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8]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科学理性的批判也有政治上的误导性。法西斯主义者从未沉迷于科学理性或普遍范畴。相反，他们从意识形态上运用“犹太物理学”或“意大利数学”等概念。20世纪，科学理性的多数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拥护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如卡尔·波普尔；一些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也有少数如汉斯·赖欣巴哈甚至一度是极左派成员。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诺贝尔托·博比奥指出，对于实证主义的蔑视（而不是接纳）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有标志。
他无疑是正确的。
显然，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感兴趣的是在个人和群体的自觉意图背后发挥作用的辩证过程。但他们的辩证法缺乏历史规范。他们从不探究导致新的野蛮的政治决定的时刻。《启蒙辩证法》没有论及德雷福斯事件、俄国革命、法西斯进军罗马或纳粹的胜利。组织和意识形态冲突如同相关的人物一样始终不见踪影。极权主义与现代性——以启蒙运动为源头并以工具理性为媒介——之间的联系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依旧不甚明了的是，为何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从未经历真正的法西斯威胁，而远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屈从于反动势力。同样不明了的是，为何日本从未经历过启蒙运动，也没有来自左派的对极权主义的探讨。
苏联出现的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缺乏现代性的产物：葛兰西实际上将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而列昂·托洛茨基和列宁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取胜正是由于俄罗斯帝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社会民主党领袖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奇怪——比更加精通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清楚这一切。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不仅早在1918年便预言了苏联恐怖机器的出现，而且分析指出其乃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其他学者注意到，在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在意识形态上尚未同封建主义达成妥协时，就与反动派结成了联盟。
欧洲法西斯主义不是某种预制的哲学辩证法的产物，而是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觉的意识形态回应。它在各地的群众基础主要基于前资本主义阶级——农民、底层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存在和物质利益似乎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两个主要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威胁。与现代性有关的阶级多半支持那些接受大陆式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支持依然在形式上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竞争对手的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党派除了共产党之外都是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也都是在语言和行动上向它们开战的纳粹分子的敌人。
《启蒙辩证法》将这些真实的历史冲突抛入形而上的雾霭之中。它关于奥德修斯的著名的诠释就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奥德修斯对于其身份的舍弃成为在流亡中活下来的唯一途径。“意识的牺牲是根据其自身的范畴理性地进行的。”无法回头。工具理性是生存所需，而我们的生存形式造成了我们的毁灭。启蒙运动是关于一种动力的叙事，这一动力的具体影响以刺在集中营囚犯手臂上的数字而登峰造极。这个具有煽动性的观点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它以错误的具体性和错置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工具理性并没有带来纳粹主义，甚至没有损害个人做出规范性判断的能力。纳粹的胜利乃是真正的运动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这些运动的成员很有能力同时就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做出不同的判断。
法西斯主义从来不是意料之中的必然结果，正如它从来都不单纯是由现代性决定的。现实的运动和真正的组织、实际的传统和真实的观念相互冲突。忽视它们就是接受法兰克福学派名义上试图反对的思维的物化。《启蒙辩证法》中出现的是一个不肯让步的过程，它排除在外的东西多过它所阐明的东西——就因为它在历史主张上并不明确，政治判断上也不清晰。将性质不同的现象统一在一套规则之下的想法只会导致历史方向的迷失和政治困惑。考虑到卢卡奇本人同斯大林主义的联系，他大概不会加以指责。然而，他嘲讽法兰克福学派从其“深渊大酒店”眼睁睁看着朝向野蛮的跌落是有些道理的。
何去何从？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想要从启蒙本身的角度直面启蒙运动的局限。他们的出发点是自主性遭到的侵蚀。进步在他们看来造成了野蛮，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被置于更加广泛的“统治的人类学”之中。他们的工作不偏不倚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当中。但支撑他们的批判的肯定性要素从不是具体或清晰的。由于整体出了错误，也从没有进行调和，批判理论逐渐被迫将否定作为其指导原则。全面管制的社会是目的论的反向产物。物化正蔓延至社会的每一个缝隙，工具理性无论出现在哪里都只不过表现为另一种统治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提供做出区分的标准。对他们而言，基本情况显而易见：工具理性是问题所在，商品形态是祸根，文化产业是敌人。人们别无选择。只有持续的反抗，它是以始终难以捉摸的个人体验的名义进行的，如果这种体验被认为是真实的。
《启蒙辩证法》计划撰写续篇。两位作者或许觉得他们走得太远了。霍克海默期待的是“尚未书写的肯定辩证学说”。启蒙运动似乎需要拯救或改造，但始终没有实现。关于为何没有实现存在很多讨论。一些人注意的是作品的片段式结构——它对于格言和蒙太奇叙事方式的运用及其反体系特征。其他人突出的是作者在思想上对否定的投入。还有人指向了他们同左派的决裂以及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恐惧。然而，或许还有不同的原因。两位作者大概只是发现不可能提供一种“肯定辩证学说”——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肯定的”内容要讲。
第五章 乌托邦实验室
1795年，弗里德里希·席勒发表了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他的目的是保存法国大革命在恐怖统治及随后1793年[9]处决罗伯斯庇尔后保守派摇摆不定时期，也就是热月中摧毁的乌托邦承诺。席勒引入美学作为对现实的乌托邦回应。他的经典著作描绘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其中游戏冲动以其诉诸感性和赋予形式的特质改变着生存方式并悄无声息地重新定义了劳动和科学的性质。审美王国体现了人性的“内在真实”。它摒弃地位与权力的差异，展现了新的团结、自由以及对自然的非工具的对待。乌托邦存在于艺术产生的“美丽幻象”之中。但这种幻象也充当着一种规范性的理想。它依据自身的解放标准和目标塑造现实：它体现了已经被历史背叛的幸福承诺。
法兰克福学派将尝试拯救废墟、碎片和被遗忘的形象以实现这一承诺。它所处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转向了极权主义，新的先锋可能已无法实现其历史使命。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改造计划依然烙下了马克思的印记。新的物质条件被视为其转向美学和形而上学的正当理由。与全面管制的社会以及工具理性的统治作斗争，需要抛弃将艺术用于政治目的的一贯尝试。
美学批判立场此时表示，艺术的目标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社会的错误、提供关于事物应该如何的陈词滥调或迎合大众。批判理论重新定义模仿时必须考虑蒙太奇、意识流以及为体验现实并引起受众的乌托邦憧憬提供新形式——新幻象——的其他技术。当实现这些憧憬的条件最不具备时，这些憧憬很可能最为强烈。瓦尔特·本雅明关于歌德的文章中的名言，即“只是为了绝望之人，希望才被给予我们”，其背后的意思或许就在这里。
期盼乌托邦
恩斯特·布洛赫喜欢引用这段文字。但他认为，乌托邦需要更加坚实的政治和哲学基础——他试图在毕生投入其中的“更好的生活的梦想”中提供的正是这一点。阐明其内容的尝试促使他研究灵魂转世乃至炼金术等所有问题。但他也为构成地下革命史的失败的起义、被遗忘的实验以及未实现的目标中的乌托邦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都暗示着一个基于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世界。布洛赫的著作因此复兴了一个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的观念。这些作品未完成的、自由浮动的以及联想的特征，与它们的古典学的博大精深、表现主义的文学风格以及启示性的展望相得益彰。憧憬的幻想结合着对于记忆的批判性运用。从他所处时代回溯至欧洲自由城镇的工人协会、被遗忘的新教革命者如托马斯·闵采尔的神学、自然权利的起源以及最多样的宗教的神圣文本，都是汲取政治解放冲动的源泉。
不可否认，布洛赫提出的主张大多是断言而非论点；他的解释标准有时含混不清；他还经常混淆想象与逻辑之间的界限。但他想要做的是使乌托邦具体明确。最好的生活与总体的每一个在当前异化的要素作抗争。它突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性，将世界转变为最多样的个体实践的实验。激励这项宏大事业的目标具体体现在布洛赫三卷本《希望的原理》的结尾之中：
……人类无论在何处都依然生活在史前阶段，事实上一切都依然处在世界——一个正确的世界的创建之前。真正的开端不在最初，而在终点，只有当社会和存在变得激进，即抓住它们的根本时，它才开始起步。而历史的根基是改造和整修既定事实的劳动中的、创造中的人。一旦在真正的民主中，他把握了他本身并重建他所拥有的，而没有剥夺和异化，在这个世界中就会产生照进所有人的童年的东西，而这是所有人都未曾到过的地方：家园。
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都认同这种立场。他的《主体——客体》（1949年）以及《乌托邦精神》（1918年）著名的结语“卡尔·马克思、死亡与末日”，都显示出大体相同的看法。作为德国先锋派的中流砥柱，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斯大林主义的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在二战后成为莱比锡大学的一名教授，1961年柏林墙竖起时迁往西德，随后于蒂宾根大学任教直至离世。一战前，他与卢卡奇曾是挚友。他们一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事业反映了俄国革命英勇年代的雄心与希望。他们经常一起在咖啡馆参加活动——以致双方的特质在托马斯·曼伟大的战前小说《魔山》中融入了纳夫塔这个具有耶稣会特征的偏狭的独裁主义者之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两位朋友在各种美学和哲学问题上背道而驰。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以“表现主义争论”而闻名的围绕文学的政治含义的交锋中，他们之间的裂痕才变得公开。
在1924年共产国际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予以谴责后，卢卡奇与其言归于好。他决定留在组织当中，并坚持着这个决定。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僵化、更加教条，但无论如