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无神论 [3]
这些证据形式都极为薄弱。灵媒不可靠。当然，有些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灵媒与自己深爱的人发生联系。然而，这种个人信念并不是很好的证据。人有很多深刻的情感需求使人相信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看来荒谬的东西，但在丧亲之痛中，这种荒谬应该得到更富同情心的称谓。事实上，从来没有灵媒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可以确证他们是在与“灵界”传递信息的事情。鬼神就更不可信，而濒死体验也无法提供证据，说明我们在死后仍然存在。甚至顾名思义，“濒死”体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此时，非无神论者可能会用大量的证据进行反驳，他们认为无神论者无法对这些证据做出回应。灵媒带着人们找到被谋杀孩子的尸体怎么解释？这种信息活着的人不可能知道。如果灵媒不可靠，那警察为什么会参考他们的说法？你怎样解释灵媒对寡妇说出只有她死去的丈夫才可能知道的事？
非无神论者要求无神论者对这些存在逝后之世的证据一一做出回应，是不公平的。任何人要对每个论断都做出评价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不过无神论者无须对这些例证一一进行反驳。他们只要诉诸一般原则即可。
第一个要说明的一般观点是，几乎所有此类证据经过细致考察都会比其自身要薄弱得多。正如大卫·休谟指出的，我们有一种被奇迹和神秘所迷惑的自然倾向，这使我们有强烈的意愿去相信那些非同寻常的故事。无神论者可以不无道理地说，在所有经过细致考察的例子中，他们都发现这些证据与初看起来不同，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类似的例证都同样薄弱，除非被证明并非如此。因此，责任在于非无神论者，不要要求无神论者做出解释，而要给出比重复的传言更确切的例证。
不过，无神论者的第二个回应更为重要。所有用来证明有逝后之世的证据都是薄弱型的证据。那些所谓的与亡者发生交流的案例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接近那种一般性的、可观察的、可验证的数据的证据，这些才是有力证据的典型特征。所以，对非无神论者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几个证明逝后之世存在的薄弱证据足以胜过证明人类意识必然会消亡的大量有力证据？如果证明逝后之世存在的证据是有力型的，那么它们相对稀少的数量也许不那么重要。如果，比如说，一个人站在一间房前，房子里的人自焚了，但他仍可以对这些人说话，这些人也能对他说话，那么仅这一个超越生死的案例就足够使无神论者重新审视他们对人类生命有限性的信仰。但证明逝后之世存在的证据都没有达到这种效力。当人们更重视轶事性的薄弱证据，而非证明生命有限性的有力证据时，就有种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的味道。
这就是即便是那些真的令人困惑的证明逝后之世存在的证据也无法为非无神论者赢得论辩的原因。让我们假设有这么个例子（或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灵媒说出了只有亡者能够知道的事情。这里的重点仍然是，这些稀少的、不可复制的薄弱证据不可能压倒证明我们生命有限性的大量有力证据。要记住灵媒每天都会有上百万份报告。单凭运气，其中有些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要认为这些“通灵”案例的单个证据比我们所知证明生命有限性的证据更有力就无异于愚蠢了。
在撰写这一节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我的论说在面对人们对逝后之世的强烈渴望或信仰时会苍白无力。这就使我们重新回到证据的缺席和缺席的证据的问题。正如强迫症患者不管回去检查多少次房门，仍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锁了门一样，相信可能存在逝后之世的人也无法完全相信这种可能性会被完全排除，不管他们检视了多少次相关证据。总是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性：证明生命永恒的有力的、可检验的“决定性的证据”（killer evidence）会出现。这种永恒的可能性支撑着那些相信逝后之世的人的希望和信仰。
问题是很多信仰都有这种永恒的可能性。例如，你明天就可能发现自己一生都生活在一台虚拟现实机器中；发现外星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筹划侵略地球；发现教皇原来是机器人；发现阿波罗计划从来没有实现登月，整个登陆是在录影棚里拍摄的；发现福音派基督徒原来一直是对的，审判日已经到来。这些事情可能是真实的，但这种可能性并非相信它们的理由。事实上，我们目前所获得的证据都强烈表明它们不是真实的，这一点反而是我们不相信它们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认为无神论者的信仰有些过分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人们说，由于无神论者不可能确定人死后没有生命，那么他们不相信逝后之世就是愚蠢的。他们最多也应该是搁置信仰，持不可知的态度。（有一点很有意思，很多认为无神论者应该转为不可知论者的人本身是宗教信仰者。如果他们的看法一致的话，难道他们自己不应该也是不可知论者吗？）
但这种看法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对此持一贯的态度，你就会对所有可能不真实的事情都持不可知论，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总有可能出现证据证明你是错的。但谁会认真地认为我们应该说“我既不相信教皇是机器人，也非不相信”，或者“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这块巧克力后会不会变成大象”。由于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这些奇怪的说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相信它们，不保留判断。
无神论和教条主义
我认为很多宣称无神论者应该成为不可知论者的人犯了错误，他们把我之后会谈到的“坚定的信仰”（firmly held belief）与教条主义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可取消性”这一术语。如果信仰或真值判断被证明为不正确的可能性存在，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是可取消的。因此，不可取消的信仰或真值判断不存在被证明为假的可能性。
清楚地区分可取消和不可取消是一个恼人的哲学问题。在传统上，所谓的分析性真理，如“1+1=2”和“所有的单身汉都没有结婚”等仅凭语义就知为真的命题，被认为是不可取消的，而那些有关自然世界的事实性判断则被认为是可取消的。也就是说，太阳明天不再升起是有可能的，虽然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认为太阳明天会升起的信念就是可取消的），但没有什么事会使1+1不等于2（所以，认为1+1等于2的信念是不可取消的）。然而，有几位哲学家，著名的有奎因，认为即便是数学真理也是可取消的。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也许会找到理由说1+1不总是等于2。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进入这样的哲学深水区。我们只需借鉴可取消性的概念来说明教条主义与坚定信仰之间的差异。教条主义的基本形态是，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不可取消的，而排除这种信仰出现错误的可能性的做法又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教条主义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上帝不存在，且这种信仰不可能是错误的。同样，教条主义的有神论者会认为上帝存在，且这种信仰不可能是错误的。可以公平地说，这些教条主义者的信念都不太合理，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如此确定自己是正确的。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成为不可知论者。这只意味着他们的信仰应该容许可取消性：他们只需要承认他们可能是错的即可。这不是不可知论。事实上，一个人可以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同时又承认这种信仰的可取消性。例如，一个无神论者会说除了成为无神论者之外，其他信仰都没有什么道理，还会说他无法想见有什么情况会使自己放弃无神论的信仰，即便如此，只要他承认他有可能是错误的，他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当然，除非一个人诚恳地承认这种可能性，而非做做样子，否则也不能真的说他是非教条主义者。但只要有这种诚恳在，一个人就没有理由不可以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由此他就在无根据的不可知论和教条主义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
为什么这条中间道路经常会被忽视呢？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谬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很多哲学家，如柏拉图，他们认为知识要么绝对确定，要么就不是知识。我们倾向于认为，仅仅是引入怀疑的余地就足够让我们暂时停止自己的信仰。如果不确定，就不要有观点。但我们不能遵从这条准则。也许除了我们自己的存在外，我们对任何事都无法绝对确定（即便是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也要在自己意识到的时候才能确定）。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自己不确定的事的话，那么我们会对所有事都存疑搁置。我们从“绝对确定是虚妄的”这句箴言中学到的不应该是这一点。它不符合这个事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而这个观点本身也许也是错误的。
与其他人一样，我也反对教条主义无神论，就像我反对教条主义有神论一样。事实上，我个人的观点是，任何教条主义观点总体而言都要比单独的观点本身危险。知性的无神论者通常与非教条主义的有神论者更为接近，这与人们设想的可能不太一致。
最佳解释论证
到目前为止，我提出了无神论是得到经验证据有力支撑的观点，这种决定性的证据并非密不透风，只是说明我们应该抛弃教条主义思想，而非完全放弃这种观点，转向不可知论的理由。
由于这种论证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太薄弱了，所以应该花些时间说明为什么这种论证事实上是最适于眼前论题的论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怎样进行事实推理。
我们进行事实推理的主要方法被称为归纳法。这种方法是，我们由过去或现在观察到的东西推知过去、现在和将来未被观察到的东西，得出相应结论。这种论证的前提是自然的统一性，即自然规律不会突然停止或变化。应该注意到，这并不等同于说自然总是可预测的。这是一个愚蠢的论断，很多自然事件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但这些不可预测的表象都没有打破自然规律。变化多端的天气并非没有原因。
我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种自然统一性的假设。即使你刚刚坐下，什么也没做，你放松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重力不会停止，使你无法坐下；椅子的材料不会突然变成液体；你喝的茶不会突然毒死你。但这种对原理的依赖并不受严格逻辑的支持。从前提“在观察的过程中，事物一贯如此”，无法由逻辑上得出“事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因此，一个孩子觉得他睡时玩具可能会活起来，但他醒时就不会，他并没犯逻辑错误：他醒时所观察到的事实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从逻辑上证明在他睡时也是如此。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孩子错了，原因是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依赖归纳论证来理解周遭的世界。无神论者可以认为，如果一贯地使用这种归纳法，那么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