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9]
卢卡奇在总体上挑战了欧洲现代主义，在细部挑战了德国表现主义，挑战它们的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此回应对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持续高涨的呼声，并试图理解纳粹主义的文化根源。《表现主义的伟大及其衰落》（1934年）以及《紧要关头的现实主义》（1938年）等文章断言，时兴的先锋潮流帮助创立了法西斯主义可以在其中蓬勃发展的文化前提。卢卡奇的方案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它或许在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得到绝佳体现。
布洛赫在《论表现主义》（1938年）及其他文章中，对卢卡奇的论证路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反对将文学降格为政治，坚持表现主义事业的人文特质，并强调其对法西斯世界观中占很大成分的文化庸俗化的抨击。布洛赫也为表现主义的乌托邦感受力及其对新人类的展望进行辩护。他从未抛弃他早年的作品。与曾经宣称最坏的社会主义形式也胜过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卢卡奇不同，布洛赫始终认为最坏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要证明自己名副其实，必须预示最好的生活。乌托邦不能依旧是塞缪尔·巴特勒称为埃瑞璜（erewhon）的地方——或倒着拼写的（可以说是）乌有乡（nowhere）。
布洛赫将社会主义看作一项乌托邦计划。它应该作为重组的总体，提供对待人与自然的新方法以及体验文明的丰饶的新机遇。他的观点是末世论的，但绝不能简单地视为信仰或象征。在可以回溯至伊甸园的最基本的人类经验和形象中，都能找到乌托邦期盼。但最好的东西也出现在运动带来的兴奋、对爱的渴望、儿歌、白日梦以及在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体验到的轻松当中。每一项都是我们寻求的世界的朦胧预兆，而人类历史就是在生活的多个维度中表达并实现它的一场漫长的斗争。
图6 伊甸园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形象
包括死亡在内的我们全部的失望与恐惧的基础，是救赎的希望和被剥夺的人类自由。在希望的体验和存在所固有的残缺性中，乌托邦获得了本性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任务就是通过强调允许重新解释往事的“期盼意识”，去阐明这些无意识和半意识的渴望。例如，布洛赫的《基督教中的无神论》（1968年）强调共产主义的宗教根源；它影响到在拉美及其他前殖民地世界大受欢迎的解放神学。同时，《自然法与人的尊严》（1961年）坚持认为，对于公平待遇的期盼以及对于独断的制度性权力的约束始终推动着卑微之人的斗争。
乌托邦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也不一定都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根据布洛赫的看法，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将理性的降为真实的而依然无视魔幻、疯癫、童年幻想等同类事物中埋藏的未实现的乌托邦元素时，它便向批判敞开了大门。人们可以认为，他使这些心智状态具有了浪漫色彩，过分认同那些对它们称颂有加之人并过高估计了它们对于乌托邦哲学的重要性。但布洛赫的事业之中的批判成分是阐明非理性的理性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完全处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中。这不仅对于领悟魔幻和神秘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理解根植于种族主义及将直觉和非理性置于首位的其他意识形态之中的“虚假的乌托邦”，都具有重要意义。
布洛赫始终认为，未来不是某种机械的关于当下的周密计划。它并不产生于通过毁灭过去而通向未来的一连串步骤或阶段。但与此同时，乌托邦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与现实的骤然断裂。相反，通过辩证的方式，乌托邦构成一种特殊的重建的过去，它使人们意识到存在着的却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由此，每一个故事都有待解释，而解释有待重新解释。存在总是未完成的——其终点总是看得见的“尚未”。不存在绝对的拯救或救赎。没有审判日。随着人类反省它所忽视的，最好的生活的梦想不断重新闪耀着微光。
来自地球每个角落的工艺品以及以往未被注意的珍宝表明，最好的生活的梦想是不完整的。布洛赫的目光从琐罗亚斯德和孔子，转向虚构的谢赫拉莎德的传奇故事和16世纪诺查丹玛斯的预言，直至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对时间、死亡、仁慈以及最变化多端的情感的不同理解，在布洛赫所谓的“乌托邦实验室”中散发出生命力。包容和开阔的思维对于它的运转必不可少。格外遗憾而且讽刺的是，布洛赫本该在1938年那篇声名狼藉的题为《叛徒的庆典》的论文中[10]，为约瑟夫·斯大林编导的作秀审判进行辩护。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未曾提出如此丰富、多变、新颖并孕育着可能性的乌托邦设想。改变总体的每一个部分有了希望。但总体不只是其各部分的总和，实现某一部分的预期潜力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另一部分。布洛赫所谓的“世界实验”无法被完全兑现：乌托邦必定一直是乌托邦式的。
生存和解
赫伯特·马尔库塞同意这一点。但他对待乌托邦的方式迥然有别。他的《爱欲与文明》（1955年）是阐述自古以来被压抑的解放欲望、希望以及想象的一种尝试。马尔库塞在其学术生涯伊始便对席勒产生兴趣。他那一代年轻激进人士对于他的接纳远远超过歌德或18世纪其他魏玛文人。在奥斯威辛和古拉格之后，连同一场新冷战之中核毁灭的可能性，马尔库塞发现需要一种新观点来开展批判。美丽幻象、游戏冲动以及持续幸福的观念，为在人类学上同现实原则及其资本主义变体——施行原则分道扬镳提供了恰当的基础。
弗洛伊德将这些术语同延迟满足快乐以及压抑停留在无意识中的本能性欲联系起来。要在匮乏的世界中生存下来，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必需的。然而，马尔库塞认为，匮乏的现代世界在人为地维持着。发达工业社会结构强加着某种“额外压抑”以确保其延续。
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经济剥削、父权家庭结构、宗教教条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催生的虚假需求都导致了它的非理性。只有某种原始的罪恶感同其价值观和机制保持着联系。人们寻求并利用惩罚来平息解放的渴望以及典型的反抗思想，它们来自对原始父亲强加的不平等分工和满足感做出反抗的子女。这些反抗和模糊的解放梦想太过可怕以至于不忍回想，它们笼罩在雾霭之中，必须予以清除。人们因文化产业而麻木，丧失了选择余地，缺乏反思性，陷入快节奏但最终毫无意义的生存漩涡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历史失去了控制。
在压抑助长非理性愤恨和暴力的情况下，相比于毁灭，社会和政治活动对解放的关注越来越少。但这仅仅进一步强化了乌托邦期盼以及罪行和随之而来的对新的惩罚的需求，这些惩罚立足于越发具有操纵性且不必要的延迟满足方法。物质进步因此建立在心理退化的基础上。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无法处置他们的罪行，持续不断地重复着施行原则的压抑性价值观。
乌托邦是对这一切的否定。它呈现出创造性活动的升华形式，将主、客体结合起来，并将力比多从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在乌托邦中从心理上得到改造。匮乏得以克服，个人不再以工具的方式看待彼此。人被置于利润之先，工作变成游戏，几乎在生理上被残暴、剥削和暴力击垮的感性呈现出新的形式。这还不是全部。时间不再被认为是线性的，而是遵循自然被视为内部循环过程，类似于尼采所谓的“永恒轮回”。意识到生命的延展不是死亡，持久的幸福因此最终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论解放》成为马尔库塞描绘乌托邦生存的载体，在那里：
技术到那时将趋向于艺术，艺术往往会成为现实：想象与理性、更高能力与较低能力、诗学思想与科学思想之间将不再敌对。新的现实原则应运而生：在这一原则之下，新的感性与去崇高化的科学心智将共同创造一种审美精神。
《爱欲与文明》尤其招致铺天盖地的批评。但它始终是充满想象力的杰作。这部作品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以及他的其他元心理学思考中极度悲观的看法，改造为激进的乌托邦设想的基础。马尔库塞坚定重建本能的愿望，决心以最为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战异化问题，为集中营世界中人性的狂虐扭曲提供了解放的对照。他坚持认为，只有“生存和解”这种没有死亡恐惧的持久的幸福体验才能使爱神伊洛斯战胜死神塔纳托斯。应对这个表面进步、实则野蛮的世界，乌托邦是唯一可行的立足点。
《爱欲与文明》出版之时，西方世界的思想生活在法国由让——保罗“·萨特和存在主义者主导，在德国由君特·格拉斯和四七社”把持，在美国由垮掉派主宰。马尔库塞另辟蹊径。他的视角对他们的悲观主义提出质疑，随后向青年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开拓思路，接受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马尔库塞不是傻瓜。他知道他的乌托邦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之上，这种矛盾阻碍着它的实现：只有已经获得解放的个人才能带来解放的社会。他也明白他的设想在本质上是理论性的，也正因如此才是批判性的。但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对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构成了威胁。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1968年）对马尔库塞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并且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声称技术具有本体论结构，在没有阐明验证真理主张的标准的情况下讨论新科学是无效的。然而相反的观点指出，这样的批判是表面的，而不是内在的。它们都没有论及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爱欲与文明》是否提供了一种控诉现实的适当的理想标准。或者更坦率地说，它的乌托邦设想有多真诚，它的含义有多激进？
埃里希·弗洛姆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马尔库塞进行了批判。他的观点体现在《精神分析的危机》（1970年）和《修正精神分析》（1992年）收录的各种文章当中。通过强调社会条件在性格形成中的首要位置，弗洛姆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对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主张和本能论提出疑问。这使他与社会研究所的核心集体疏远了，并导致他在1939年正式与其决裂。于弗洛姆而言，心理学或元心理学的任何哲学基础只在其同临床实践相联系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没有与真实个体的真实经验相联系，这样的元心理学必然依托武断的概念操纵，而忽略掉有关缓解个人痛苦的问题。弗洛姆指出了马尔库塞犯下的各种技术错误。
比如，弗洛伊德从青春期前性欲的角度定义多形态性欲，这样一来，所谓的乌托邦式的对它的实现的渴望（马尔库塞声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婴儿期幻想的基础上的。弗洛姆由此认为《爱欲与文明》提出的乌托邦概念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