可的时装与时装意象的不稳定的结合体。这些想要革新时装并实现服装的道德形式的尝试顺从了19世纪服装改革家的倡导，比如古斯塔夫· 耶格尔博士，他提倡无论男女都应当抵制时装的过度铺张，并使用天然纤维的服装，还有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她们呼吁服装应具有更大的平等与理性。
这些旨在管制服装并创造出不伤害动物、人和环境的服装的推动力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形式开始逐渐进入主流观念，同时也融入商业时装之中。在嬉皮士以及与之相关的1960年代至1970年代寻求更为天然的时装以及关注道德议题的运动刺激之下，21世纪之交设计师与顶尖品牌们努力地调和着消费主义的发展与人们对更周到的时装设计与生产需求之间的矛盾。自20世纪早期开始，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管理工人的薪资与工作环境。这是由1911年纽约三角大楼制衣厂大火等事件推动的，其中有146个移民工人丧生。没人知道这间工厂中有多少转包工人，他们领着微薄的薪水，在拥挤逼仄的环境中工作，这意味着许多人根本无法从蹿出的大火中逃生。虽然类似的事故引发了针对血汗工厂的广泛抗议以及对最低薪资保障的呼吁，这样的现象直到今天仍旧未能彻底消除。随着大城市租金上涨，大批量生产向更偏远地区转移，最终迁到了南美洲和远东地区更为贫困的国家，那里的劳动力和房屋都更为廉价。所谓的“快时尚”，即品牌竭力供应着的时装秀上刚刚展示的最新时装，引发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品牌要不断以尽可能的低价在全年投放新的款式。
热门的高街品牌使用雇用童工生产的供应商这一行为一直以来遭到了各种控诉。2008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BBC）与《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做了一篇报道，指称廉价品牌普利马克（Primark）的三家供应商使用印度难民营中的斯里兰卡幼童，在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为T恤衫缝制装饰物。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普利马克立即解除了与这批供应商的合约，但报道揭示了当代时装产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廉价服饰的便宜易得让人们对时装的获取更加民主化，可是又变相鼓励着消费者把服装当作短期消耗品随意抛弃，再加上生产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自然使得剥削成为潜在的后果。面向大众的时装连锁品牌都宣称，是巨大的销量使得它们的服装价格变得亲民。但是，这一模式中却存在着道德以及人力的成本，因为供应链正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难以追踪。记者丹· 麦克杜格尔是这样说的：
英国现在有句话叫“急冲到底”（rush to the bottom），就是人们用来形容跨国零售商们雇用发展中国家承包商的行为，这些承包商通过偷工减料来为西方出资人压低补贴，提升利润。
普利马克并非面临非议的唯一连锁品牌；其他品牌，包括美国的盖璞，它们的供应商同样出现了许多问题。像英国“人树”（People Tree）这样的品牌因此力图避开上述商业模式，它们与自己的供应商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努力地创造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在那些生产其产品的国家里为当地社区造福。更大的品牌，比如AA美国服饰，也采取行动，通过使用本地工人来防止出现血汗工厂现象。这两个品牌还努力使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面料。牛仔与棉花生产中漂白与染色工艺的毒害，促使有机和非漂白产品在市场各个层面上涌现。与前几十年生产的早期产品不同的是，如今的生产商意识到，即便对于合乎道德的产品而言，消费者也会期待它们有时尚的设计价值。小众品牌像是鲁比伦敦（Ruby London）在其产品中加入时髦的有机棉紧身牛仔系列，瑞典品牌Ekovarnhuset除了自有产品线还出售其他生态时装品牌，创造出既时髦又环保的服装。甚至海恩斯莫里斯、纽洛克、玛莎（Marks and Spencer）这样的大品牌都引入了有机棉产品线。高级时装也开始涵盖越来越多的合乎道德的品牌。斯特拉· 麦卡特尼拒绝使用动物皮草或皮革，丹麦品牌Noir的设计师们则把前卫的时装风格与严格的道德经营方针结合起来，方针包括支持生态友好面料的发展。
此外也有一些设计师提倡“减少购买”但投资使用周期更长且较为昂贵的单品的理念。这种“慢时尚”理念下的产品系列就有马丁· 马吉拉纯手工制作的“手工”系列服装。《纽约时报》的记者阿曼德· 利姆南德尔分解了这些奢侈品的相对成本后计算得出：以一件拉夫· 西蒙为极简风格品牌吉尔· 桑德（Jil Sander）设计的定制男士西装为例，它的定价为6000美元，需要花费22小时制作完成，也就是说平均每小时单价为272.73美元。尽管这一算法并不能预算出每一次穿着的成本，它却倡导人们转变态度，拒绝快速变换的流行风格与按季购置最新时装的行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负担得起这些必需的初始投资。不过，慢时尚指出了人们试图让时装更符合道德准则所做的努力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消费本身就是问题症结所在。时装给环境造成的影响覆盖了一系列问题，从棉花等天然纤维种植过程中的生产方法与行为，到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公众对新款时装的渴求。
日本连锁品牌无印良品（Muji）的再生纱线针织服装系列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巴黎的马里籍设计师克叙里· 比约特在设计中使用回收的旧毛衣则是另一种思路。这些服饰都依赖二手织物与服装，可以视为对20世纪末转向古着与跳蚤市场购置时装行为的一种配合。这些时装对环境的影响更小，并减少了生产过程，但它们不太可能完全取代现有的时装产业，尤其是考虑到它巨大的国际化范围还有与其生产与营销息息相关的巨额资金。
图17 远东地区的许多市场出售奢侈品牌It手袋最新款仿制品，价位仅为真品市售价格的零头
道德购物本身也存在着异化为一股时尚潮流的风险。随着全球经济在21世纪头十年里衰退，许多报道不断质疑着“衰退时尚”（recession chic）与“感觉良好消费主义”（feelgood consumerism）这类理念，它们建立在人们购买有机或符合道德准则生产的服装时内心的美德体验，即便他们的购买实际上并非必需。问题停留在消费者是否自愿拥有更少物质，并减少把购物当作某种获取休闲与愉悦的渠道的行为，以及道德化的品牌是否能坚持对应该购买何种产品的评判并维持自己的发展。
遍布全球的仿制品市场兜售着最新款的It手袋复制品，表明了身份象征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以及时尚能够诱发人们对具有奢华与精英风格物质的渴求。随着时装覆盖了所有社会层次，并吸纳了国际知名品牌，监管其生产或管制其消费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靠大规模重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并变革全球化产业模式。这一产业在数世纪以来不断成长，引诱消费者并满足他们对服装触感与视觉魅力的欲望。
第六章 全球化
曼尼什· 阿若拉（Manish Arora）2008—2009秋冬系列以艺术家苏伯德· 古普塔整齐布置的不锈钢厨具装置艺术为秀场背景。这一金属布景为那些关于印度文化的陈词滥调作了一次讽刺的注解。古普塔闪闪发亮的陈设同时也预示了阿若拉时装秀中主导的冰冷的金银色调。他的模特被装扮成未来女战士的模样，并混合运用了许多历史元素，创造出金光闪闪的胸甲、硬挺的超短裙，还有接合的下装。罗马角斗士、中世纪骑士以及日本武士形象都得到呈现，并通过带刺的面具来强化充满力量的形象。这些来自各国的灵感元素，在阿若拉标志性的色彩明艳的三维刺绣、珠饰及贴花工艺之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工艺进一步体现了其融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