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无神论 [11]
在戴维·伯曼的无神论历史中，他对无神论作为一种明示的思想体系出现得如此之晚感到惊讶。他提出，第一部公开宣扬无神论的作品是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体系》，于1770年出版。英国出现的首部这样的作品是《答普莱斯特利博士致哲学无信仰者信札》，于1782年出版。后面这部作品的作者是谁尚有争议，它可能由威廉·哈蒙和马修·特纳共同完成。
是否还有无神论作品早于上述时间出现，是学术争论的问题。思罗尔坚定地认为，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的某些篇章具有无神论的性质，但他也同意霍尔巴赫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开无神论者”。因此，思罗尔的总体论述与伯曼的论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无神论作为一股完整的、明确的力量直到18世纪晚期才出现。在此之前，有一些零散的作品具有无神论的性质，甚至历史上有些时期认为上帝或诸神都不重要，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如此，比如早期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不过，那时并没有出现说明和宣扬无神世界观以取代宗教世界观的系统性的、持续性的尝试。
由此开始，无神论的出现和确立过程很有意思，伯曼对此做了详细的分解。不过鉴于本书的目的，我只想强调其中两个有趣的特征。
第一个是，无神论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与无神论伴随古希腊西方理性诞生而进步发展的模式相一致。正如无神论的先辈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从神话到理性进步的结果，无神论作为一种明示的信条是启蒙价值发展的结果。
虽然现在诋毁启蒙理想成了一种时尚，其最基本的理念却成了我们认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就平等、自由和宽容的准确含义可以进行争论，但三者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好的、公平的社会的核心特征。在理性力量的作用下，我们可能放弃了一部分启蒙时期的乐观主义，但我们肯定不想回到一个建立在迷信上的社会。虽然有人可能认为我们对于权威的蔑视已经太过，但极少有人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职位世袭的时代，回到只有男性中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利的时代，或者回到长老教士们掌握政治力量的时代。所以不管启蒙有什么错，理性之人总是把它当作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其核心理想的确取得了胜利。
因为公开宣扬的无神论随着启蒙而出现，就说无神论有着启蒙的光辉，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把现代无神论与启蒙同时出现完全当作巧合也同样愚蠢。它们在历史上同时出现至少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联系可能是什么。无神论把启蒙对迷信、等级和毫无根据的权威的抛弃当作其逻辑结论，而很多人这样认为。一旦我们准备用冷静的理性眼光看待宗教，宗教的不真实性就会不证自明，这种说法当然符合无神论的自我形象。很明显，迷信和神话的基础不是神性，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人类实践。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就不可能既认真对待启蒙的理想，又坚持宗教代表真理的信仰。
所以，虽然我这里并没有进行严谨的论证，但用人类社会和智识不断发展的过程来解释明示的无神论在启蒙后期的出现是相当可能的，即便这种发展并不平顺、时有倒退。
第二个有趣特征是，明示的无神论出现得如此之晚正说明宗教在我们的社会扎根之深。伯曼叙述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17世纪的作家通常否认人们成为真正的无神论者的可能性。真正的无神论者，即真的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与那些仅仅假装上帝不存在，并依此行事的人不同。当时宗教被认为具有普遍性。人们不可能相信有人会否定上帝的存在，就像他们不可能否定太阳或星星的存在一样。
事实上，的确有人把这种假定的对上帝的普遍信仰作为论据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是老话“五千万个法国人不可能错”的一个变化的说法，这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理性论据是相当薄弱的。毕竟，在某个时期，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雨来自神明，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们当然都错了。我们不用费太多脑筋就会发现大众的统一看法不能证明某事是对，还是错。如果大众意见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不必花时间去（比如说）寻找癌症的治疗方法。我们只需统一认为吃巧克力管事就可以了。
然而，对宗教的广泛信仰说明无神论事实上是逆势而动。这也解释了无神论会被否定性地定义为对上帝信仰的否定，而非被肯定性地定义为某种自然主义的历史原因。正如尼斯湖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在宗教信仰作为标准的地方，我们就会从否定的角度看待无神论。而宗教信仰先前一直是，且现在通常也是全世界的标准。
在两百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几乎受到一致反对的信仰体系能够确立为一种可信的宗教替代品，有上百万的拥趸（特别是那些睿智的或受过教育的人），的确是一种胜利。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没有宗教作为大背景的情况下生活、组织社会的经验是多么少。大众无神论还很年轻，因此，我们肯定会遇到其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人们认为，其中一些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个世纪的一些糟糕的历史片段。现在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了。
无神论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
无神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指责之一是它造成了20世纪某些最恐怖的灾难，包括纳粹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法西斯和斯大林都是无神论的政权，所以它们的暴行应归咎于它们不信仰上帝。对这种指责无神论者应该怎样回应呢？
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一个困难，即某些历史本身也存在争议。特别是，纳粹大屠杀的深层原因还处在激烈争论当中。我们这里无法解决这样的争论。所以我会尽量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有基本一致意见的事情上，只用有争议的事情来说明某些反对无神论的假设仅仅是假设，而非事实。为了保持本书的风格，我不会为这里的所有观点都提供参考文献和出处。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与深入阅读”（References and further reading）部分有相关信息。
我们先来看法西斯主义。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宗教在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在各地很不一样，有时很难说明。在西班牙，天主教在内战中与法西斯主义者佛朗哥站在一起，在他上台后很多年都仍给予他支持，直到1960年代他们之间才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事实上，很多人把这场内战看成是对无神论共和党人的宗教十字军东征。天主事工会的成员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占据了多少权力职位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当然，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并不是最残暴的法西斯政权，但也只是与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情况相比较时才可以这样说。比如，佛朗哥对巴斯克人的压迫和恐怖统治，这一幕被永久定格在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中，它描画了格尔尼卡在集市日最忙碌的时候遭到轰炸，此时平民伤亡数量是最大的。这可不是无神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明确的天主教法西斯主义。
在意大利也是同样，梵蒂冈在1929年与法西斯政府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拉特兰条约》，使法西斯意大利和梵蒂冈国互相承认，并使墨索里尼成为领袖，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天主教成了意大利的官方宗教。对墨索里尼的抵制在整个1930年代都在增强，但没有发现天主教会的主流反对他的政权，即便到1938年反犹法案通过之后仍是如此。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很难将无神论作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背后的推动力量。
图8 纳粹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自然主义无神论有很大的不同
纳粹德国的例子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是希特勒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法西斯暴行。但明确的事实是，纳粹德国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国家。比如希特勒就持有传统德国人的看法，认为女性应该专注于“Kirche，Küche，Kinder”，即教堂、厨房和孩子。
更具实质性的是，纳粹政府与天主教会于1933年签订了协议。新教与纳粹政权的关系就更为紧密，德国新教的反犹传统更是加强了这种关系。对纳粹的反抗并非来自新教，而是来自分离出去的认信教会，领导者是马丁·尼莫拉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今天的基督徒把这些反对者当作捍卫原则、反抗纳粹主义的光辉典范，事实却是他们不得不从原有的教会分离出去，才能领导反抗，因此基督教对他们的颂扬是没道理的。
纳粹学说本身也与传统无神论所倡导的理性自然主义相矛盾。相反，纳粹的意识形态反而是历史学家埃米利奥·金泰尔所说的“政治神圣化”。
当政治运动，或多或少有意地、独断地，赋予某个世俗实体（如民族、国家、政权、人性、社会、种族、无产阶级、历史、自由或革命）一种神圣地位，使之成为集体存在的绝对原则，作为个人和大众行为的主要价值来源，提升为公共生活的至高道德准则时，这个过程就开始了。它因而成为尊崇和奉献的对象，甚至需要人们自我牺牲。
罗伯特·马利特译自《政治的宗教：从民主到极权》
（罗马、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2001年）
从这种背景看，纳粹德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所假定的无神论，而在于它把鲜血、土地和民族等概念提升到准宗教的地位。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这样的神圣化与主流的理性无神论完全背离。
对纳粹德国，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大屠杀的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要否认宗教在西方反犹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滕·伦威克·门罗所写：
宗教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基督教自4世纪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就想使犹太人皈依，中世纪的基督教更是在整个欧洲对犹太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因为他们觉得是犹太人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这种信仰构成了反犹运动的基础，这个时期的宗教组织对此从未有过异议，甚至从未直接谈起过。
《犹太大屠杀》，选自《政治与宗教百科全书》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图9 教皇与墨索里尼签订梵蒂冈与意大利间的协议
似乎的确不能否定的是，基督教的反犹历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形成大屠杀的思想基础负有责任。
更具概括性的一点是，宗教总是倾向于进行对立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获得拯救的与罚下地狱的，好人与坏人。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从根本上说不仅具有区分性，而且这种区分性使人有高下之分。所以西方社会几个世纪的宗教传统使纳粹把人分为高等的雅利安种族和其他低等种族的做法成为可能，这个看法我觉得并不太离谱。
因此，把无神论作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力的看法似乎完全站不住脚。相反，至少我认为宗教很可能比无神论更应对法西斯的恐怖行径负责。不过宗教应该负责这一点对于我维护无神论并不重要。我只要说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