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无神论 [12]
苏联则相当不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公开宣扬的、官方性的无神论社会，这毫无疑问。我们还看到，在斯大林统治下，对民众的屠杀到了令人发指的规模。这是否意味着无神论应该为斯大林造成的灾难负责呢？
虽然苏联是无神论国家，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无神论必然就是邪恶的，正如希特勒是素食者也不能说明所有素食者都是纳粹一样。当然，这肯定可以作为一种历史论据，反驳无神论总是和善的观点，但只有非常幼稚的无神论者才会认为无神论者不可能做坏事。那些也认为苏联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驳无神论的基督教批评家们，按此逻辑，就必须承认像十字军东征或宗教审判这样的暴行反驳了基督教。
如果要用苏联的历史来反击无神论，就要说明苏联的情况是无神论信仰的必然的或逻辑上的结果。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民主社会中有成百万、上千万的和善的无神论者，他们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这就说明在无神论和纵容集中营的态度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联系。
然而，无神论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虽然我们不能说苏维埃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课告诉我们当无神论太具战斗性、启蒙的理想太过乐观时会发生什么。
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把这个说法孤立起来看，说马克思认为宗教应该尽快以武力废除，就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确认为宗教应该被废除，但废除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人民不再需要宗教安慰的社会。在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根本无需禁止宗教，因为人民不再需要宗教。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维埃共产主义在两个方面偏离了无神论的核心精神。第一，共产主义只是无神论信仰的一种，而且肯定不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第二，苏维埃共产主义由于积极地压制宗教，已经歪曲了马克思原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后者并没有宣扬对宗教的压迫。
事实上，即便苏联在官方上是无神论的，说它与宗教总是对立也是不对的。斯大林允许设立莫斯科主教区，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核心机构。根据历史学家迈克·波尔多的观点，在整个苏联统治时期该主教区
公开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军事行动：镇压匈牙利起义（1956），建立柏林墙（1961），侵略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阿富汗（1979）。
《俄罗斯》，选自《政治与宗教百科全书》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8年），第657页
后苏联时期认为宗教一贯反对苏维埃统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无神论者可以坚定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的暴政区分开，只需指出苏维埃共产主义甚至都不算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逻辑延伸，更不用说是无神论核心价值的逻辑延伸了，后者与共产主义完全无关。然而，虽然这个辩护已足够在历史法庭上赢得“无罪”判决，但苏维埃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有关无神论的两个危险。第一个是狂热的战斗性。不赞同宗教是一回事，而认为反对宗教的最佳办法是压迫宗教，把无神论确立为正式的国家信条又是另一回事。苏维埃俄国发生的事是我个人不喜欢战斗无神论的原因之一。当我最近听到有人说他们真的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疾病，期望未来这些宗教信徒可以得到治疗时，我就想到战斗无神论何以走向极权式的压迫。但这个危险不唯无神论所独有。宗教激进主义是任何信仰体系中都存在的危险，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警惕的危险不是宗教，而是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
因此，无神论的典范不应该是苏维埃式的国家无神论，而应该是西方式的国家世俗主义。事实上，世俗主义是西方文明的重大胜利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值得骄傲的遗产之一。绝大多数无神论者都不希望看到无神论国家，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世俗的国家。这里有关宗教和信仰的事务不是由政府来调节，而是由个人的良知来解决，这与拥护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大体一致。国家只有在极端主义威胁到公民的自由时才会介入宗教事务。
苏维埃共产主义警告我们的第二个危险是，不应该认为社会可以仅凭理性原则去组织，而无视其传统和历史，或者无视个人的自由。我们应该知道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包括伯兰特·罗素在内的无神论自由思想家在一开始都对苏维埃革命抱有很乐观的期望。人们幼稚地认为可以把社会这块石板涂抹干净，然后只遵从公平、正义、高效的理性原则来重新书写。这种大范围的无视或否认人类本性和文化传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的灾难。
无神论者完全可以不接受这种看法，而事实上，在看到这种看法在上个世纪带来的后果之后，现在几乎没有人还接受这种看法。然而，理性无神论总是有一种过分强调理性作用的危险，认为如果我们更加理性地去组织社会，生活就会更美好。如果这意味着把一个“更理性的体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的大众，那么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结语
我认为考察无神论的历史可以得到几个有关无神论的有意思的认识。第一个是，无神论的兴起与理性主义在古希腊的兴起及在启蒙时期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无神论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迷信被理性解释所取代，我们抛弃了对超自然王国的幻想，逐渐认识到怎样在自然世界中生活。
第二个认识是，无神论不应该为20世纪极权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记住，试图用暴力推翻宗教信仰的战斗无神论或激进无神论与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同样危险。因此，无神论最真实的政治表现应该是国家世俗主义，而非国家无神论。
第六章 反对宗教？
错与坏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神论的主要任务是攻击宗教。这是认为无神论的本质是反宗教，而非支持自然主义的一般看法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很难改变，因为在世界多数国家里，宗教都比无神论更受尊敬，因此无神论者不得不为争取自己的地位而战斗，在整个过程中都被当作宗教的可恶敌人。
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人们多么容易形成这种错误印象。英国早间无线电广播中一直有一档很重要的3分钟新闻节目，叫作《今日思考》。与其他世俗节目不同，它允许来自各个宗教的发言人发表有教育意义的，但通常也是陈腐的劝诫。英国三个主要的无神论组织，英国人文主义学会、国家世俗协会和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一直努力让非宗教观点能够在这档节目上得到表达。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想驱逐宗教观点，而是他们由于被排除在外而不无道理地表示愤慨，且担心这会强化这样的信息：只有宗教可以在伦理和人生方向的问题上有权威地发声。
然而，当很多著名公众人物签署抗议排斥无神论者的联名信事件被报道之后，很多人把整个活动看成是无神论者在对宗教界吹毛求疵。（英国广播公司安排了名为《今日不同思考》的一次性节目，让一位坚定的宗教反对者表达看法，他们肯定知道这个人会利用这次机会表达敌意，甚至怂恿他这样做。但这无济于事。）正如只想为女性争取平等代表权的女性主义者被懒散地矮化成“男人敌视者”一样，反对价值教育宗教垄断的无神论者被贴上了“反宗教”的标签。
只在一种意义上无神论才必然会反对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是虚假的。但仅从“反对”一词来看，多数穆斯林都是反基督教的，多数基督徒都是反犹太教的，多数新教徒都是反天主教的，等等。不过，不因这些教派有不同观点，就冠以“反对某某”的名头，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说某个群体“反对”另一个不仅仅意味着观点不同，还暗含着敌意。无神论不必对宗教有敌意，正如犹太人不必对印度教徒有敌意一样。
当然，的确存在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正如事实上存在反对新教的天主教徒以及反对天主教的新教徒。我之后会讨论这种敌对态度产生的一些原因。但这种敌意既非无可避免，也不是无神论的要求。
从根本上说，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反对是对其真实性的反对。所以，要论证无神论就有必要面对宗教信仰所提出的挑战。毕竟，也有很多高知人士信仰宗教，无神论者简单地把宗教信仰斥为愚昧的迷信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说明无神论有着坚固的根基。不过为了使这个论述更加完善，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其主要对立看法的优点。
上帝存在的论据
随便拿起一本宗教哲学的入门书，你都会看到许多有关上帝存在的传统论据。说明这些论据无法起到论证的作用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过我觉得不太值得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因为这些论据都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信仰宗教。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很多深入思考过这些论据的宗教人士也真诚地这样认为。例如基督教哲学家、多部重要宗教哲学教材的作者皮特·瓦迪就考察了这些论据，然后说它们是“浪费时间”。著有探讨上帝存在证据的《上帝实验》一书的著名物理学家，罗素·斯坦纳德说：“我不必去信仰上帝存在，我知道上帝存在，这就是我的感觉。”换句话说，哪里都没有证据和论据，真正重要的是个人信念。
那么，那些所谓的上帝存在的论据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瓦迪对阿奎那提出这种论据的意图做的解释，似乎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他想做到的是告诉每个信仰上帝的人（毕竟当时每个人都信仰上帝）这个信仰是理性的，”他说，“我完全不能确定，他会把这一点当作独立的证据。”
从根本上说，瓦迪是在界定一种被称为护教学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并非要说明上帝存在，而是要说明对上帝的信仰无需任何非理性的成分。它要做的是在信仰和理性之间达成和解，而不是用理性说明信仰的正当性。为清楚地了解这里的差异，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类比。一个准新郎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发现自己的未婚妻不见了。他在没有足够理性证据的前提下，坚信她去了南美，与之前的情人重聚。他的看法没有理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必然与理性相违背。只要他的信念与证据相一致，就算没被理性证明，也符合理性。
我认为证明上帝存在的传统论据也是这样。它们并不能证明上帝存在，至多只能说明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与理性和证据相吻合。它们旨在说明，上帝的存在既不违反理性，也没有得到理性的支持，但可以与理性相一致，正如新郎的看法与证据相一致一样，但除此之外再也说明不了什么了。
那么这样的论据有哪些呢？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论述这个问题，但有必要勾勒出它们的大致形态，说明它们的不足之处，原因也许仅仅是这些论据有时会被宗教信徒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