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时装 [15]
那么一张丑恶的脸！她每年还花我40镑去买那些水银和猪骨头。她所有的牙都是在黑衣修士区做的，两根眉毛是在斯特兰德大街画的，还有她的发型是在银街弄的。这城里每一处都拥有她的一部分。
这种可以花钱买到美貌的观念，在这部剧里包括能够把脸变成时髦苍白色的水银，深深突显了时装与生俱来的表里不一。奥特夫人的购物之行意味着她的外貌更多地属于流行的零售商而非自然天成。因此，她不仅是在欺骗她的丈夫，还愚蠢地花着大把的钱想重回青春。
这一主题在接下来的各个时期里通过布道词、宣传册、专著以及绘画不断发展。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讽刺画家，最著名的有克鲁克香克和罗兰森，画过一些装上假发、精心打扮了的年长女人，她们的身子用各种垫料和箍圈重新塑形，打造出身体曲线，使其符合当下的审美理念。1770年代，人们取笑最多的是高耸的假发顶上还插着一英尺长的羽毛；接下来的十年里，嘲笑声则转向裙身背后的臀垫；到了世纪之交，又开始嘲弄本就纤瘦的女子在身着最新潮的筒裙后看上去更加瘦弱，奚落丰腴的女士穿着同样的流行时装则看起来更加臃肿。
这种种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女性身体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态度。女性当然被视为不如男性重要，卫道士们还要监督着她们的衣着、仪态、礼仪还有举止。社会阶级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对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的女性有着不同的标准与期望。有一点极为重要，所有女性都应当保持体面的形象，将自己与风尘女子清晰地区别开来，避免让自己的家人蒙羞。因此，女人们必须精心考虑如何使用时装；过多的兴趣容易引人非议，可兴味索然也会导致女性遭人质疑。时装在性别塑造中扮演的角色意味着它对于人们对自己的个人与集体身份的投射是一个关键元素。男人们因为时装选择而受指摘的情况要少得多，但他们依旧必须维持好与自己的阶层和地位相一致的形象。然而，那些过于热衷时装的年轻男子们确实也会遭到强烈的道德谴责。18世纪初，《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把热衷打扮的学生描述为“一无是处”，像女人一样，“只会以‘衣’取人”。这或许是男士时装在色彩、装饰及款式上已然绚丽纷繁的最后一个时代了，因此想要反叛则需要更大的努力。正如《旁观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挑战社会预期，甘冒被斥娘娘腔的风险。
这类男性多数都遭遇过性取向甚至是性别的怀疑。1760年代到1770年代，这批“纨绔子弟”（Macaronis[7]）与他们最直接的前辈“花花公子”（Fops）一般，招来讽刺画家和批评家们的嘲笑。这些以意大利面命名的年轻男子们用色彩艳丽的衣着炫耀着自身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种种关联。他们的服饰夸张地演绎着当下的时装潮流，以超大号的假发为特色，有时还会扑上一些或红或蓝的粉，而不是常见的白色。他们身穿的外套剪裁极为贴身，形成曲线延伸到身后，且常常被描绘成一副姿势做作的样子。“纨绔子弟”们在许多方面都冒犯了男子气概的典范；他们被认为柔柔弱弱，既不爱国又自负虚荣。各种组织松散的过于时髦的年轻男子群体取而代之，每一个群体的打扮都极力夸耀着自己的与众不同，并反叛着社会观念。其中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公子哥”（Incroyables），还有19世纪英国的“时髦人士”（Swells）和“花花公子”（Mashers）以及美国的“时髦男”（Dudes）。每一个群体都运用夸张的打扮、异域风情的时装以及对发型和配饰的格外用心来突显自我风格，并以此声明他们要挑战传统的男性典范，因而也是挑战现状。
图16 18世纪的“纨绔子弟”们因他们浮夸的衣着风格与忸怩的行为举止备受讥讽
自1841年开始，《笨拙》（Punch）杂志就喜欢在嘲讽时装中找乐子，另外也刊载一些以时尚的名义穿着衬裙、束腰和裙撑以将身体扭曲成精致形态的女人的图片。伴随这些讥讽评论的还有医生们的严正警告——穿着鲸骨束身衣将会危害女性的身体健康，但这些声音却几乎无法削弱这类服饰的受欢迎程度。性别依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了女性化的形象，女性必须穿着这些内衣，可她们又因为穿着这些束身衣被人们指责为不理智。这种双重束缚又扩展到那些被视为过分男性化的服装，哪怕它们比起高级时装更为实用。1880年代，当女性走上白领职位，她们身着的所谓定制服装，即基于男式西服改造但加上裙装的套装，被认为将女性转变成了男性。的确，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服装确实被看作穿着者性别、性向、阶层以及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任何不明确都可能引起误解与指责。
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长期以来人们认定女性不应穿裤子的观念中，这一观念认为女人穿裤子是对性别角色的扰乱，暗示着女人一心要夺取男人的支配地位。种种担忧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42年，女演员阿莱缇在巴黎目睹的穿着裤装的女性人数令她大为惊骇。虽然正处战时的艰难日子，她仍旧认为不应为这种行为找任何理由，并且：
对于那些完全有办法买到靴子和大衣的女人来说，选择穿裤子简直不可原谅。她们无法给人留下任何好印象，而这种缺乏自尊的行为只是证明了她们糟糕的品味。
这个例子不仅揭示了缺失女性特质可能给人带来的恐慌，同时也强调了类似这样的道德指摘中的社会因素。身处某些特定职业之中的劳动阶级女性，包括采矿业和渔业，自19世纪以来就穿着裤子或马裤。然而，她们实际上都隐形了：字面意义上，绝大多数身处她们日常职业环境之外的人根本看不到她们；隐喻意义上，全然是因为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根本无视她们。
在对时装如何可能掩盖一个人的本来地位甚至炫耀其地位以作为对权威的挑战的种种道德担忧之中，阶级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到了20世纪，人们素来对藐视中产阶级体面与礼仪理念的服装的质疑，此时又因众多故意挑衅的亚文化群体的崛起而加剧。在1940年代初的法国，“先锋派”（Zazous）群体中男男女女们细节丰富的西服套装、墨镜，以及美式发型与妆容引起了社会的惊慌。大众与媒体对他们穿着的愤怒集合了一系列常见的问题。他国的时装风格在本国人看来是不爱国的，尤其是当时正处在战时的大环境下，即便美国人身为盟军。他们夸张的服饰和妆容打破了基于阶级建立起来的优雅品味的观念，同时张扬着好莱坞彰显自我的浮夸风格。虽然他们的风格一直只限于一个数量很少的年轻人群体，但“先锋派”们对电影明星时装的效仿以及对爵士乐的热爱却是对法国文化的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对抗，而此时的法国正处于被纳粹占领的威胁之中。
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青年文化持续上演着对关于行为表现的社会规范的破坏。在英国，阶级在塑造亚文化的本质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60年代，“摩登族”模仿中产阶级的体面打扮，穿上了整洁、合身的西服套装，而“光头党”（Skinheads）则基于工装强化了这一风格，显示出强烈的工人阶级身份。在这几个例子中，青年文化都是在群体成员对于新奇事物的探索，以及对某种音乐风格的热衷这两者合力推动下发展的。到了21世纪早期，工薪阶级青年以及无业青年中出现了一个影响更广的群体。Chavs[8]总是被人们指责毫无品味，原因就是他们对身上醒目的品牌会不自觉地炫耀，对中产阶级所秉持的时尚理念也毫不尊重。媒体报道暴露了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这个词很快就与政府住宅群的青少年犯罪产生了关联。Chavs身上具有攻击性的运动装与工人阶级负面的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可以轻松识别的内城区不法分子的视觉体现。
媒体对青年风格的每一种新形象的指责，展现了破坏现状的反叛行为所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日本，东京的原宿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街头时尚的焦点，青年人群从这里衍生发展出了许多穿衣搭配的新方式。少女们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新风格，从种种来源中自由地组合各种元素，其中包括高级时装、过去的亚文化、动漫以及电脑游戏。事实上，她们这种混合的时装风格反映了电脑虚拟角色中天马行空的个人形象设计，后者在远东地区极受欢迎。原宿的街头时尚公然反抗了父母期望中女孩应当展现出的端庄矜持的形象。流行歌手格温· 史蒂芬妮打造了“原宿女孩”四人舞团，在她的音乐录影带、演唱会现场演出，给这些风格又添上一层争议。韩裔美国喜剧明星玛格丽特· 曹曾经批评过史蒂芬妮对这种亚洲时装风格的不恰当使用，认为她对这些“原宿女孩”的利用极其无礼，她强调：“日本校服有点像扮黑人时用的化妆品。”她的意思是这些舞者代表了一种种族身份的刻板印象，不过是用来为白种人的表演增加气氛罢了。史蒂芬妮的时装风格本身受到了日本街头时尚的影响，但她这些伴舞把这种风格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她们的存在确实不仅体现了对服装借鉴国外风格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究竟谁有权滥用这些时装风格，同时还有对将种族形象刻板化的道德担忧。
此种担忧的另一个不同表现是，人们对选择戴着希贾布头巾以作为宗教信仰与种族身份标志的年轻穆斯林女性的那种困惑又常常有些过激的反应。后“9· 11”时代里人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恐惧，加上公众以及媒体认为这种外在区别属行为失范的观念，使得在某些法国学校女孩们被禁止戴希贾布头巾。这引发了人们的抗议，也更加坚定了部分穆斯林女性对于希贾布头巾重要性的信仰，它不仅是她们宗教信仰的象征，也是对西方理想中的女性特质以及当代时装裸露身体的一种质疑。
这一议题使得在一些极其特定的案例中，针对少数族裔群体衣着和外貌展示或处理方式的道德抗议更加尖锐。模特圈子对非白人女性的忽略是行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媒体一直在抗议，杂志有时也会做一些一次性的特辑，例如意大利版《时尚》2008年7月刊的所有专题大片全部使用黑人模特，但白人女性依旧统治着T台，时装摄影和广告也不例外。作为非裔英国人的一员，行业顶级的模特乔丹· 邓恩曾说过：“伦敦并非一座完全由白人构成的城市，那么T台上为什么一定要都是白人呢？”时装业对多元性的这种固执的无视，恰好是广泛文化范畴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